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
我们讲了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这段时间之内，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试验的整个过程。在这27年时间里，认认真真进行有效的经济建设的时间有多少呢？我算了一下只有2年零7个月。我们来数一下，1949年，5月陈云同志上海实验，10月开国大典。翻过年去1950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一仗就打倒了1953年7月份。1953年5月在苏联人的帮助下，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规划。这段时间是认真搞经济建设的，只搞到了1955年12月份。1956年开始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中国民营经济，开始搞大国营。1959年到1961年，开始“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并且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1964年三线建设，继“大跃进“之后又一次国力虚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搞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打倒。27年时间里面2年零7个月在搞经济建设。其余时间呢？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把革命进行到底。
那么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新的领导人还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原则。两个凡是是什么？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的遵循。所以，任然在搞阶级斗争，在搞意识形态，在搞无产阶级专政。
1978年以前的中国不堪回首，现在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命题拷问着每一个对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国人，也正是这一年，一个小个子巨人——邓小平，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他执政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整场改革的节奏。他有着惊人的坚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彻底的决断力。
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
任何一场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一场观念的变革。经过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任然统治者人们的头脑。科普一下，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个，叫做极左。为了改变这样的极端思想统治情况，随后小平主持“全国科学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紧接着5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作者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封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此文一出，舆论哗然。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完全是瞌睡遇到枕头啊。正要想办法进行观念变革的时候，马上就有这篇文章出现了。于是马上指出，此文章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这场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直接在思想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从此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对改革开放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的今天。
到了1978年底，12月18日的时候，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毛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就是把全毛主席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领”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组织路线。这无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经不再是每个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正式由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开始向以商业进步为主，以经济发展为主，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家迈进。 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转型，全世界的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在1978年的冬天开始了这次巨变。中国从此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所以在1979年1月份的时候，美国的时代周刊，评选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时代的年度人物，这个年度人物桂冠给了是邓小平。这本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的杂志足足用了48页介绍邓小平和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标题为《新中国的梦想家》。此时，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即将在一个叫邓小平的人的领导下发生变化，开始变革。
邓小平，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全国人民给了他一个尊号，叫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那么回顾三十年的改革，我们来看邓小平的这个称号，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会问这场改革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我们是不是经历了一个有计划的、有设计的一个改革呢？但是，当我们打开邓小平文选三卷，我们把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全部读一遍，会有一个很意外的发现，就是邓小平在《邓选》三卷里面，没有对任何一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施细则上，进行过任何的详细解读，比如说，中国的钢铁怎么搞？中国的粮食怎么搞？中国的金融体制该怎么搞？中国的轻化工业该怎么搞？等等等等。邓小平的邓选三卷里面都没有涉及到这些。
那么这位伟人到底怎么引导这场惊天巨变向着他预想的方向前进的呢？
《邓选三卷》里面有这么几句话。
第一句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国贫民穷，搞计划经济。在这样搞下去不行，所以我们要过河。要过什么河呢？要过计划经济这条河，要到河对岸，变成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怎么过河呢？中央也不知道，所以中央就说大家把鞋子脱了往水里跳，摸着石头往前走。那么你摸着石头怎么能够走道对岸去呢？
小平说了第二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曾经遭到毛主席的嘲笑，如今却成了功利主义的绝佳宣言，这是一个极端的实用主义的方式，你不管用什么手段，你只要能够把经济发展来，让老百姓富起来，让自己有钱。那么就可以。
小平的第三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桌子凳子全部掀翻？把房顶全部掀翻来抓住那只老鼠，来搞改革呢？是不行的，第三句话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其实是“计划经济大师”陈云说的，但是被邓小平多次引用。邓小平和陈云虽然在经济治理上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是在对政权的稳定和共产毛主席执政地位的维持问题上是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任何的经济变革不能够影响到执政毛主席的地位，不能够影响到国家的团结，不能够影响到民族的团结。为了确保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指的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毛主席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87年10月，中国共产毛主席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就是改革的边界。
另外邓小平还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均贫富”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理念；他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表明了改革的迫切性。他说“不争论”，表明新的改革措施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无法在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自圆其说，因此必须“干了再说、错了再改！”
所以改革的方法论，改革的思想基础和改革的边界，都在改革伊始的时候设定下来。说明这场改革是充满了巨大冒险和试验性质的变革，这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的改革，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而且是在一个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中进行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所面临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凶险状况。
吴晓波很早以前去过温州采访，有一个当地的官员喝了很多酒就和他说，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倒出了历史的真相。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法是计划经济之法，所有的改革都需要对法律进行突破。而一开始中央不可能设计好一个改革的方案，一个改革的蓝图。所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下面开始，老百姓千军万马过河，往前冲。任何一次突破都是一个违规违法的过程。那么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之后那些被抓住的人就很有可能成为违法分子，被大浪淘沙掉。
所以总结一句话，记住这句话对我们理解这场改革开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句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而下的政策改革追认的方式呈现而已，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那么改革伊始的时候，我们中央想怎么搞呢？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邓小平先后出访了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诸多国家。邓小平早期在法国留学，后来在印刷厂当过工人，半个世纪过去了，邓小平又再次走进了资本主义的工厂，他也是唯一一个早在年轻时候就亲身经历过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领导人。这次出去看了之后，吃惊于日本、新加坡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对新加坡的经济制度表现了浓厚兴趣。承认新加坡当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方法是对的。中国也应该这么走，所以当邓小平从新加坡回来之后，制定对外开放的方针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参照了新加坡的很多做法。
1978年中国领导人也是大量的出国考察。当年就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出国考察，一共出访了51个国家和地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都是在扮演超级推销员的角色，推销的产品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也是带队遍访欧美各国，寻求外资的合作。中国领导人去到的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外国人就和我们说，只要中国打开国门，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的钱，都可以投资到你们中国来。只要你搞改革开放就可以。
紧接着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国经济振兴的计划，要向欧美和日本引进600亿美金，新建120个重大的重化工业项目、钢铁项目、汽车项目、军事项目、化工项目等等。这个计划听起来有点耳熟是吧？是的，这和之前我们讲到的我国的“一五”规划很像，和当时的“156工程”很像，是想搞国家商业主义，用国家的力量迅速建立很多重化工业项目，希望能借用“一五经验”把我们国家一下子从泥潭里拉出来。但是，欧美和日本并不像当时的苏联人那样愿意帮助我们，我们雄心勃勃的搞了一个600亿美金的引资计划在1979年的春天就宣告流产。
当时的外资考察团如同潮水一般的涌入中国进行考察，商谈项目投资的事情，但是又潮水般的离开之后就渺无音讯、石沉大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幅他们从没有想象到的画面。
外国的考察团他们看到的景象是：
第一、中国当时的工业配套基础非常的差，1978年很多外国记者参观了中国工厂，在此之前国外记者是不能进入到中国工厂进行参观的，这是第一次打开国门让外人来看。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武汉，武汉钢铁厂，看到一个车床。上面写了车床的出厂日期，是1840年。记者一看说，这个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1940年吧？但是厂长说，记者同志这个就是1840年的，我们用到现在还很好用。
还有一个记者到了重庆，重庆一家卡车厂，卡车厂的品牌叫什么呢？叫永进牌卡车。记者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厂长说我们这个卡车只有前进挡没有倒退当，所以我们这个卡车叫永进牌卡车，永远前进。
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度落后的工业配套的状况。
第二个当时的中国情况，之前也提到过，劳动效率极其的低下，经济学家张五常，他1979年到中国来。在论文中写了一个细节。说中国大陆当时的劳动效率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住一个酒店，墙上破了一个洞。三个服务员在补洞，一个人拿着水泥、石灰，一个人指着这个洞，第三个人补洞。说三个人再补一个洞。这就是当年低下的劳动效率。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将“袁庚”，之后我们还会讲到他。袁庚当时到上海船厂看到这样的景象，那里的工人都不工作，当地人说冬天要找阳字号，夏天要找风字号。意思就是冬天晒太阳，夏天乘风凉，就是不干活呗。袁庚说，这样的中国，如果还不穷的话，天理难容。所以当时企业界有句话叫做，“领导假装给我发工资，我假装工作。”这就是全国国有企业的一个状态。从1956年消灭了民营经济之后，现在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第三个让外来投资者想不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1979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商人叫霍英东，他是一个爱国商人。他知道中国搞改革开放以后，就到中国的广东来建酒店，酒店名字叫做白天鹅大酒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霍英东在回忆录里说，为了建这个酒店我累到脱去人形。他的压力来自哪些地方呢？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大酒店的所有配套设施和物品都需要从香港进口，就连浴缸的木塞子，你在中国大陆都完全找不到一个配建工厂，所以你要从香港进来。那么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到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去审批，那审批的流程就非常非常的漫长。所以后来霍英东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就写了一封信，给广东省的各个科长处长们，说某年某月某日，白天鹅大酒店即将开业，开业当天，国务院副总理某某某，广东省省长某某某都要来光临剪裁，他拿着这封信，给各个领导看，请你马上帮我给签字批准，如果不批呢，酒店就开不了业。副总理同志来的话会很糟糕。就这样逼着科长处长们帮她签字。霍英东面对的第二个什么问题呢？搞五星级酒店在北京和上海的媒体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大家说这个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那我们为什么要五星级酒店呢？就开始争论。他说当时非常的恐慌，当时的北京的机场刚刚在搞改造，改造的时候呢有一张壁画，上面画的呢是西双版纳泼水节的一个景象，画面上有四个女孩子，然后因为泼了水就裸了上身的。然后这张画在国内的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说这张画是黄色的，也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然后霍英东说，每次下飞机都要去看看这张画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那么我的酒店就还能经营下去，如果画不在了，那我的酒店也就不搞了，我就回去了。所以霍英东看裸画也是企业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那么各位想，在当时打开国门以后，所有外国投资者，看到的都是这样一幅景象的话。第一、工业配套基础差到无法想象。第二、劳动效率极端低下。第三、还存在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外国人进来考察了之后，潮水般的进来，又潮水般的回去。到了1979年，中央就开始手足无措了，没有钱，那怎么来搞改革呢？当时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一亿美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现在去年，2015年我国有3.3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所以当时银行里也没有钱，老百姓也没有钱，那没钱怎么来搞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当时陷入到了一个困境。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用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当时如铁桶般的计划经济体系上砸开了一个洞。这个人是谁？他想出了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