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邓小平，他被评选为了1978年的，年度全球人物。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世界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之前的600亿美金的招商引资项目落空之后，邓小平即刻改变思路，不久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颗棋子，落在了中国的南海边。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一个叫做“经济特区”的想法即将变成现实，一个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台前。袁庚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身的军人气质，他被誉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将，袁庚在1944年的时候参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战役，1949年职任炮兵团长的袁庚率部解放了深圳。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以“国际间谍罪”关入了北京秦城监狱长达7年之久。袁庚出狱之后，任职交通部招商局第二十九任董事长。
刚刚到招商局的袁庚就给中央写信，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建设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他说600亿美金的引资计划搁浅了，打开中国地图哪里还有钱？东南一角有一个叫香港的地方。我们可以在临近香港的地方建立一个开发区，桥头堡。这样即能利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且结合起来。
这封信呢就到了当时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也是袁庚的老上级李先念同志的手里。李先念很欣赏袁庚的想法，就和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也表示支持。那李先念就打电话给袁庚，叫他到中南海来当面汇报。袁庚接到电话呢，卷起一张军用地图，就飞到了中南海。到了中南海，见到了李先念和副总理谷牧，打开地图就汇报他建设蛇口开发区的设想。袁庚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希望国家能给我一块地方”。李先念拿起笔，在他的军用地图上花了一个圈，说：“这个给你”。袁庚一看啊，这个圈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全部都划进去了，看完吓了一跳，我哪里敢要这么大的地方啊？于是李先念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勾，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这个半岛，便是以后的蛇口工业开发区。面积2.14平方公里。当时的蛇口就是一个海上偷渡的口子，它距离香港的元朗特别近，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年轻人从这里跳下海去，偷渡到香港，天亮以后会有几具尸体被海水冲回来，紧接着到晚上又有人跳下去。袁庚看着这样的蛇口，却满怀信心的说，这里就是中国未来的夏威夷，那一年的袁庚已经年过花甲。
袁庚办蛇口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是他却争取到了两个权利。一个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金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于是，他走遍香港，向港商和银行贷款，前后两年，招商局借了15亿元。拿着这笔钱用来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通一平。
同时呢，袁庚大大的简化了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办公司，从土地、规划到招工，往往一个月就能全部搞定。如果大家搞过工程的就知道了，一个项目从设计到允许你开工建设，现在都要走非常漫长的过程，国土、林业、规划、环保、水务等等每个职能部门都可以卡住你几个月，再小的一个工程，你没有半年的时间肯定是不可能开建的。所以当时袁庚一个月搞定这些，放在现在都是无法想象的。就这样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纷涌入，两年多时间，蛇口的企业已经超过百家。
那么香港商人来到蛇口办企业，他们经营什么呢？当时的蛇口和后来的深圳特区想出来一个概念叫做“三来一补”，三来指的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来样装配，一补指的是补偿贸易，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意思就是所有的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全部从香港或者国外进来，我们这里有便宜的土地和便宜的劳动力，再加上我们的税收优惠，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补偿贸易再卖到香港和国外去。这就叫做三来一补，靠成本优势赢得天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成天说的中国制造的初级形态。
通过三来一补引进外资企业，发展当地经济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袁庚在蛇口大胆的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他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原来的职务级别只能记入档案，到了蛇口的实际职务和待遇和你来之前的毫无关系。在蛇口你权利有多大，拿多少钱，全靠民意选举。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达不到半数认可的官员就要下岗。干部终身制和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的废除。
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职业生命全数压上，毫无退却之意。后来，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几次动员袁庚，希望他担任深圳市市长职务，都被袁庚坚决的回绝了。早已过了60岁退休年龄的袁庚显然想在蛇口完成他所有的理想。
在1979年的中国，蛇口和袁庚的出现，让铁幕般的计划经济被桶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之后，深圳特区也开始建立。中国春天的气息就从这么一个小圆圈里弥漫了出来。
随后的深圳特区成立，深圳从县级城市一跃升级成为正地级市。深圳特区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但是国家只拿出了3000万元贷款，专供深圳经济特区开发。这个数字的微不足道和10多年后的上海浦东特区开发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这点钱还不够搞两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呢。当时深圳的开发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土地来换现金。这个想法可谓大逆不道。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社会主义的土地、中国党的国土怎么可以出租给资本家呢？面对这样的质疑啊，有人翻遍厚厚的《列宁全集》后，终于在里面找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工厂、住宅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者协作社使用。同样的，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转交给社会”。据说啊，当时的深圳所有官员都是能滚瓜烂熟的背诵这段话，有人来质问的时候他们就流利的背诵给那些人听。
但是舆论的指责从未平息过，以至于当时“西服能不能穿、头发能不能留长、牛仔裤能不能穿、迪斯科舞能不能跳？”等等的话题都是争论的焦点。就更不用说，袁庚、蛇口还有深圳了。当时冒出来一种声音，说袁庚已经走错路了，走到资本主义那边去了，把中国的蛇口搞成了香港，出现了很多很多资本主义的因素。不客气的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其他全部都是资本主义的。
袁庚面对这样的非议并不害怕，他大胆果敢，性格开放豁达。有个小故事，说有一天袁庚的一位老同事正在办公室里上班，袁庚跑进来问他说你看过风月片没？就是你看过毛片没？那时候的毛片应该就是三级片，我们现在说的毛片应该是特指岛国动作片吧，真枪实弹直接进入主题，三级片应该是有唯美背景故事那种吧。袁庚的同事就说：“我是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我怎么能看那种片子？没看过。”结果还是被袁庚拉着到香港湾仔的一个录像店里看起了风月片。袁庚说你作为党员要敢于批评对吧？但是你要批评之前你总要接触啊，不然你怎么说这个东西的好坏呢？你都无法评判，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呢？
所以啊，由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袁庚的性格。那么意识形态由体制内向体制外的突围。这正是袁庚他们这些改革先锋需要承担的任务。
当时袁庚为蛇口工业区设计了一句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被做成了很大的标语板，树立在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在当时“大锅饭”的意识形态之下，这句口号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到蛇口工业园区视察的时候，袁庚在陪同汇报时，故意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口号烦不烦忌？我们冒得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求小平同志的当场表扬，只要求能允许我们继续实践。”此言一出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邓小平简短有力的说了两个字：“很好，很好！”
这下好了，所有蛇口工业园区管委会的官员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多年来蛇口的成果，得到了小平同志的认可。之后袁庚感慨的说，蛇口站住了，中国有希望了。从此之后，这一标语风靡全国，全国各省省会城市都可以看到这条标语，它
成为了当时最著名的改革经典语录。当口号一旦成为一种精神传播的话，于对改革的推动力量是无法计算的。
随着蛇口和深圳的成功，紧接着珠海、汕头、厦门、温州、宁波、南通、连云港、青岛、烟台、上海等14个港口城市相继对外开放，我们中国最终形成了全境对外开放的局面。30多年来这些沿海城市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中国综合实力与竞争力最强的区域。
但是，我们把目光再转到10多年前的蛇口。美国法律大师罗尔斯曾经说过，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权威体制，如同“流沙上的高楼”，一旦那个权威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的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1992年，已经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后，蛇口迅速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袁庚所在的中国招商局在“维新派”李鸿章创办107年之后，竟然意外的又一次承担了中国商业进步实验者的角色。在英雄般的序幕后，再次因体制羁绊而中途退出前台。2004年6月，蛇口工业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灰飞。
在蛇口，袁庚并不忌讳人家叫他“老板”。这种对资本家的称谓用在他身上似乎挺恰当的。在前后15年时间里，他像老板一样掌握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缔造了它，袁庚像父亲一样的塑造着它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从规章制度到种在蛇口的每一棵树，他一心想让自己的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前程远大。尽管在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但是在灵魂上，他始终是蛇口的主人。
袁庚在晚年的时候说对于蛇口有三件遗憾的事情：
第一件是1979年到中南海向李先念同志汇报开发蛇口设想的时候，没有敢接受李先念画的那个70多平方公里的圈，后来自己要的蛇口太小了。
第二件是1982年蛇口的口号其实设计之初是有四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当时谨慎考虑，就只留下了前两句。袁庚肯定想不到十多年之后，顾客何止是皇帝，我们顾客已经被商家称作上帝了，而且直接吧我们顾客当爹，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第三件事情，也是袁庚自己说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让蛇口错过另一个也许更有效率的成长模式。这次错过发生在1981年，以李嘉诚、霍英东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来到蛇口参观，他们提出能否入股蛇口，共同开发这片土地的时候。袁庚没有细想，拱拱手说“谢谢诸位，我借钱投资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就这样“耍滑头”的婉拒了。袁庚晚年说，当初如果允许李嘉诚、霍英东他们入股，蛇口将被彻底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动力。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振兴一方经济的。而90年代末，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唯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诞生的太早，因此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袁庚应该是在他离休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错误”。于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力排众议让蛇口三个下属公司走到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一个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就是后来的招商银行，它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效率最高的银行。第二个是平安保险公司，它后来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保险机构，它的当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这个人后来竟成为中国首富。虽然马明哲后来也澄清自己不是袁庚的司机只是下属，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袁庚就是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的缔造者。还有，第三家公司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
晚年的袁庚常常都和他人聊起“如果把整个蛇口都放出体制外，今日的蛇口又将如何呢？”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是希望他这位强力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优秀的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袁庚还想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就是在这块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截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蛇口的落寂便已经命中注定。
袁庚1917年出生于深圳，1949年，当上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贫穷的家乡。2016年1月31日凌晨，就是4个月之前，袁庚在深圳蛇口与世长辞，享年99岁。白寿之年，袁老仙去。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将值得我们每一位后来人尊敬与铭记。他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在经济上“解放”了这片土地。他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就可以望见香港元朗，他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是当年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然恍如前尘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