后凯恩斯学派给出的不同答案-中国视角下的宏观经济

后凯恩斯学派给出的不同答案-潘登同学的宏观经济学笔记

次贷危机对新-新古典综合的挑战

在20世纪，我们已经看到大萧条和滞涨给宏观经济学的两次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这两次革命的发生都源于无法为旧理论体系所解释的重大经济现象的出现，也都带来了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改变。

新-新古典综合宏观思想体系是一个严谨的框架，充满了理论的美感，也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给出了许多有洞见的结论。 就像大萧条和滞涨一样，发生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也对宏观理论体系提出了挑战，至少在三个方面，次贷危机后的经济运行不能被新-新古典综合体系所解释。

1. 新-新古典综合中金融体系的缺失很难让其解释次贷危机，更谈不上预防次贷危机了，金融在新-新古典综合体系中仅处在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在中央银行家等宏观决策者所广泛使用的新凯恩斯模型，整个金融体系仅为一个名义利率所概括。
2. 对危机后时代全球经济的运行及宏观政策的运用，新-新古典综合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新-新古典综合相信市场在长期会让资源处在最有效配置的状态，对有效状态的偏离只在短期存在。相应地，宏观政策只能在短期内有效果，也只应在短期内实行。 但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都明显偏离了危机前的轨道，新-新古典综合所相信的市场长期调整机制并未见效，全球经济长期低迷。 为了托底经济增长，各国都普遍采取了极度宽松的宏观政策，政策应用早已突破短期的界限。美欧日的中央银行都采取了非常规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将利率水平降低到了0，还大规模地扩张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天量的流动性。这些政策都已经突破了新-新古典综合所认为的政策应用范围；
3. 新-新古典综合对危机前后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全球失衡，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结果缺乏解释力，自然无法开出有效的药方； 很大程度上，催生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地产泡沫就源于全球储蓄过剩。而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储蓄过剩又演变成了全球总需求不足，令经济增长长期陷入低迷。在新-新古典综合框架中，由于相信市场对资源有高效的调整力量，因而不存在储蓄过剩和需求不足发生的空间。

除了货币政策外，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也无法用新-新古典综合来解释

无论从真实世界经济现实的变化来看，还是从宏观理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应该都处在一个宏观经济学“革命”的时期。 但是，与大萧条和滞涨发生之后不一样的是，这次还看不到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式在孕育中，看不到另一场革命发生的可能。

• 从好的方面讲，这表明新-新古典综合与之前被取代的体系不一样，还是在相当多方面被证明其有效性和价值，有可取之处。
• 从坏的方面讲，这说明从现在看来，我们还找不到突破当前思维障碍的出路，找不到推翻新-新古典综合的替代品。

在革命尚未到来之前，宏观经济学也不是无事可做。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在两个方面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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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新古典综合框架本身因应次贷危机所提出的挑战而完善自身。这个框架的核心是长期有效市场(RBC理论)外套短期摩擦的混合体。 即当我们发现真实世界的市场并非如RBC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完美时，就可以通过在模型中加入更多不完美因素来更好的逼近现实。 只要我们在RBC理论中掺入足够多的“沙子”(摩擦)，终究能让整个模型运行起来像真实世界中的市场经济那样蹩脚。
2. 另有学者将视线投向了新-新古典综合框架之外，视图在这个框架之外为宏观经济学找到新的范式。他们不接受新-新古典综合的理性、市场出清、稻田条件等基本假设，另起炉灶来创建一套迥异的宏观模型。其思想发源于理性预期革命之前，这些模型是幼稚的，因为他们也缺乏新-新古典综合模型的凝练与自洽。 按照经济学史的分类，这些理论继承于新-新古典综合相对的“非正统学派”。

非正统宏观经济理论历史渊源

就像新新古典综合有其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一样，非正统宏观经济理论也有其漫长的历史传承。其中的一些核心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马克思、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家。对这方面的历史线索做一个回溯，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相关的思想。

与新新古典综合不一样，非正统宏观经济理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事实上，它是由许多不同的流派所组成的松散集合。它们最主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不接受新新古典综合（及其古典前身）的框架。但在具体反对新新古典综合框架的哪些部分，以及如何用更好的假设和分析来加以替代上，非正统宏观理论并没有太多的共识。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对非正统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各个流派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它们都对市场的有效心存疑虑。

古典与凯恩斯之争

古典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深的内核，是断言供给会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它反映了一种对有效市场的高度信赖（甚至可以说是信仰）。而与新古典传统截然不同的非正统宏观经济理论，其思想则可溯源到对萨伊定律的反驳。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萨伊定律的逻辑。萨伊相信，任何生产活动都会产生收人。这些收人会被收人的获得者立即花掉。因为某人如果不是有支出需求的话，根本就不会开始生产活动。如果假设灵活变动的利率能够让借贷市场出清，储蓄的引人也不会改变上面的结论。

对萨伊定律的反驳主要针对从收人到支出这个环节。不少经济学家相信，有了收人未必会有支出的意愿。如果支出意愿不足，需求就会成为经济运行的瓶颈，供给就未必创造等量的需求。马尔萨斯是最早提出这番逻辑的经济学大师。许多现代人对马尔萨斯的了解仅限于“马尔萨斯陷阱”，但其实马尔萨斯在有效需求理论方面的创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一封寄给大卫。李嘉图的信中，马尔萨斯写了下面这段话

有效需求由两个成分构成，即购买力和购买愿望．..．
我认为购买力并不一定包含成比例的购买愿望，我也不同意．.．
谈到某个国家，供给总不能超过需求。一国必然拥有购买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购买力，但我很容易地设想它不拥有购买这些产品的愿望

乍看上去，需求不足似乎很难想象。就算在物质生活水平相当丰富的现代，也远远不能说人的欲望已经充分得到了满足。总想得到更多、总想得到更好是人类的大性。所以经济学总是假设人的偏好是无餍足的。既然人的欲望无穷，又怎么能说派生于人的欲望的需求会不足呢？

• 人的欲望无穷不假，但只有具有购买力的欲望才是我们关心的需求。人的欲望如何表现为经济中的需求，取决于经济中的收人是如何分配的。让我们想象这么一个由工人和资本家组成的经济体。其中，工人的收人只来自其工资，且工资水平极低，仅够其温饱。所以，工人会将其所有工资收人都用来购买消费品。资本家的收人来自企业的利润（资本的回报）。资本家将其收人的大部分投人到消费品生产的行业中去。假设工人的工资上涨的速率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率，那么工人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将赶不上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张，从而让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减小，反过来抑制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于是，经济增长就会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减速。在这里，收人并未能与人的欲望有效地结合起来，因而需求而非供给成为长期增长的瓶锁。

用新古典的理论体系来看上面的故事，能够给出很多质疑。比如，如果全社会生产技术由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来刻画，那么工资总量占总收人的比重会是一个常数意昧着工资的增长率会与总产出的增长率持平。而从消费者跨期替代优化的角度来看，如果资本太多了，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会让人多消费、少储蓄，资源自动就从投资转到了消费上。但是，非正统宏观经济理论反对的正是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以及新占典对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假设。当放弃新古典对市场的信仰之后，资源在经济中的错误配置就会产生需求不足的状况。所以，是否相信存在需求不足，关键在于是否相信市场的力量。这正是马尔萨斯与萨伊的关键分歧所在。

马克思对古典的批判

•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为了节省工资成本，会越来越多地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但这会导致贫困的失业者队伍日益庞大（马克思称他们为“失业后备军”)，降低全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于是，消费品的需求短缺令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率下降，最终引发危机。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越发达，庞大供给与不足需求之间的矛盾就越突出，最终令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以现代的眼光来看，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一些可改进之处，但马克思确实抓住了市场运行中的一些不足，其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有一定解释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次贷危机之后，对马克思理论的关注度又重新上升。

凯恩斯对古典的批判

• 对古典经济学和萨伊定律的最有力反驳来自凯恩斯。凯恩斯并不完全否认市场有自发的调节作用，但他相信这种调节会相当缓慢。在凯恩斯看来，等到这种调整力量在长期终于发挥出来时，什么都晚了。所以凯恩斯会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In the long run , we are all dead .）凯恩斯相信，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状况会持续存在很长时间。凯恩斯认为，在产能过剩的状况下，需求能够创造更多的需求（即所谓的乘数效应）。
• 在讨论需求时，凯恩斯把需求主体分为了两类。居民（工人）是一类，资本家和政府是另一类。对居民来说，其支出决定于其收人（主要是工资）。而对资本家和政府来说，则是反过来，其收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他们的支出。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微观思维与宏观思维之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一个微观主体的支出总是应该被其收人所决定。但在宏观层面，则存在某些宏观部门的支出会变成对自己的需求，进而变成自己的收人的情况。宏观与微观的差异在于，在宏观层面一些部门的收支之间存在着反馈效应，在微观层面则无此机制。

卡尔多与凯恩斯思想有共通之处

• 卡尔多（ Kaldor ,1956）曾说过一句名言：“资本家挣到他们所花的，工人花掉他们所挣的。”用这句话来慨括前面的区分十分恰当。这种某些宏观部门收人与支出之间的反馈效应，凯恩斯曾用《圣经》中“寡妇之坛”的故事做过比喻。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一书中( Keynes ,1930)，凯恩斯说：“企业家不管花多少开支在消费上，属于企业家的财富增量仍然与之前相同。利润，作为企业家资本增量的来源，不管花掉多少在狂欢的生活中都不会枯竭，就像寡妇之坛一样。”

后凯恩斯学派(Post-Keynesian)

我们知道，新-新古典综合中已经包含了凯恩斯的一部分思想。但有经济学家认为。新-新古典综合对凯恩斯思想的吸收是片面的，缺失了凯恩斯最核心的思想。在新凯恩斯模型中，名义刚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只存在于短期，很快就会为 RBC 理论所设想的有效市场所替代。这显然与凯恩斯所说的“在长期我们都死了”的意思相差甚远。所以，在新新古典综合对凯恩斯理论的包容方式之外，还有经济学家试图构建其他的理论模型来更好地体现凯恩斯的思想。这其中，剑桥学派及其演化而成的“后凯恩斯”学派影响较大。哈罗德（ Roy Harrod )、卡尔多（ Nicholas Kaldor)、罗宾逊（ Joan Robinson ,）和卡菜斯基（ Michal Kalecki )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后凯恩斯学派不是像新新古典综合那样的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许多思想和模型组成的一个松散组合。其中还可以分出儿个明显的分支。但后凯恩斯学派的学者都把对有效需求的关注放到了自己研究的中心。在方法论上，后凯恩斯学派秉承实在论（ realism )的方法，认为宏观模型应该与它要描述的真实世界类似。这与秉承工具论( instrumentalism )的新古典学派差异明显。后者认为一个模型只要其结论有用，假设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正是因为秉承工具论的方法论，所以新古典学派才日益沉迷于自己假想的世界中，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

描述需求不足的剑桥模型

这个模型没有从微观主体的最优化问题出发，而是直接假设了宏观变量之间的一些关系。这个模型会受到卢卡斯批判的攻击，用古典的眼光看，这个模型包含着任意做出的假定，属于“特设模型(ad hoc model)”,在主流宏观经济的词汇中，ad hoc绝对是一个贬义词； 但是为了跳出新-新古典综合，我们必须要特设模型；

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名义总产出从收入法来看，包含工资、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而从支出法来看，则包含消费、投资和财政支出；
$$Y_t=W_t+{\Pi }_t+T_t=C_t+I_t+G_t$$
定义政府财政赤字$D_t=G_t-T_t$,则上式可以写成
$$W_t+{\Pi }_t=C_t+I_t+D_t$$
在分解工人消费$C_{w,t}$与资本家消费$C_{c,t}$
$$W_t+{\Pi }_t=C_{w,t}+C_{c,t}+I_t+D_t$$

下面对模型做出两个重要假设

1. 工人仅仅获得工资收入，且将其工资收入完全用于消费
   $$W_t=C_{w,t}$$
2. 资本家的储蓄率为常数，$S>0$
   $$(1-s){\Pi }_t=C_{c,t}$$
   这里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假设，是为了抓住真实世界中工人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收入决定的这一特性。而接下来的得出资本家的收入很大程度上由其支出所决定。这一假设是卡尔多“工人花掉他们所挣的”这句话的体现；

基于假设一：
$$\begin{gathered} W_t+{\Pi }_t=C_{w,t}+C_{c,t}+I_t+D_t \\ \Rightarrow {\Pi }_t=C_{c,t}+I_t+D_t \end{gathered}$$
这表明资本家的利润等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投资再加上政府的财政赤字。于是，资本家开支越大，自己的利润就越高。这便是卡尔多说的“资本家挣到他们所花的”这句话的体现；

基于假设二：
$${\Pi }_t=\frac{I_t+D_t}{s}$$
这便是后凯恩斯理论中有名的“剑桥利润方程"。他表明资本家的利润正比于资本的增长速度。

将上式左右两边同时除以$t$期期初的名义资本存量$K_{t-1}$,并定义$r_t\triangleq \frac{{\Pi }_t}{K_{t-1}}$为资本回报率，$g_t\triangleq \frac{I_t}{K_{t-1}}$为t期资本存量的增长率，$d_t\triangleq \frac{D_t}{K_{t-1}}$为政府财政赤字与资本存量之比，可以将上面的剑桥利润方程化为
$$r_t=\frac{(g_t+d_t)}{s}(1)$$
上式称为“剑桥方程”，体现了资本回报率由资本增长率和财政赤字决定的逻辑关系；

资本的增长来自投资，所以资本增长率就有资本家的投资意愿所决定。而资本家在决定投资多少时，最重要的考虑应当是对未来资本回报率的预期。因此，可以将资本家意愿的资本增长率表示为如下函数
$$g_t^d=f(r_t^e)(2)$$
$g_t^d$是资本家意愿的资本增长率，$r_t^e$表示t期期初的时候，资本家对t期期末的资本回报率的预期。函数$f(\cdot )$是一个凹函数($f^{\prime }(\cdot )>0,f^{\prime \prime }(\cdot )<0$),说明资本家对未来资本回报率的预期越高，意愿的资本增长率也就越高。但是预期资本回报率对投资意愿的提升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特性。我们假设资本家用静态预期的方式形成预期。就是说，资本家的每期期初的时候都预期这一期期末的资本回报率会跟上一期相同，即
$$r_t^e=r_{t-1}$$

与稳态很类似，结合(1)与(2)式，资本回报率预期$r$与资本增长率$g$有如下图的关系

• 将L点称为“低水平稳态点”, 当资本家对资本回报率的预期低于L点时，资本回报率和增长率都会向下发散。
• 将H点称为“高水平稳态点”，当资本家对资本回报率的预期高于L点时，资本回报率和增长率都会向下发散。

对模型的应用

这个模型的潜在假设时：经济处在产能过剩的状态，因此有多少需求就能实现多少产出。与新-新古典综合所相信的市场调节的机制不同，我们看到了需求面自我加强的机制。在初始预期比较乐观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投资热情较高。较高的投资反过来形成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又印证了之前乐观的预期。相反如果初始预期比较悲观，那么悲观的预期所带来的低迷投资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悲观预期，从而将经济所在低迷的状况中。

观察下图，可以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有托底作用

• 当一开始资本家的预期为$r_1$，根据剑桥模型，经济将会进入收缩通道，增速与资本回报率持续下滑；
• 这时，如果政府可以扩大开支，令剑桥方程线((1)式)，下降到d-dig处，让交点移动到$L_2$,这样就能让经济进入向好轨道，最终收敛到高水平状态。于是，这里的财政政策就不仅具有短期效应，而且还有显著的长期效应；

后凯恩斯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经济的事实

仍然采用价量分析的来判断市场瓶颈在供给面还是需求面

• GDP增速与通胀正相关，说明瓶颈在需求面

• 根据投资与经常账户盈余之和为储蓄，倘若储蓄给定，那么投资与经常账户盈余应该满足负相关关系；而中国的情况则不然，投资越多储蓄越多，而储蓄增长地比投资还多；

中国的经济状况足以影响世界

对中国经济的讨论

借助上面介绍的模型，我们来分析中国经济。我们应该知道新古典所假设的那一套市场调节机制在中国经济的现实中并未充分体现出来。而在后危机时代，诸多证据也显示中国经济处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状态。这表明前面这个描述需求不足的宏观模型对中国经济是适用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运行的两极化倾向十分明显。经济一向好就很快走向过热，必须通过宏观政策紧缩来加以冷却。而经济一旦恶化就很快滑向过冷，即使依靠宏观政策托底也很难保持稳定。“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十分明显。宋国青曾经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乒乓球。宏观政策就像两个拍子，不断把中国经济从两个极端击打回中间区域。在过去的30多年中，试图让中国经济稳定处于中间区域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有赖于宏观政策长期不间断的调控。这与新新古典综合世界观中的经济运行截然不同，而更接近剑桥模型所阐述的经济增长状态;

对我们的政策启示则是：需要通过扩张性的总量宏观政策来创造需求，稳定经济增长

• 放任经济增长的下滑将会导致（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一如1998至2002年那几年那样

中国经济的上、中、下三条出路

• 上策：做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切实推进消费转型(不是经济层面能解决的)
• 中策：在收入分配未能改革之前，持续通过扩张性总量宏观政策刺激总需求，稳定增长(政策兜底)
• 下策：收入分配改革不做，总量宏观政策也不刺激总需求，中国将会把全世界拖入经济危机——中国已经是个大国，对全球经济有明显外溢性

后凯恩斯学派与新-新古典综合给我们的启示

• 我们活在世界中，更活在世界观中——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世界就如何向我们呈现
• 新-新古典综合是一套看待经济的世界观——它既能帮助我们看清一些东西，也让我们看不到很多东西
  • 世界观就像一幅有色的眼镜，只能让我们看到真实世界中的几种色彩
  • 透过这幅眼镜所看到的色彩，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对这幅眼镜的信仰
• 在新-新古典综合之外，还有不同的世界观
  • 新-新古典综合并非真理
  • 我们并非别无选择
• 实事求是，从问题出发——世界观只是工具，要成为工具的主人，而不是工具的奴隶

查理芒格说过：“如果你手里有一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 次贷危机后，很大一部分中国经济的乱象与分析是在新-新古典综合这套世界观下，但是实际上这套世界观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如果盲目地用这套世界观，必然会导致发展畸形；所以我们脑子中的思想决定了我们的世界，我们要关心中国的经济就必须跳出固有的框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做出对经济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