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古典综合给出的正统答案-潘登同学的宏观经济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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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新-新古典综合)的思想源流
古典理论
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出现。从《国富论》发表到之后的约100年，这个时期称为“古典”时期。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约翰穆勒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大师。(其中也出现了马克思，他对古典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不过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对经济的关注集中与宏观经济，并且都相信商品的价格有商品的成本决定。
从19世纪70年代初，随着边际革命的兴起，经济学家认识到商品的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 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 这三位边际学派的奠基者几乎同时独立地提出了主观价值论，在杰文斯看来，价值由“最后效用”决定，门格尔认为价值由“最小重要的用途”决定，瓦尔拉指出价值由“最后欲望满足的程度”决定。他们都认为价值是由物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而效用是用以满足人们欲望的程度。这段时间在经济学史上被称为“新古典”时期。
萨伊定律：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萨伊定律不想它初看上去那样天真。恰恰相反，萨伊定律包含着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在萨伊看来，尽管人在市场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着各种交易，但这些都是障眼法。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易与原始社会中的以物易物没有本质区别。
在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的市场中，我们生产一个产品，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用，一定是要用来交换其他自己需求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需求，那么他就不会生产任何东西。
所以生产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有产品生产出来了，一定是因为先有需求存在。所以如果供给找不到需求，那就说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是不会发生的。
引入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之后，一个人可以将其收入储蓄起来留待未来使用。这样产品的出售似乎就未必会带来对产品的等量需求。但是，古典经济学家相信，灵活变化的利率会时刻保持借贷市场出清。这样萨伊定律已让成立。
所以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货币只是在实体经济上蒙上一层货币的面纱。把这层面纱揭开，会发现货币无非是表现在名义价格上的一个计数符号，并不会改变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 现代经济学中的“古典二分法”反映的就是古典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
凯恩斯理论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凯恩斯之前的宏观经济学思想统称为“古典理论”。 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有着对高效运转的市场机制，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高度信仰。
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认为，市场未必总是像古典经济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有效。 市场并不能总是能够为供给找到相匹配的需求。相反，经济完全可能陷入有效需求不足的、产能过剩的局面。 所以，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平衡供给与需求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要发挥作用。
凯恩斯的理论与古典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古典理论相信市场，因而认为政府只应该发挥好“守夜人”的功能，通过保证法律和秩序的执行来为市场运行创造条件即可。 而凯恩斯则认为市场会失灵，因此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来弥补市场的不足。
凯恩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信仰的否定，而哈耶克则对凯恩斯理论持否定态度，哈耶克认为政府不可能得到足够多的准确信息来对资源做出有效的配置。此外，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为越多，就越容易导致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权，最终导致令自由尚失的集权主义。 哈耶克的思想集中体现在《通向奴役之路》中。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战火绵延了几十年，在几十年的争论中，两派的观点的强弱变化主导了全球经济的风潮。
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认知总是通过“合题”对“正题”和“反题”的融合来实现螺旋形上升的。如果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正题，那么哈耶克的就是相对的反题，最终，在市场和政府之间需要得到折中调和的合题。
这个合题，就是萨缪尔森提出的“新古典综合”
新古典综合认为，要将市场与政府结合起来。市场有效运转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失衡。而政府则可以通过他的宏观调控政策，时刻将市场引导到有效运转的轨道上。 这段时间，菲利普斯曲线的发现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将凯恩斯的思想与菲利普斯曲线结合在一起，就是新古典综合的核心分析框架IS-LM-AS-AD模型。 在这个框架中，IS-LM模型决定了经济总需求，而菲利普斯曲线因为联系了失业率(与产出负相关)与通货膨胀率,因而决定了总供给。 二者结合起来就决定了经济的产出和价格水平。
在新古典综合的思想中，宏观经济就是一台机器，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将这台机器的结构和参数弄清楚。 于是经济学家在经济和市场的各种数据中寻找相关性，估计变量间的统计关系。这样的研究形成了描述大规模联立计量方程模型。 于是，政府只需要按动经济机器的按钮(调控宏观政策)，把机器运行调控到合意状态就行了。
新古典综合对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也带来了显著影响。在新古典综合的框架下，宏观经济为类似IS-LM-AD-AS的模型主导，着力刻画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与重在求解优化问题的微观经济学很不一样。
新-新古典综合(New-neoclassical synthesis)
20世纪7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经济增长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出现，引发了宏观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理性预期革命,这场革命的标志是“卢卡斯批判”的问世。 卢卡斯认为人的行为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那些基于人的行为假设的经济分析是无效的。而IS-LM-AS-AD模型中大量方程式对人行为的假设与估计。
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就是很好的印证，人的行为会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不稳固——当人的预期发生变化时，这些关系就会破裂。 因此宏观经济分析必须从微观主体的理性出发，通过求解微观主体的优化问题来推导宏观上稳固的关系式。
在经济学思想上，理性预期革命带来了对古典经济思想的复古。 基于理性预期、微观主体优化及市场出清的假设，宏观一般均衡模型重新找回了古典理论的结论。 在拉姆齐模型中，我们看到了经济均衡与鲁滨逊经济的等价，看到了萨伊定律的重现。 这些基于微观主体最优化、价格灵活变化的宏观模型被统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New classical)”。
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再发展下去，在20世纪80年代演变成了“真实经济周期”(RBC理论)。 RBC理论本质上就是一个基于微观基础的新古典宏观模型。 只不过学者发现，在这种具有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中，如果加上随机变化的技术冲击(索洛剩余)，模型就能很逼真地模拟出真实世界宏观经济变量的运行动态。
不过，就像古典理论一样，RBC理论过于理想化的假设与现实不符。 没有人相信大萧条时期美国25%的失业率是因为美国工人嫌工资低，主动休假所造成的。 凯恩斯对古典理论的否定不是全无道理，这就催生了“新凯恩斯”(new Keynsian)理论。
新凯恩斯理论是通过在新古典模型中“掺沙子” 来做到这一点的。 新凯恩斯理论假设存在种种“名义刚性”阻碍了价格的灵活调整。因此、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市场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做出最优反应。 同样地，由于名义刚性的存在，市场也无法及时对政府政策做出完全反应，因而无法完全对冲政策影响。 所以，在短期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对经济有影响，从而提升经济整体的福利；
将RBC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融合到一起，就得到了新-新古典综合。新-新古典综合的宏观模型，简单俩说就是一个RBC理论的内核，加上名义刚性在短期内给市场运行带来的阻力。 在短期内，价格没有调整到位，宏观政策可以作为、应该作为。 而在长期，价格调整到位，所以长期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作为、不应作为。 这样，市场与政府取得了平衡。至此，现代主流宏观经济模型，以及对应的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世界浮出水面。
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驱动力
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宏观经济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随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而变化。 按照供需分析的方法，市场中的价量同涨同跌就说明是需求面的约束， 价量反向波动则是供给面的约束。 从经济增速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性可以推知经济运行的紧约束在供给面还是需求面；
- 从1929年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解说，二者长期高度正相关，表明需求面约束着美国经济的发展，注重需求管理的凯恩斯思想会在这段时间产生是很自然的；
-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的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间长期负相关，表明美国经济受供给面的约束。宏观经济学会抛弃传统凯恩斯的思想，而重新拥抱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念就不奇怪了。
- 而在次贷危机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重新编制高度正相关，表明需求面的约束再次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这段时间凯恩斯的思想又重新受到了重视；
新-新古典综合的世界观
“新-新古典综合”世界观的政策含义
- 总量宏观政策（总量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无效
- 总量宏观政策不能熨平潜在产出水平本身的波动，也不应试图熨平这样的经济波动
- 总量宏观政策可以加快市场向有效状态的收敛速度，因而可以在短期内熨平偏离潜在产出水平的经济波动——但效力只局限于“短期”（短期也就是几个季度）
新-新古典综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新-新古典综合”世界观对中国的政策含义
- 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之后的长期增长减速是潜在产出水平下降带来的——因为经济在长期围绕潜在产出水平波动，所以长期增长的放缓只可能是潜在产出水平下降带来的
- 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之后的长期增长减速是供给面因素造成的——长期增长的瓶颈在供给面
- 面对这种长期经济增长的减速，总量宏观政策无能为力，也不应试图去改变这种减速的局面
- “调结构”重于“稳增长”；“供给侧”重于“需求侧”
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国天真的市场派，他们似乎只是学有所成将西方那一套完备严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照搬过来，没有事实求是的对其改造再应用。
- GDP增速与通胀正相关，说明瓶颈在需求面
用新-新古典综合的世界观来看中国经济，后危机时代我国长期的稳增长政策(实际上是正确的)是错误的，而且制造了不少的副作用。相应地，我们理应对这些政策错误加以清算，并把政策重心转移到对长期经济增长真正有意义的技术水平 A 上面。中国着力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包含“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俗称“三去一降一补”)。其中的“三去”明显就是对过去刺激性政策的否定和清算。至于我国长久以来的结构改革的呼声、释放改革红利的呼吁，则或多或少反映了倡议者对技术水平 A 的关注。
思想的力量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拙劣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力量，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则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或迟或早，对形成善良或丑恶的观念而言——更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通论》，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