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篇文章，我打算换一种阅读的方式——每天只读一小点，也就是每天只读一到两个观点，同时对所读进行思考。
先简要说说洞穴奇案的案到底是什么吧。本书只花了很简短的篇幅来描述案件，大意是五名驴友受困洞穴中（洞口坍塌），水尽粮绝的情况下，在苦苦生存二十天后得知外界还有十多天才能打通隧道的情况下，决定摇骰子吃掉一个人，牺牲一人以救活其它四人。
若是在四年前，即使是陷入了功利主义的陷阱中，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牺牲一人以救四人，去追求那盏“圣杯”。若是这个比例扩大，一个人与一城人，那可能连最后的一点愧疚感也没了。
有说法律是保障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这会不会使得法律陷入功利主义中，很难讲。我想以《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的臆想方法来推论，在远古的法律上，从第一份楔形文字《汉谟拉比法典》来看，其条文主要是用来保障了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障了继承权等等的，并且法典中包含了违反这些条文的一系列酷刑，那些“高等公民”从根源上制定这么严苛的法律的动机，不就是功利主义吗，不就是利己或者说利于这个小团体的吗？
所以从法律的起源来看，它是上位者制定的规则。不过法律发展了这么多年，初衷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认为是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的赞同罗翔老师所说的“法律具有双面性”。一方面上，它能够约束公民的行为；另一方面上，它能够约束权力的实施。关于前者，我不做赘述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说说后者，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吏具有一种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也就是张居正所说的“大官怕小官”。具体一点，张居正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军队将校升级，论功行赏，取决于斩敌首级。从前有个兵部小吏，故意把将校们上交的文书报告中的一字抹去，再在上面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给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而将校们听到这个消息则慌了神，因为有些人不免会为了首级数目滥杀无辜，比如取无关百姓首级。所以纷纷会贿赂这个小吏，而小吏收到贿赂后会报告，发现前后报告并无不同，皆是同一个字。
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小可说成笔误，大可说成谎报军情，而这就是小吏的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说法律是如何约束权力的实施的，古代法律确实不够完善，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法家思想重，和现代法律思想相差甚远。不过不要认为现代社会就不会出现落后的思想来，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从前“严打期间，司法从简”的样子，公检法挤在一条板凳上，协同办案，甚至还有“定罪指标”，以至于弄出流氓罪这种啼笑皆非的罪名来。
所以说，在法治社会，刑法不再是刀把子，而是双刃剑，一刃针对犯罪，一刃针对国家权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律的精神从前到现在有所改变。而由这一观点，法律的功利主义的论调，似乎也有那么一点不准确了。
我认为，如果把法律理解成为功利主义，似乎就是把法律往工具上去靠了，成了工具主义。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法律文字和法律精神上去剖析，到底是要选择法律文字，还是要选择法律精神。（我们不讨论中庸的二者皆可的理论，我很讨厌这样的做法，因为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只有把二者的利弊逐一剖析出来，才能做到真正的中庸，而要做到剖析，就必须纯粹的选择一边来解读。）
- 从法的文字上来看，似乎很好的杜绝了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这件事，因为只要遵从法的文字，就是将法当成了工具，而如果法是逻辑严谨的工具，就必须事无巨细的说明应该怎么使用这个工具，不能留下太多可选择的空间。事实上，前几年老是有人在呼吁完善法律就是想让条款更精细化，最近外国人永久拘留的管理条例里面最让人不能接受的就是“其它情况”四个字。对于洞穴奇案，如果选择法的文字，那么活着的四人无疑是死罪。
- 从法的精神来看，如果我们从法制定的精神去剖析，这些人好像也罪不致死。比如，正当防卫免责的基本解释中，比如于欢案，或者昆山案，同样是致人死亡，但是论法的精神，他们是可以被原谅的，可以被理解为正当防卫的。同样，在洞穴奇案中，能不能被相似的理解为正当防卫呢？亦或者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法律是文明社会的体现，在洞穴中是否存在文明社会呢？我是支持从法的精神去看待洞穴奇案的，关于这点，我觉得三体中，蓝色空间号和我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终于，我想说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电车难题上，若是现在选择，我不会做任何事，不会救万人以牺牲一人。我现在觉得功利主义很恶心，尽管它在分析很多人行为的时候很正确，比如去分析特朗普在疫情后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去分析他行为背后的动因的时候，功利主义很好用。不过，正是大多数人陷入到功利主义的漩涡里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很恶心，并且我也意识到我和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样的。
更甚，我在现实中没法脱离功利主义，无奈只有在虚伪的乌托邦中，沉浸在谁也不救的美好结果里。
（2020年4月3日） Day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