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聊了改革伊始的时候，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区蛇口和他的主人袁庚，聊了因为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粮食产能和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还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因此从土地中益处，间接性的造成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聊了具有代表性的乡镇企业万向集团和鲁冠球。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到城市再来看看。
还是再回到1978年改革伊始的时候说起，这一年有一个特别重要事情值得提一下，就是终止11年的高考重新恢复，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很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在这一年，北京二轻局的工人薄熙来，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虽然他后来是吧？就不多说了。还有陈为荣，黄宏生和李东升一起进入华南工学院，十多年之后他们因为创办康佳、创维和TCL被称为中国“彩电三剑客”。还有一名山西棉花八厂的工人，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他叫张艺谋，这一年最年轻的大学生才12岁，他是未来微软全球副总裁，名字叫张亚勤。
到了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地返回到城市，一些小型的骚乱在各地此起彼伏，就业问题顿时成为中国第一个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十年前，由毛主席发动的知青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中学生走出校门，打起背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今天依然被称作“知青”的这些人，经过整整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礼，如同从梦境中突然醒来，集体逃回到了城市。他们要吃饭，他们要工作，他们要生存，这是一个精力旺盛、自认为被耽误青春、什么事都可以干，却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干的庞大群体。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唤醒的中国，但中国面对很多问题，”文革“破坏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环境，以及大量返城知青。邓小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变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拯救这一切。
邓小平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就在知青集体返城的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全国的第一张个体户执照据说发给了温州的小贩章华妹。到这一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十万户。
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然性，在此刻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此时被确定下来了。而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开始了，尽管开始得不情不愿，磕磕绊绊。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里，其实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那就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呗。这样一来一个新的身份名词开始在城市里流行：个体户，它指的是没有国家保障、自主创办小店小铺的人，它听上去似乎百味杂陈，有蔑视、有同情，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才由蔑视转变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
这个时候在安徽芜湖一位号称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进入了全国人们的视野。
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路边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当时跟着父亲做小商贩，卖苹果啊什么的，生活特别困难的时候，就跑到江西贩卖板栗，那个时候板栗是粮食啊，不允许贩卖的。结果就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关了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计，买了点葵花籽炒了去卖。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慢慢的赚了钱。但是赚来的钱太多，放在家里就生霉了，就把钱弄到防震棚上去晒，好几十万块钱放到在上面就这样晒着。结果不久，市委里面就来人了，说你胆子不小啊？干什么呢？不要脑袋了？赶紧收起来！当时年广久晒钞票，是当地芜湖人民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来年广久真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几十万的钞票，就算现在你拿出来放到房顶上晒，都一件很得瑟，很嘲讽的事情。那个时候你这样搞，那不是要作大死么？一个卖瓜子的文盲居然可以发大财，这一事实，强烈的冲击着当时人们的思想。当时的国营商店，里面的员工一个月就20多块钱，但是傻子一天可以挣上千块钱，周围眼红的人那还不找你的小辫子揪啊？说你再这样搞下去不就是资本主义吗？
傻子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上千斤，他便请来一些年轻人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多了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马上就有人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整个安徽省。并且在政府官员中也广为流传。紧接着“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那就是资本家了。所以，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而如今，年广久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年广九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很特殊的一个人物，说是第一个资本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炒瓜子的，把自己称为傻子的一个人。这具有很强的讽刺性，也说明僵化的计划经济的理论，一旦到现实中是多么的可笑。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当时在中国已经有10万工商户。雇佣人能不能超过8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这些个体户每天都可以听到风声，让他惶惶不安。他们都害怕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请他们去”喝茶“，他们害怕政策的突变。他们也希望社会上的支持和观念上的理解。当时的个体户们，也没有办法摸清中央的政策，所以人们就看周边的人和事，就看着傻子，如果傻子被抓了，那我们赶快收手不能干了。但是如果傻子能干那我们就能接着干呗。年广九在我国个体经济有风向标和晴雨表之称。
这场雇佣工人能不能超过8个的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这个时候，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也早就超过100万元了，但是争论却还是尘埃未定。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讲话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年广久因邓公一言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政策上，一直到1987年，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在当时，年广九已经是全国的一个典型，如果抓起来会对全国私营企业造成震动，就变成杀鸡给猴看的情况。通过邓小平的”放一放“我们可以看出，中央的态度是宽容和任其发展的态度。所以小平是起到了定调子的作用。
很有意思的是邓小平一共三次提到过这个安徽的“傻子”。第一次是1982年的”放一放“，他让年广久一时成名。第二次是1987年，再到1992年南巡讲话期间，邓小平第三次提及年广久，可见这个“傻子”在邓公心目中的象征意义之大。在吴晓波的记忆中，也只有傻子年广久能有幸被邓小平在公开场合三次点名。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年广久的处境便会随之跌宕摇摆。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三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顿时阵脚大乱，公司血本无归。1989年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这是因为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后，中央政府开始整顿名营企业，我们后面会说到。
年广久啊，他多年来都是从事个体经营，就算是后来成立了傻子瓜子公司，但是年广九的个体经营作风，管理方法没有改变。这些问题在效益好的时候就都掩盖了，但是在停止有奖销售吧年广九的计划打乱了之后，这些种种问题就暴露出来。紧接着1989年，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年广久是一个文盲，他只会写五个字”年广九同乙“，所以他根本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规范的账本，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肯定是一本糊涂账，怎么可能说的清楚呢。年广久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这个案件一直拖了两年，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估计这也是欲加之罪了，年广久回答说：不是10个，是12个。他后来对记者说：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呵呵，年广久真的是很有意思。很快，到了1992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又一次点了他的名，结果一个月后他就被宣布无罪释放了。
放出来当天，芜湖市委对这个事情很慎重，要拿这件事情做一点文章，表明我们对私营企业是很关注的。很支持的，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怕。所以特意在市委小礼堂，所有的市委常委集中起来，要会见年广九。当时怎么称呼年广九呢？称呼同志，不合适。称呼先生又距离感太大。最后还是想了想称呼老年。所以当时芜湖市委书记第一个握住了傻子的手说：“老年，你吃苦了，希望你能够正确的对待这件事情，振作起来，把你的傻子瓜子事业做大做强。”
直到这一天压在年广九身上长达12年的问号，终于圆满化成了一个感叹号。出狱后的年广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特地寄上了几斤瓜子。表达了感激之情。
年广久说他一生只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这自然是他应该感谢的。
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中国社会成长起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成为我国“解放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对社会的贡献巨大。吴晓波说：”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