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下)

上一期我们说了上海试验取得成功之后,在中国第一次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前后,党人几乎同时取得了经济高速成长和清除民营经济两个重大的胜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现在看上去如同天使的馈赠,但是没想到它却是魔鬼的诅咒。这使得治国者的信心前所未有的膨胀。随后,中国巨龙在自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58年,急于求成的毛主席在工业还有农业两大领域,同时发动“大跃进”。
先说工业大跃进,目标被定为超英赶美。毛主席认定,中国经济超过英国的唯一评价指标应该是钢铁产量,要钢铁挂帅。要求经济部门修改预定的指标,钢铁的指标被定在了1070万吨,一年之内要增长一倍。于是乎,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开始了。全国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很多人把家里的铁锅、铁盆、铁门把手全部都捐献了出来,倒进火红的炉膛中。这一年,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108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国钢产量的确是超过了英国。但是,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近乎自毁性的事实:1108万吨钢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土办法的小高炉炼出来的,全部都是毫无用处的海绵钢,废钢。大炼钢铁不只中断了我国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很多山上的树被全部砍光,用来炼钢。而且为了全民炼钢,各地大量的把农村里的人招到城市里来,到年底,全国企业和国家机关职工人数达到4000多万人,比上一年整整多了一倍,粮食供应的形势,马上就严峻起来。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
再说农业大跃进,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粮食“大跃进”同样荒唐。根据毛主席的要求,1958年的粮食指标为8000亿斤,棉花则为6700万担,都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成为1958年最出名、最响彻云天的一个口号。各地农村纷纷造假,虚报粮食产量,小麦的亩产纪录从绝无可能的1500斤“上涨”到13万斤,这完全就是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到了年终的时候,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万亿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
在1958年我们除了大跃进之外,还干了第二件事,是成立人民公社。早在1948年国共战争到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宣布临时行宪,民主选举总统,要还政于民。党这边呢?推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耕者有其田。最终全国人民选择了党和的《土地法大纲》,选择了耕者有其田。10年之后,1958年治国者宣布成立人民公社,所有农民都要入社。把土地收归集体所有。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农民来说最大的一个诱惑就是可以吃大锅饭。从此之后我们家里就不用做饭了。我每天抬着口缸到公社里吃饭,管饱。那我们农民很善良,我就把牛、农具、土地全部交给了公社。第二天拿着口缸等着吃饭就行了。才开始一段时间吃的很好,结果三个月之后,没饭吃了。
就这样,1958年在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如同一位狂奔后虚脱了的运动员,由疯狂跃进跌入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1959年~1961年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现了很多饿死人的现象。主管经济的刘少奇也承认,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反哺”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大跃进”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日后有许多论文和书籍进行了反思、总结。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是1958~1962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一五计划期间的10.9%。据美国学者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说:“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现在估计是1000亿元,几乎两倍于‘一五’期间对基本建设的总投资(550亿元)。”1958年就是这样被称为自毁的一年。
到了1959年发生了一件在经济史上很重要的事情。在东北发现了大庆油田,因为是国庆十周年大庆,所以叫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对国民经济非常的好,从此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以有石油了。但是,他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使得当时的治国者认为,我们中国再也不需要全世界了。石油我们都可以自己供应了。全球化和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已经有能力闭关锁国了。
到了60年代之后,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苏联和我们撕逼了。老师加兄弟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一百万。于此同时,美国出兵越南,中国遭遇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威胁”,中共决策层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据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把东北、华北和华东沿海一线、二线地区的重化工业基地向西部和西北等三线地区搬迁,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号召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这在中国工业史上,规模宏大而秘密的三线建设,是继之前说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156工程”之后,最集中、最重大的工业投资活动。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累计投入资金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军事和重化工业项目。
最终,预想之中的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是庞大的“三线计划”便成了又一次的国力虚耗。在布局上,三线建设以军备为建设前提的,所以把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得极为分散,有的为了隐蔽甚至是建在山洞里面的。用备战化的方法进行工厂建设,低效率、高投资是可以想见的,因为这些项目建设的资源配置不是为了流通、生产和效率、就是为了备战。完全和经济规律是背离的。所以最终三线建设计划浪费还有损失都高的吓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大量地处大西南深山沟里的三线工厂被废弃,当年国家投资几十亿元建设而成的厂区,后来如同一座座鬼城。
紧接着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国民经济彻底紊乱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十年浩劫,触目惊心。
1966年5月,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把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冲进全国的所有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紧接着,工人也被发动起来,各种名目的革命造反组织纷纷诞生,他们喊着“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进行着残酷的武斗。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决策机构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在过去十多年里主管全国经济的中央及部委领导,除了周恩来总理之外,几乎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其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三年之后1969年死于开封,邓小平和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由于造反派的全面夺权,那套从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指挥体系彻底瘫痪。这场空前的浩劫,一直到毛主席去世的1976年才终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另一个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空间和体制空间。
这个时候的中国全民思想被高度统一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上,思想“洗澡”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精英被基本消灭,知识分子被蔑视,自由商人阶层被整体切除,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在农村消耗生命,即便是国家领导集团内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经济制度上,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了它所有的特征: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贸易关系的商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些被大家忽略的事情,就是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当时的邓小平很有远见,他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大量的经济建设都是以军事化为主,以重化工业为主,涉及吃穿用的民生行业管得很少,所以邓小平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和平时期。如果政府投资搞经济建设的话应该做一些和民生相关的产业。按照这个想法,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之下动用了43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这几乎已经是当时我国的全部外汇储备。四年时间里引进了26个大型的成套设备基地。现在的天津石化厂、上海石化厂、北京石化厂,广州化肥厂、南京氨基酸厂、天津大港电厂、武汉钢铁厂等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建设的。这一轮的中国经济建设很少有人谈起。大家都觉得我们的这一轮经济建设应该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是的,没有错。但是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1973年的这一轮投资建设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大的基础。
计划经济是一次重大的试验,他到最后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第一个结果中国社会成为了一个短缺经济的社会,物资极度的匮乏,中国长期受到短缺经济的困扰,并且在1955年的时候出现了全国粮票,紧接着就是布票、鱼票等等的票据,短缺经济直接造成了票据经济。在经济学上的解释就是通过票据的方式来控制你的需求。短缺经济时代一直到1993年正式取消全国粮票,才算得以缓解。
第二个结果是工人和农民乃至整个社会都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因为农民嘛刚才说了搞农民公社,所以每天早上出工扛着锄头走道田头就是找个阴凉的地方睡觉,因为你生产的多少和你没有关系,吃大锅饭嘛。这就是人民公社。后来改革开放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人呢?当时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政府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工作。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里面,工人的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块钱,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2块6毛钱。
中国经济学家顾准,在1974年去世之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中国社会的活力已经荡然无存。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的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现在,我们站在当代推演计划经济大试验整个过程的时候,有的人也提出说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当时不至于如此一败涂地。在当时看来,陈云在上海对通货膨胀的整肃和“一五”计划的成就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但是我们要说,其实,这种幻想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国家治理的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都是一以贯之的经济制度,并无重大更改,“大跃进”和“文革”无非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了而已。
所以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到了1978年中国必须要搞经济改革。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上,整个国民经济已经衰竭到了一个极限。
那么我们的治国者又是如何即使醒觉,悬崖勒马,开展全面转向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的呢?还有,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又是怎样力挽狂澜将整个中华民族从命令性计划经济的泥潭中一点一点的拉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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