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国根据苏联的模式，取消了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的经济地理学，其地位上升，将人文地理学取而代之；在西方，农业地理、工业地理、运输地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一般来说和经济地理并列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我国则按苏联的形式，将上述部门划归经济地理学所属。经济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独立的两门科学，一般认为它们同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这个范畴不是科学分类的名词，也不是事物的名称，究竟是什么？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说清。地理学、统一地理学和综合地理学，有的学者认为是不同的，其原因是地理学和统一地理学有时是同一个名词的两种说法，它混淆了两种不同学科的性质，是合二为一的东西，因此是不科学的，资产阶级出于阶级的需要，使其得以产生和发展，故地理学、统一地理学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地理学。所谓综合地理学，有时可理解为地理学范畴，这个范畴有时可认为是一个容器，它容纳两个不同的学科，有如一碟中盛的拼盘菜肴。
经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并列，就此而言，经济地理学似乎和人文地理学类似；但我国如同苏联一样，经济地理学的实际范围，比西方人文地理学要狭窄得多，象政治地理、军事地理、商业地理、消费地理、决策地理、行为地理、民族地理、民俗地理、旅游地理、计量地理、文化地理、语言地理等，都未纳入经济地理学的所属范畴，因此，苏联和我国经济地理学与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经济地理学与西方经济地理学，虽然名词一样，内容也不完全相同，我国一般认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布局（或生产配置、生产分布、生产部署）的科学，就此而论，“经济”二字与“生产”二字内涵一样，而西方经济地理学一般认为是将商品的生产、商品的运输、商品的销售进行研究的科学，是在商业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区别不仅在于表达的语言文字不同，还因为生产布局一般是静态的平面分布，而商品的生产、运输、销售则是动态的过程；分布有一成不变之意，而过程则处在千变万化之中。
一、我国的经济地理学
我国经济地理学，在建国前已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湖南大学还没有经济地理系，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曹廷藩教授出任系主任。严格地说，则是在解放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国经济地理学曾经历过长期的争论，最早于1953年，孙敬之在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各国各地区社会生产力配置（规律）的科学引起的，因为这一结论与苏联的生产配置的提法不同；其时，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班，孙敬之的提法首先在研究班的师生中引起了争论，逐渐形成了两派，即以孙敬之为首的生产力配置派，和以胡兆量为首的生产配置派。争论的形式先是口头的，后来则发展到学术论战，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刊物《教学与研究》提供了争鸣的园地。1956年孙敬之发表了《论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胡兆量发表了《略论我国经济地理学界意见的分歧》，把争论推向了高峰。争论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争论的问题也超出了对象的范围，包括经济地理学是年青科学还是古老的科学，经济地理学的性质等。在对象问题上，孙敬之的观点受到邓启东、鲍觉民、杨克毅、王惠民、刘世锜、杨吾扬、张维邦等的支持；胡兆量的观点则得到周起业、段宝林等人的支持。当时的争论气氛是好的，特别是孙敬之作为经济地理界的公认权威，能够与其学生辈的年青人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术争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美德，曹廷藩对他的学生多次提到这件事，表示了对孙敬之的佩服和崇敬之情。但争论的双方，后来越来越离题，以致把争论的焦点转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面，正如中国地理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济地理组主席梁溥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对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讨论，是有争论的，但还没有形成对立的派别，因为主张‘生产力配置’和‘生产配置’的发言，都肯定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生产（或生产力）配置不能脱离生产关系，所以认为主张研究对象是‘生产力配置’就是脱离生产关系，是太严重了些；同样，认为主张研究对象是‘生产配置’就是代替了政治经济学，也是太严重了些。其实，社会上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也没有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二者是统一的东西，科学是客观的反映，不能把它割裂开来。但是经济地理学不是研究生产力的本身，也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身，而是研究它的地理配置，研究配置当然也不可能把它割裂开来。从经济地理学的调查实践中证明，研究生产力配置不能脱离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不能当作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正如孙敬之指出的那样，“过去几年中，中国经济地理学理论争论，大部分是苏联争论在中国的反映和继续。”苏联的争论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于20年代开始，延至30年代，主要是统计学派与区域学派之争；战后则是经济学派与区域学派之争。在我国被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定义，是由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费根（Фeйгин Я.Г.）于1951年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第六期发表的《经济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提出的概念；1954年《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在总结经济地理学中两派争论的结论中，认为是最可接受的定义；1955年苏联地理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又加以确认，定义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的地理配置以及各国家各地区生产发展的条件和特点的科学。”尽管如此，争论仍然没有停止，区域学派的代表、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巴朗斯基（H.H.БapaHcкий）和沙乌式金（Ю.Г. Cayш-kин）都不同意这一定义。
曹廷藩于1958年参加经济地理学理论问题的争论。曹廷藩生于1907年，他的家庭很贫困，因此他只能走工作、学习间隔而行的道路求学；1937年赴英国留学，1940年回国，即投身经济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我国老一辈的地理学家中，终身从事经济地理学研究和教育的并不多，曹廷藩即是这样的学者。建国前他任湖南大学经济地理系主任，这是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经济地理系，作为教授他先后讲授《经济地理》、《世界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到中山大学任教授，先后出任副教务长和系主任。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于1929年，由于德国第三代地理学大师克勒脱纳（Wilhelm Cred-ner，1892—1948年）和我国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吴尚时（1904—1947年）等的努力，是我国地理学人才的培训基地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之一。50年代初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地理学家，如吕逸卿、陈国达、叶汇、梁溥、杨克毅、徐俊鸣、王正宪、唐永銮、谬鸿基、钟衍威、方瑞廉、陈世训等教授，人才济济。其中梁溥、杨克毅、王正宪、徐俊鸣、钟衍威等都是颇为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家，1956年由曹廷藩为首创办经济地理专业，这是继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之后，我国综合性大学创办的第三个经济地理专业。
曹廷藩有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又在英国接受地理学的系统训练。本世纪初，英国就整个地理学的发展水平来说，固然比不上德、法、美三国，但经济地理学却比较发展，众所周知，经济地理学是由商业地理学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英国与麦金德同时的著名地理学家奇泽姆（George G.Chisholm，1850—1930年）的《商业地理学手册》（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1889年），是商业地理学最权威的著作，曾十多次再版，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斯坦普（L·Dudley Stamp，1898—1966年）在土地利用方面，他的研究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曹廷藩在留学期间，曾到英国一些著名大学地理系去参观访问，吸收英国先进的地理学教育。这恐怕是他终生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原因之一。
作为经济地理教育学家，曹廷藩尽管教授了许多经济地理学课程，但他却以《经济地理学导论》和《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两课尤其擅长。他教授的课程都自编教材，既阐述自己的理论见解，也详尽地介绍国内外学者们的学术观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是经济地理学专业高年级课程，安排了一系列的讨论，他和教研室的其他老师每次讨论基本上都参加，师生一起畅所欲言，毫无拘束，常常是时间大大超过，甚至连吃饭也忘记了；有的学生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他不仅毫不计较，而且给予鼓励，一道分析，还介绍一些符合学生见解的国内外学者们的观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水平。
曹廷藩参加50年代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争鸣的时间是1958年，《地理学报》第24卷第2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关于经济地理学当前争论问题的一些初步意见》，该文比较恰切地论述了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配置、生产配置几个关键词的科学涵义和它们的本质区别，特别是把生产配置理解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统一的生产的配置，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不同于孙敬之、也不同于胡兆量的观点，孙敬之认为是第三种观点，他说：“廷藩同志虽是‘生产配置’论的有力拥护者，他无条件地支持了胡兆量同志‘生产配置’优越性的见解，但是他和兆量同志有极大的区别，那就是在同样‘生产配置’一词中，他把‘生产关系’抽出来了，而兆量同志还坚持‘生产关系’是对象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廷藩同志是第三种意见，他的见解，脱出了过去甲、乙两派争论的范围。”
曹廷藩对于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问题的看法，他接受凯德洛夫的《论科学的分类》中的观点，即把经济地理学列在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但既不属于经济基础的范围内，也不属于上层建筑科学的范围内。他认为科学、科学体系和基本科学体系这三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认为：
“科学就是规律性的知识，一门科学即关于一门科学研究对象的规律性的知识。
科学体系就是把几门有密切联系的规律性的知识联系起来成为一个体系。但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不一定就是本质的联系。
基本科学体系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科学的最基本分类，即把科学知识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每类之间，其规律性的知识是有着本质的联系的。”还是基于上述观点，他认为经济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不能组成一个基本的科学体系，但由于两者间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共同的特点，所以二者可以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地理科学体系。
他以为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而地理学从产生时起，就是包括经济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就此而论说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未为不可；但由于经济地理学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社会科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才能产生真正科学的经济地理学，就此而言，科学的经济地理学则是一门新的科学。针对当时学术界赞同孙敬之关于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现代的生产力配置规律的科学，曹廷藩不同意加“现代的”这一限制词，赞成孙敬之原来的论点，即以现代为重点的观点，他认为作为科学的对象，研究的是客观的规律，而客观规律不是只管一个时期的规律，因此，把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只限制为社会主义生产配置规律的研究是不妥的，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生产配置规律便排除在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之外。在论述解决经济地理学理论问题争论的正确途径时，曹廷藩认为开展更多人参加的争鸣是有益的，以便集思广益，发展中国的经济地理学；但是他以为参加争鸣的人要努力学习，提高理论修养，特别是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还要学习地理学发展史，特别是经济地理学史；努力从事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特别是应用研究。
此后，曹廷藩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写过一系列理论性的论文，其基本精神和1958年的那篇著名论文相符，有的只是进一步的扩展与延深。孙敬之在《地理学报》同期，发表了《读“关于经济地理学当前争论问题的一些初步意见”*之后》一文，与曹廷藩争论。可惜不久，孙敬之因政治上的原因，基本上退出了经济地理学界。
吴传钧（1918年—）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他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曾接受胡焕庸、李旭旦等知名地理学家的教育，1945年他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经著名的英国人文地理学家罗士培的推荐，师从于利物浦大学达贝（H.CliffordDarby，1909年—）教授。达贝擅长于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他为中国培养了两个博士，即吴传钧和侯仁之，都先后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都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吴传钧于1948年回国，在前中国地理研究所任副研究员，至今在研究机关工作了40年。
吴传钧迄今一直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在人文地理学范围内，以理论与实践都很突出，和对人文地理学各个分支都有相当建树为特点，在我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建国后，他也接受了苏联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赞同苏联《哲学问题》编辑部的总结文章和苏联地理学会“二大”决议有关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的结论。由于他参加了一系列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任务，如流域考察、综合考察、铁路选线、人民公社规划、农业区划、经济区划、河道网规划等，从实际的研究体会，在理论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主要表现在《经济地理学——生产布局的科学》和《发展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几点意见》两篇论文里。后以“再论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为题，载于他的著作《论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一书中。
济地理学的几点意见》两篇论文里。我国当时基本全盘接受苏联50年代初期的观点，认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纯粹的社会科学；苏联在50年代末，已有学者（阿努钦，B.A.Aнyчин）对把地理学截然分成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表示不满，并提出统一地理学的观点。正是在这时，吴传钧提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边缘科学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即具有自然——技术——经济相结合的特点，因此，经济地理学在科学性质上固然属于社会科学范围，但却是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有着密切联系的一门边缘科学。吴传钧的这一观点未被当时学术界采纳，同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曹廷藩虽然承认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是经济、技术、自然三者矛盾的统一，但不同意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是边缘科学。时间过去十七、八年之后，这一观点方才为学术界所接受。1978年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上，曹廷藩在“关于学科性质的再认识”中写道：“根据一些经济地理工作者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和理论探讨，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似应属于人地关系系统，带有边缘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性质。”
在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吴传钧近年来似乎又有了新的认识。最近他写道：“作者以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生产方面，还应包括经济活动和交换与消费方面，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理解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体系，其核心仍然是生产布局体系。所谓生产地域布局体系，它的概念既包括各生产部门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生产部门的结构、规模和发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吴传钧关于对象的新见解，是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苏联和我国很长时期内，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二字名不符实，实质上与“生产”二字一样，但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学术界又都不愿将经济地理学正式改称为生产地理学。把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体系”，这不仅优于“生产配置以及各国家各地区生产发展的条件和特点”的提法；也比赫特纳（Alfred Hettner， 1859—1941年）的提法：“经济地理学的对象是地区、地点和整个地球的经济特征，不只是生产，而是把整个经济生活当作地区性质的一种现象”要高明得多。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1899年—）根据美国地理学委员会的意见所作的最后结论：“经济地理学必须作为‘一个领域群’来看待，而不是单一的研究领域”，可惜的是哈特向未能进一步进行归纳概括，因此，吴传钧的提法就显得很突出，说他具有“突破”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和他的“边缘科学论”有同等意义。
周立三是经济地理学界的一个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生于1910年，193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1946年曾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理研究院进修。从1940年起，进入中国地理研究所，迄今47年（除赴美进修）一直在研究机关从事研究工作。周立三的学术生涯主要是经济地理学的应用研究，而且以致力于农业区划的研究见长。与英国的斯坦普比较类似。
周立三以地理考察见长，早在1944年他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赴新疆作了长达数千公里的线路考察。建国后，他又与新疆考察结下不解之缘，又于1956年参加新疆的考察，而且长达5年之久；更加难得的是80年代初，他以古稀之年，再度赴新疆参加以资源开发为主的研究。在我国老一辈的地理学家中，象周立三这样，长期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极为艰苦的科学考察，是少有的。上一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初，欧、美、日的一些地理学家，对包括我国西部地区在内的中亚，进行过一系列的探险考察，其目的一是为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服务；二是猎奇探胜；三是为个人的科学研究获得成功捞取资本。周立三作为一个中国的地理学家，三度赴西北考察，一在抗战胜利前夕，为着建设一个有光明前途的中国的愿望而去；二在我国解放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已即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为了加速我国西北边疆建设，尽快改变我国生产布局的不平衡而去；三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将西北作为下一个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而去，可见周立三的科学研究的道路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他在后两次的新疆考察研究中，始终将重点放在资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上，如额尔齐斯河的开发，吐鲁番盆地的综合利用，开都河改道对博斯腾湖的影响，塔里木盆地的盐土改良，玛纳斯垦区的粮棉布局，兰新铁路的选线，新疆农业区划等一系列课题的考察和研究，都为新疆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近年来，由他主编的《关于新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主张：重视各种地域类型的统一性，重视生态环境变化的后果，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重视农牧业的竞争力的提高，这四个“重视”的根本点就是力图根据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规律，科学地发挥新疆有利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农牧资源，尽快地把农牧业发展起来，为下个世纪新疆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提供坚实的基础。周立三的研究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土地分类研究和苏联由格拉西莫夫（И.П.ГepacиMoв，1905年—）提出的建设地理学。
周立三是我国著名的农业区划专家之一。早在50年代的新疆考察期间，就完成了新疆的农业区划研究；60年代初基于农业生产指挥上的“一刀切”，严重违背农业生产地域规律，他和许多科学家一起联名向国家建议开展农业区划的研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被列为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第一项任务。从此，周立三便全力投身于农业区划的研究。周立三认为农业区划是指按照农业地域分异规律，科学地划分农业区，也是研究农业地理布局的一个重要科学分类方法。在这里，农业地域分异规律是农业区进行科学划分的依据；农业生产千差万别，因地而异，但又有规律可循，即是可以科学地划分农业区的根据，故他认为农业区划就是客观的农业地域差异在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反映。农业地域分异规律一是导源于生物的生态环境要求和对自然环境差异的适应选择，二是人们根据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地域分工的结果。他认为农业区划的方法和意义是：“通过深入调查，分析其形成条件和特点，按照地域分异规律，科学地划分农业区，进一步阐明各区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途径，可以为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和各种资源，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地适应它、合理地利用它和正确地改造它，为农业生产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类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周立三著述甚多，如《日本地理大纲》、《甘肃农牧交错地区农业区划初步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地理》、《试论农业区划的形成演变》、《试论经济地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农业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的探讨》、《农业区划问题的探讨》、《全国综合农业区划报告》等等。其中《全国综合农业区划报告》是我国自60年代初开展农业区划研究以来，全面系统地吸取各地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理论水平和实践意义的学术著作，是反映我国地理学发展水平的代表成果之一。
二、部门经济地理学
在我国部门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地理学、农业地理学、运输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这是我国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和发展的部门经济地理学；近年来我国由于恢复了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则成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科学，所包括的部门经济地理学将人口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划出，同时纳入商业地理学。由于商业地理学刚刚恢复，故不作重点。
1.农业地理学
农业地理学是我国最为发展的部门经济地理学科，许多优秀的地理学家，如邓静中、程潞、梁溥、钟功甫等，都致力于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前已提到的著名地理学家周立三和吴传钧也是农业地理学研究的权威学者。胡焕庸是最早从事农业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我国许多自然地理学家，如竺可桢、黄秉维、赵松乔、林超、刘培桐等也致力于农业自然条件的研究。我国农业地理学之所以发展较快：（1）中国以农立国有悠久的历史；（2）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农业用地面积不足，因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3）农业生产属面的生产，同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密切，是地理学面向社会、面向生产的最理想的领域；（4）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农业地域分异规律的科学研究不够。因此农业地理学便应运发展。
我国农业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农业的自然条件研究、特定地域农业类型研究、区域农业地理研究和农业区划研究。农业自然条件研究有的从自然地理学角度进行，有的从农业地理学角度进行，我国有时则两者通力合作进行。建国后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进行了全国性的土壤普查，基本上对全国的各种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肥力状况和分布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尽管由于专业人员不多，许多参加者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的质量不是很高，但应该肯定的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了统一标准、统一规定的全国性土壤普查，对于建立和发展我国农业地理学是有益的。此后专业地理工作者大多致力于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只是研究的对象不是单纯的土壤，而是综合的土地资源、土地类型和土地利用的研究，全国地理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地理系科均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一些特殊的土地类型和土壤的研究，也有计划地进行，如长春地理研究所和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等进行的东北沼泽的形态、性质和利用研究；以南京地理研究所为主的全国湖泊类型、成因、性质和综合利用研究；以兰州沙漠研究所为主的沙漠形成、演变、沙害防治及固沙研究；广州地理研究所为主对我国热带、亚热带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研究；成都地理研究所为主对我国西南高原高山土地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以新疆地理研究所为主的农牧水为主的综合研究；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为主对黄（河）淮（河）海（河）地区的土壤盐渍化的防治和改良研究等。我国除个别省区外，大多省、区、市皆有高校地理系科，它们大多对所在省、区、市的土地资源、土地类型和土地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农业气象的研究，也是我国地理工作者与气象工作者结合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竺可桢的推动，进行了诸如气候特征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近5000年来我国气候的变迁，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灾害性天气的发生频率、危害程度、防治措施，地方性气候和小气候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有的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如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量丰富，只要能保证灌溉，适宜于发展长绒棉，由于这一研究，使西北成了我国新棉区；我国华南、西南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属南亚热带，由于冬温低、冬雨少，有的地方又属台风区，故一般不适宜橡胶树的种植，橡胶属战略物资，美国自朝鲜战争开战以来，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政策，橡胶即为禁运物资之一，我国地理工作者根据对上述地区局部气候和小气候的研究，认为一些局部地区适宜于橡胶树的生长，遂进行了以选择橡胶树宜林地为主的综合考察，后来在宜林地种植橡胶树获得成功，使我国步入世界天然橡胶生产大国的行列；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粮食生产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提高耕地的利用率是重要的途径，在北方改一年一熟耕作制为二年三熟，长江流域则改一年两熟为二年五熟或一年三熟制等，农业气象研究为耕作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科学的根据等。
特定地域农业类型研究，大多是我国各地人民根据各地自然条件特点和农业生产的要求，创造性的发展农业的特殊形式，经过农业地理学家的科学总结以便推广。其中如钟功甫的《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的研究最为典型。珠江三角洲地势低洼，人口稠密，又邻近广州和澳门，明代中叶由于封闭了宁波和泉州二个对外通商口岸，广州独揽了我国的对外贸易，澳门葡萄牙占领后成为自由港，生丝出口向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之一，历史上我国生丝的主要产地是长江流域的太湖地区和四川盆地，广州的生丝来源困难，于是便在珠江三角洲发展养蚕业。然而珠江三角洲地势低洼，积水难排，农民只好挽基种桑，基（陆）塘（水）同时形成，基上种桑，塘中养鱼，基塘比例则视地势高低而定，有半水半基，6水4基和7水3基几种形式。后来逐渐形成为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即基上利用光合作用种桑（生产者），桑叶喂蚕（第一消费者），吐丝成茧，缫丝后蚕蛹蚕沙喂鱼（第二消费者），鱼粪塘泥经过微生物分解（还原者）培肥桑基，这样通过食物链（营养关系）联结起来，成为一个物质循环系统。本世纪30年代后，由于日本生丝在国际市场扩大竞争，中国生丝市场衰落，于是农民被迫弃桑植蔗，又曾出现蔗基鱼塘的形式。
建国后38年来，由于我国农业地理学投入力量大，资金也较多，系统研究所受干扰相对较少，完成了《中国农业地理丛书》，包括《全国农业地理总论》和29个省级行政区的分册，共计30册，总字数在千万字以上，这是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最为浩大的研究工程之一，在世界上也是空前巨举。这一套丛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条件，农业的部门结构和作物结构，农业生产布局的格局和商品基地的建设，提出了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实现的主要措施，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我国农业地域分异规律，展示了我国农业地理学研究水平。吴传钧、邓静中、周立三、程潞、梁溥、钟功甫等地理学家，都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国农业区划研究自1934年胡焕庸的《江苏省农业区域》算起，迄今已半个多世纪。特别是建国后的近40年间，农业区划是农业地理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196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邓静中、孙承烈、高泳源、侯学焘、张霈合撰的《中国农业区划方法论研究》一书，这是我国进行农业区划研究的方法论指导文献。全书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农业地域分异规律，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探明农业区划的原则、方法、步骤；以及部门区划、综合区划的关系；农业区划与经济区划、自然区划的关系等，特别是书中对国际上农业区划的经验和我国农业区划的原有基础都作了具体阐述和总结。之后，农业区划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大都受此书的指导。江苏省由南京地理所、南京大学地理系和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构成了我国地理学科研和教育的中心之一，农业区划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1964年在江苏召开了首次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以周立三为首的江苏农业地理学家在会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农业区划的研究成果，被称为“江苏经验”。广东省由中山大学地理系、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和广州地理所构成，也是我国地理学的学术中心之一，以著名的地理学家梁溥、钟功甫为首的农业地理学家，在农业区划的研究上亦属全国前列，第二次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在广东召开（1965年），向全国介绍了“广东经验”。正当农业区划在全国迅速展开之际，灾乱的“文化革命”开始了，中断了农业区划研究。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方得以恢复，终于完成了全国性的农业区划工作。这是我国农业区划研究上的创举，是我国农业地理学研究的又一块丰碑。
2.工业地理学
工业地理学是研究工业布局的科学。建国前由于我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低下，工业的布局研究很少进行。建国后，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工业布局属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大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部署，保密程度很高，一般学术界很难接触，故工业地理学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大体来说，我国工业地理学仍有相当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理论的引进。我国引进的工业地理学主要是苏联学者的著作，其中主要是П·Н·斯捷潘诺夫（П.Н.CTeпaHoв，1887年—）的《苏联工业地理》，P·C·李芙雪茨的《苏联工业经济教科书》等。其中苏联社会主义工业配置原则，即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在全国平衡配置工业、在全国各落后民族地区加紧发展工业和加强国家防御力量等均被我国学者接受。
（2）理论的探讨。尽管理论的探讨也是根据苏联学者的理论加以理会、探索的结果，但毕竟是我国学者所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李文彦的《自然因素与技术因素在工业配置中的作用（以煤炭、钢铁、机器制造三种工业为例）》，他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自然因素是工业发展和配置的前提，技术因素是工业配置不可忽视的条件。张祖千在《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5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分布原则及其在我国的运用》一文，曹言行在《计划经济》（1958年第12期）上发表的《工业布局是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等也是当时少数理论探讨的论文。
（3）工业分布的统计与描述。大多是从事工业地理学与中国经济地理教学的地理工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各级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加上各地地理情况，撰写的一些描述性的工业分布文章。
进入80年代后，刘再兴撰写的《中国工业布局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和魏心镇的《工业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先后问世。前者是有关我国工业布局的系统著作，着重论述我国特定环境下，工业布局的形成、演变和趋势；后者则是根据作者对工业布局的原理进行的系统研究，书中不仅较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引入了世界上一些比较成熟的有关工业布局的理论。
值得说明的是有关工业区位的理论，建国前已经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40年代初，任美锷的《工业区位的理论与中国工业区域》就介绍了德国学者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年）的《工业区位论》，并应用区位理论将我国工业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中、东南和西南六区。建国后，由于接受苏联的观点，将工业区位论视为资产阶级反动的地理学说，以致长期被禁止研究。70年代末，我国学者再度引入西方系统的区位理论，并结合我国的情况，开展了一些研究。此外，工业布局的最优区位、工业集聚与扩散、厂址选择、部门工业布局的系统理论，也从引进到结合我国情况的研究，正在开展之中。
3.交通运输地理学
交通运输地理学是研究交通运输在生产地域组合中的作用，客货流形成和变化的经济地理基础，以及交通线网和枢纽的地域结构、类型及规律的科学。由于我国近代交通运输业起步晚，建国前发展缓慢，鸦片战争后，一些抱着科学救国的地理学者为了促进国家的富强，也将注意力着意于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其特点是对我国具体的交通运输的部门、线路和地域交通运输业的研究较多，如叶恭绰（1923）、葛绥成（1927）的同名《中国之交通》专著，盛叙功的《交通地理》（1931）专著，以及一些散论文章；而理论性的研究却较为少见。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在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非常注意中国的交通建设。他在《中国之国际发展》、《建国方略》等著作中，根据中国的自然、社会、经济的特点，和革命成功后所进行的建设，提出了中国陆上、水上和空中立体交通运输网的建设蓝图。尽管他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但是他的著作直到今天读来，仍有参考意义。
建国后，我国学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运输地理学的理论，如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Е·Д·哈努科夫著《运输和生产配置》，196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A·E·普洛勃斯特著《运输与工业配置》，以及1954年人民出版社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出版的《铁道运输业》，1956年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A·K·比鲁利亚著《交通运输学概论》，1958年该社又出版了C·A·威斯涅鲍里斯基著《世界海上航道及航业》，1956年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的T·C·恰查图洛夫著《苏联铁路运输业》等著作。苏联交通运输地理学基于苏联是一个陆地面积十分辽阔、地处的纬度又很高，河流和所邻海洋大多有很长的结冰期，加之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东欧与其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陆路运输特别重视，对于水运相对来说不够重视，这对于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未能克服的“重陆轻水”的运输战略思想仍有很大影响。
建国后，我国学者、在当时是一些很年青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由于是刚起步，缺乏实际的锻炼，大多属于理论的学习与钻研。由于思想改造以来，西方近代地理学在我国一概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属于禁止学习和参考的范围，我国学者主要是引进苏联的运输地理学理论，50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彭运鹏的“交通运输和生产配置的关系”（《地理知识》，1955年第4期），杨吾扬、张国伍、张既义的“运输地理学的对象和当前任务”（《地理知识》，1956年第12期），郑弘毅的“关于运输地理学对象的商榷”（《地理知识》，1957年第7期）。后两篇属于争论性的文章，前文认为“运输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运输这一独立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地理配置”，明显地表现出作者是经济地理学对象的生产力配置派；后者则持的是生产配置派的观点；所以是有关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之争在运输地理学中的延续。关于学科性质，前文认为是地理学和运输科学之间的跨界边缘科学；后者则只承认是经济地理学的分支科学。
60年代中华地理志丛书之一的《中国经济地理总论运输地理部分》一书，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一本力作，在当时是一部代表国家级的著作。书中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运输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对我国运输业的部门结构和地区分布叙述翔实，对全国综合运输网的形成和发展的探讨也给予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文化革命后，运输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一样，是我国地理学中最为活跃的两个分支学科，特别是引入西方计量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进行运输地理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杨吾扬等著《交通运输地理学》一书，填补了我国地理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全书对运输地理学的系统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三、区域经济地理学
区域经济地理学是以特定地区的经济地域体系研究为对象的科学。它与普通经济地理学相对，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学一般又分为中国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前者以中国领土为范围，后者则以中国领土范围以外的世界为范围；在研究方法上，两者虽然都运用区域经济地理的特殊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但前者一般都广泛采取了实地考察，而后者基本上只能根据他人的研究成果，故前者大多具有首创性，而后者仅具再创性。事实上，区域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理论上它应是经济地理分区的组成单元，即通常讲的经济区划的区域系统，但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区域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很少是这种区域，在我国一般所讲的区域用得最多的是行政区划中的区域，包括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专区）、省辖市、自治州（含蒙语盟），县、地辖市（县级市）、自治县（蒙民地区的旗）；其次是习惯区，如珠江三角洲、太湖地区、河西走廊、关中平原、江汉平原等；三是经济协作区，如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京津唐、长江三角洲（或称沪宁杭）等；四是特殊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经济特区最为典型。值得说明的是直到今天我国尚没有真正进行自上而下的经济区划，因此迄今我国经济地理学尚没有真正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区域体系。
区域经济地理学一般很少有人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故人们往往误解为区域经济地理学就是具体区域的描述，加之我国自《汉书·地理志》以来志书编写模式固定化的影响，和苏联巴朗斯基，（H.H.Баранский）区域经济地理描述提纲的结合，一些人以为只要按提纲罗列资料，就是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其实不然。60年代初著名区域经济地理学家梁溥，发表了《区域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是迄今我国为数不多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最杰出的论著。文中从理论的角度论述了区域、经济区、区域生产综合体三个关键词的概念，他认为区域是构成世界或国家经济整体的单位，区域生产综合体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生产各部门间的按比例、有规律的结合，而经济区则是区域生产综合体所占据的空间范围。因此，区域经济地理学是分区研究世界或国家生产发展的条件、特点与生产布局规律的科学。他认为区域经济地理学是普通经济地理学的基础和具体化，而普通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概括，是其指导，区域经济地理学离开了普通经济地理学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一团混乱；普通经济地理学如果没有区域经济地理学作为基础，便会空洞无物，成为一具没有血肉的空骨架。他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重要之点是全面而充分估计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叫做国家统一计划与因地制宜相结合，而所谓因地制宜正是区域生产发展的条件和特点的体现；至于区域生产布局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是制订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重要依据。他认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与完善的区域生产综合体所包涵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即部门结构、区域结构和组织结构的综合研究，他概括为条条、块块、点线面结合的三种形式，其主要内容是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评述、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为了完成上述研究内容，必须采取：
（1）从全国着眼，抓住区域的特点；（2）从区域整体观念出发，找出相互依存的关系；（3）运用历史的方法，认识区域生产综合体发展变化的规律等研究方法。
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陈才，在理论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方面，已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最早的论文是《试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趋向》（1962）；近年来又连续撰写了《区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1981）和《论区域经济地理学科的理论体系》（1984）。他的论文一是总结国内外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二是从理论的角度，从马列主义的角度，特别是运用毛泽东的《矛盾论》来分析区域经济地理学中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从而阐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他认为学科理论体系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学科对象，所探讨的基本规律和主要规律（即基础理论和主要理论）以及所研究的主要内容等，三者相互联系互为制约。据此他认为区域经济地理是研究经济地域的体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经济地域是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客体，地域运动是其存在的形式。而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制约的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是经济地域形成发展的主要规律；正确反映这一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地域分工的理论是区域经济地理学科的理论基础。最为精辟的还是他提出的：（附表见下页）由孙敬之主编的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总志和分区经济地理，主要由胡序威、李文彦、梁仁彩、孙盘寿、李慕贞、申维丞、徐培秀所撰写。以《苏联经济地理》的各种版本为模本，于1953年以撰写《冀南地区经济地理》作为开始，进行探索，1956年编纂出《区域经济地理编写提纲及其说明》，以后按中国经济地理总论、中国农业地理、中国工业地理、中国运输地理和东北地区、
区域经济睦理理论体系图式
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分区经济地理陆续编写出版，历时10余年。这一套丛书与建国前张其昀（1932年）的《中国经济地理》、高玉钟（1932年）的《中国产业地理》、陆象贤（1941年）的《新中国经济地理教程》、胡焕庸（1941年）的《中国经济地理》、翁文灏的（1941年）《中国经济地理建设论丛》等著作，有明显的不同，其一是解放前的中国经济地理著作以英、美、法、德经济地理理论为指导，以商品的生产、运输、流通、销售为纲；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则以生产发展的条件，区域经济特征，区域经济的部门、区域和经济中心为纲，以苏联经济地理理论为指导。其二，解放前的著作多是个人之作，材料的收集难以全面、精确，内容不免有偏颇，常常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片面的缺陷；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的集体之作，又有各级政府的支持，各地有关地理工作者的协作，所以资料搜集较全面、精确，编写的内容丰富，观点较为客观，科学性亦较强。其三，解放前的著作因人而异，轻重内容的安排任意性较大！中华地理志则有统一的编写提纲，篇幅安排较合理，体例也较为科学。总之这一套丛书，是我国区域经济地理较具水平的巨著，与苏联同类型著作的水平较为接近，苏、美等国皆翻译出版。
我国省区经济地理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特别重视，出版过许多著作。这些研究大多由中国地理学会的各个分会的经济地理学工作者进行专门的研究，有的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专门家，如胡焕庸对江苏、周立三对新疆、梁溥和钟功甫对广东、鲍觉民对天津等。我国地理研究机构的设施除中科院地理所面对全国外，其它分所和省属地理所都有自己的研究区域，如东北区的长春地理所，华北区石家庄的华北地理所，西北区的新疆地理所，西南区的成都地理所，中南区的广州地理所，华东区的南京地理所等；中南区的河南省（郑州）地理所和湖南省（长沙）经济地理所则以所在省为主。高等学校地理系中，综合性大学地理系一般都超出了所在省、市；师范院校地理系则除个别外，一般皆以所在省、区、市为自己研究的固定范围。就程度而言，江苏省经济地理由于有南京地理所、南京大学地理系、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共同研究，已有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广东省经济地理研究包括一所（广州所）和三系（中大、华南师大、广州师院）的研究，是全国唯一可以和江苏媲美的省区。西藏和宁夏两自治区的经济地理研究则较为薄弱。
世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有人进行研究，胡焕庸、李旭旦等老一辈地理学家都曾有过较突出的贡献，取得一批研究成果。但从总的来说，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我国对世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还很不够，特别是迄今尚没有一套完整的世界经济地理著作问世，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我国今天执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不符。当然，如南京大学苏荣煊和苏世荣（50年代和60年代以“苏苏”为笔名）对非洲的研究，严重敏、钱今昔（华东师大）对西欧、北美的研究；近年来王国清对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毛汉英对苏联经济地理的研究，吴关琦、严崇潮对东南亚的研究等，都有一定成就。
高等学校区域经济地理学是很重要的课程，都编有教材。一般由一些院校部分任课教师联合编写，然后召开一系列的审稿会进行讨论研究。作为教材，一是采取成熟的理论作为指导，起码应是较流行的理论，这是因为学生是接受教育的，教师给予学生的应是范例性的理论；二是知识性，要求全面、系统，它受教学大纲的约束，忌任意性；三是反映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培养和造就能适应科学发展潮流的一代新人。我国一些有成就的地理学家，他们都致力于地理教育事业，世界上一些近现代地理学的大师们的学说，有许多是通过讲台引入我国的。
四、其它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
我国人文地理学中断研究达30年之久，1978年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上，由于李旭旦、吴传钧等学者的呼吁，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才重新开始。因此大多数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最近才开始研究。不过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在我国是比较有基础，迄今水平也较高。
1.人口地理学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领土面积虽然很大，但因多山，可耕地不足，因此人口和耕地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加之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贫困，凡欲使中国富强，无不致力人口的研究。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口，研究的重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口数量、人口增长、人口构成、人口分布和人口移动的地域差异。它又包括民族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分支。早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便已开始了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如1926年《东方杂志》23卷1期上发表了竺可桢的《江浙二省人口之密度》；1932年《独立杂志》3号和4号上发表了翁文灏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1934年《地理学报》1卷2期、1935年2卷1、2两期，1936年3卷3期连续发表了胡焕庸的《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密度》、《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中国人口之分布》、《句容县之人口分布》等文；1931年《地学杂志》19卷3期发表了蔡源明的《江西之居民与都市》；1937年《地学杂志》25卷1期发表了张恩护的《河北省人口密度及人口问题的初步研究》；1934年《地理学报》1卷1期发表了张印堂的《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1935年《地理学报》2卷1期发表了涂长望的《与张印堂先生商榷中国人口问题》等研究专论。这里，竺可桢、翁文灏、涂长望皆是著名自然科学家，他们却成为我国人口地理学的开拓者，一者说明人口地理学固然是社会科学，但学者的学术研究领域却可以逾越所属科学的范围；二者说明中国之人口研究是中国爱国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建国后，由于照搬苏联的经验，强调“人多是好事”，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国内则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由于在人口政策上执行“左”的方针，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研究理论的极左浪潮，人口地理学的发展因此被迫停顿下来。我国人口地理学的开拓者胡焕庸创办的人口研究室也因此夭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1982年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之后全国和各地人口学、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人口地理学研究论著日益增多。
2.城市地理学
一般认为城市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但也有认为是人口地理学或城市学的分支学科，还有人认为城市地理学是聚落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由于工业发达国家已经高度城市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还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也不高，然而城市化的进程却十分迅速，因此，城市地理学在世界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商代即已产生了原始的城市，迄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目前，我国城市化程度虽较低，但城市的数量和城市人口的数量都居世界的前茅，因此，我国学者对城市地理学的研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我国城市学的研究首推梁启超，他于1926年先后在《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和《史学与地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都市小史》和《中国之都市》；迄今见到的地理学家撰写的最早城市地理学论著是褚绍唐于1933年在《地学季刊》1卷2期上发表的《中国都市之地理的因素》；邹豹君1934年在《师大月刊》第15期上发表的《中国都市分布与地形》，也是早期的学术论文。忻启三于1933年在《方志月刊》6卷4期上发表的《都会之地理学的考察》，是最早的城市地理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
我国城市地理学有两个领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我国城市史和城市地理史的研究，汇集着史学家和地学家的队伍颇为强大；二是具体城市的地理研究。前者以研究中国城市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为纲，特别是各个朝代城市的兴衰和分布的变化；后者或综合、或侧重研究各别城市兴起的条件、城市发展的特点，以及城市功能演变的历史等。两者的研究中，如侯仁之对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使他成为我国最杰出的历史城市地理学家，他又以北京市的历史地理研究为主，其中《北京都
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No.1，1955）、《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文物》，No.9，1959）、《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地理学报》，Vol.18，1951），《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文物》，No.5，1973）、《天安门广场：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造》（《文物》，No.9，1977）和《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1977）。上述论文以其精湛的研究，使他成为我国最杰出的城市历史地理学家而载入史册。
建国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大多限于一些城市的描述介绍，高层次高水平的城市地理学研究尚不多见。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加强，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工作者转到和加入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行列，其中以宋家泰、严重敏、吴友仁、许学强、崔功豪、马清裕以及后起之秀周一星、于洪俊等，所作贡献最大。
南京大学教授宋家泰在70年代以前，主要从事农业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大约是70年代初，南大地理系经济地理学专业鉴于培养方向与社会需要不能很好结合，毕业生分配常常发生诸如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应师生要求，转向为城市规划，此后，他便致力于城市总体规划为主的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以他为主，包括吴友仁、崔功豪等，形成我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他们的专著《城市总体规划》一书以及一系列研究论文，填补了我国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特别是他把城市作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枢纽和集聚点，从经济、自然、技术结合的角度，论述城市的职能、结构、辐射、吸引、扩散、布局等领域的开拓和发展，为我国条件下的城市化指明了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严重敏，是我国杰出的女性地理学家，她曾以经济地理学理论和世界经济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业而著称，早在60年代即开始我国城市地理的研究，如《地理学报》1964年第3期上的《试论苏锡地区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关系》，已经预见到农业生产率很高的地区，需要把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达到增值的效果，使中小城镇以农产品为原料，发展轻纺工业，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种方向性探索。她在研究中国城市地理的同时，认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因此，她于1964年撰写了《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地理学研究动向》，后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向》一书中，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热潮，其中就包括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严重敏实在可说是这一潮流的先驱。当前城市地理学的引入风，有可取的地方，那就是开拓了我国学者的眼界，特别是一些先进的方法和手段的引入，有利于中国城市地理学水平的提高；但也有盲目引进的倾向，一些适应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城市地理学理论，尽管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然而由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与那些理论借以立论的基础不相符合，硬性拿这些理论在中国加以应用，迄今没有达到使人信服的效果。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多年间，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希望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找寻一条使中国富强的道路，结果只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取得成功，这条道路后来为邓小平所发展，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否认为严重敏在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中，就是走的一条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道路，请看她对“城市化的涵义和指标”的一段论述：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界限（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但是。从城市地理学空间演变的系列来看，这条界限不能成为确定城市化推进范围的界限。比如，城市周围蓬勃发展的社队企业中，职工虽然是不吃商品粮的农村户口，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已属于非农业生产；同样，郊区不断兴起的各种商业文化服务设施地区，也具有城市性质。这一切说明城市化过程在地域上是一种无法割裂的连续现象。至于城市内部一般地域向高级地域的转化，我们认为，不仅应该承认是一种城市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起着城市化波向郊区推进的成长极和扩展源作用。因为只有当城市处于兴旺时期，其基本经济与非基本经济之比的值较大时，城市内部地域利用的集约程度才会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又总是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存在的，它对周围地区既要实施指导，又要提供服务。那么，当城市作为结节焦点的中心性能增强时，它对周围区域的支配和影响也就增强了，城市化波也具备着更大扩展的能量，所以‘农村·城市连续论’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论点。”
“农村·城市连续论”是C·D·哈里斯（Chauncy G. Harris， 1914年—）和Ｊ·W·亚历山大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主张，城市内部一般地域向集约程度更高的地域转化过程，如一般街道改建为大型次主干街道，也是一种城市化，是包括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总过程中的一种城市化。严重敏正是从许多有关城市化的理论中，选择了与中国实际较为切合的理论。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理论研究的一种贡献，也是端正学风的一种表率行为。
3.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科学。历史时期地理坏境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因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仅要“复原”历史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探寻历史过程中地理环境发展和演变的规律，阐明今天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我国是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古国之一，又是一个版图范围相对较为稳定，对地理环境变化有延续不断的记载的国家，因此，历史地理学在我国学术领域中，一向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清代近300年的时期中，中国科学技术从总的来说，进步很小，不少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但历史地理学的某些方面，却有所发展。晚清历史地理学研究以杨守敬的成就最大。杨守敬（1839—1915年）一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偏重于考证，著有《历史舆地图》、《水经注图》、《水经注疏》、《隋书地理志考证》、《晦明轩稿》等。其中以《水经注疏》尤具影响。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近代则以顾颉刚（1893—1980年）为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在1928年他就编写了《中国古代地理研究讲义》，该书分甲、乙两种，是《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之一。此后，50多年间撰写了许多高水平的历史地理著作。特别是他对我国最早的两部最具影响的著作《禹贡》和《山海经》的研究，是非常权威的，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有深远的影响。
大家知道《禹贡》是中国现存最古史书《尚书》中重要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著作。由于它列于虞夏书中，见得它是虞、夏时代的著作，有人甚至说它是大禹的亲笔，以为它离开现在已经4000余年了。当时的文字言简意赅，今天读来不易理解，历代学者致力字义的阐释研究，代有其人；又因当时所使用的地名，随着人类的影响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发生了许多变化，由于地名的变化，不弄清原作者写作时地名专指的地理实体及其相互间的空间关系，便无法理解这一著作所阐述的地理学内容，因此，书中地名的阐释就必不可少。字义的阐释属古汉语的研究范畴，没有坚实的古汉语基础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地名的阐释属地名学的研究范畴，需要很好的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的基础和历史地图学的知识，难度很大。历来《禹贡》的研究者往往二者不得相兼，是故《禹贡》的研究持续了二三千年之久，仍然不能完全复原，顾颉刚却是两方面均能融会贯通，并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因此，他的研究方使中国地学史上的这块瑰宝丰碑得以恢复原貌。
顾颉刚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很多人未曾估计到他复原《禹贡》所阐述的当时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基本概貌的巨大学术价值，正由于他的恢复研究，使得《禹贡》以后，由于地理环境自身的变化，和先民们生产、生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利用、改造所造成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才能通过比较研究，弄清变化的过程，找出变化的规律。尽管他还没有把地理环境变化的过程和规律都研究出来，但他却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最古的地理著作还有《山海经》。这是一本有关地理神话、传说、记载混为一体的地理著作，今天读来显得离奇怪诞。顾颉刚是汉学、史学、地学、哲学、民俗学等兼容并蓄的大师，他以其广博精深的学者眼光，从中剔出《山海经》中的地学真谛。他于1934年在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上发表的《＜五藏山经＞试探》一文，对于揭开《山海经》的真实内容和其学术价值，表达了真知灼见。他认为《山海经》中的《山经》的写作时代要早于《禹贡》，因为原始时代先民们的地理知识，大抵以其与生活有利害关系之事物为中心，而其所认为奇事异物者，不仅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又多非亲见亲闻，每凭十口相传之故事，即认为真实，故《山海经》之离奇怪诞，正可以窥见初民意识形态之真面目；而《禹贡》之平正切实者，乃为后世地理知识进步之结果，非复原始之形态矣。他还具体论证了《山经》早于《禹贡》的四条理由。
顾颉刚是我国沿革地理研究的杰出学者，1931年与谭其骧、张福来讨论“汉代十三州问题”和“九族问题”，编有讲义，后将《汉十三州考》改名为《两汉州制考》，载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1934年在《禹贡》半月刊创刊号上推出《古史中地域的扩张》；1936年与史念海合作，编著《中国疆域沿革史》；1953年与章巽合编《中国历史地图》；1955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古史部分）》正式出版等。由于他的研究，我国沿革地理比较全面、系统、疑难问题不多。
顾颉刚与其学生谭其骧曾就《尧典》中的十二州与汉武帝时设置十三部的关系，展开讨论收益很大。起因是他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一课时，提出《尧典》中的十二州受汉武帝十三州的影响，当时一年级研究生谭其骧在课堂上提出异议，下课时他鼓励谭其骧将课堂发言写成文章，他写了四千多字的回信，表示接受其主要意见；谭其骧再提出商榷，顾又复函讨论，经过多次往复讨论，终使问题研究得比较清楚。顾颉刚是当时名望很高的教授，谭其骧其时年仅20岁，是一名刚入学的研究生，他们之间的学术争论，最后又以学生的胜利告终，1931年10月9日顾颉刚在日记（后以《颉刚日程》出版）中写道：“其骧熟于史事，余自顾不如，此次争论汉武十三部问题，余当屈服矣。”顾颉刚的高尚学者风度，一直被学术界传为佳话。有鉴如此，他和谭其骧发起成立《禹贡学会》，目的是推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初加入的是北京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师生，后来扩大到拥有400余会员的学术团体，并出版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其外文译名起初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后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皆刊自1934年3月创刊，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被迫停刊，共出版了7卷，共82期，发表文章700余篇。顾颉刚和谭其骧出任学会理事长，兼任《禹贡半月刊》主编。
顾颉刚一生在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昆明、兰州、济南等许多大学任教，培养和造就了许多学生，有的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我国当代几位最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都是他的学生。
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在我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中，都是有杰出贡献的学者。他们都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人才，成为他们学术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又都是学术研究极有成就的研究者，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中，他们活跃在历史地理学这个园地之中，迄今仍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将、学术带头人。当然，他们在研究的领域。方式、方法等方面，又都各有所长，好在他们彼此之间关系融洽、取长补短，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他们共同努力下，能得以健康地发展。
谭其骧生于1911年。他16岁后到上海入上海大学和暨南大学，先后在社会学系、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学习；20岁时又考入北京的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正由于他接受了比较广泛的学科训练，特别是先后接受了两位著名学者：社会学家潘光旦、史学家顾颉刚的教导，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谭其骧以其勤奋好学为基础，又以阐发前人所未发、不迷信前人和权威为特点，而闻名于世；但他没有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弊端和劣性，而是以学术的扎实研究为前提，吸取前人和学术巨孽的精华，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和修养。在学术界传为佳话的两件学术争鸣便是最好说明：
1930年谭其骧大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成为顾颉刚的研究生。顾颉刚当时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在汉学、史学、地学等许多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极有创见的学术成就，有很高的声望。当时，顾氏在燕大对研究生讲授《尚书研究》，讲到《尚书·尧典》时，顾氏认为《尧典》中的十二州是袭自汉武帝时设置十三刺史部，这一论点原是他由辨伪到疑古，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一部分，曾和刘掞藜、胡廑人等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并获得了学术界的赞同。谭其骧其时年仅20岁，是一年级研究生，在课堂上提出了与顾氏不同的看法，认为讲义中所列的十三部不是西汉的行政区划制度，因此袭自汉武帝十三部的结论便不能成立。他的《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就是当年的作品。这次论战的意义，正如顾颉刚所说：“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到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象我们这样清楚的了。”
丁文江（1887—1936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北洋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著有《扬子江芜湖以下的地质》等报告20余种。生前在地质地理学领域中，是最有权威的科学家。他曾著有《徐霞客年谱》，其中论及徐霞客对西南地区地理有五项重要发现，最主要的一项是发现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而不是传统所指的岷江。由于此论出自丁氏，影响甚大。谭其骧于1941年赴贵州就任浙江大学史地系副教授，不久适值浙大举行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会议，会上谭其骧宣读了《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发现》的论文，逐一推翻了丁氏的说法，认为从史料来看，对金沙江的认识不自徐霞客始，徐霞客的功绩在于“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是“正名”，而不是“发现”。谭氏报告得到与会学者的肯定。
谭其骧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从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开始的，早在1932年燕大研究生院一毕业，便应顾颉刚的邀请，在辅仁大学教授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此后与顾氏一起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任《禹贡》半月刊的主编。由于他曾接受社会学家潘光旦的教育，将社会学和史学结合起来，发挥自己所长，致力于中国人口和民族迁移史的研究；由于这一研究的深入，又进行历史地名学的研究。从1930年至1949年的近20年间，他的研究以历史人文地理为主，汇成《长水集》上册。
新中国成立后，谭其骧转入历史自然地理和《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主的研究。他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以水道变迁为主，其中包括黄河、海何、长江三大流域。历史上黄河的安流与改道研究，由于其影响极大，历来都是学者极为关注的课题；但由于古往今来的学者大多未能抓住黄河安流与改道的形成和演变的关键因素，以致不能找出发生的原因和出现的规律。谭其骧抓住泥沙量的来源、沉积这一关键因素，并将整个流域，特别是黄土高原植被复盖程度与产沙量的关系进行分析，终于弄清了黄河安流与改道的规律，对当今综合治理黄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谭其骧作为主编，从1950年起至出版发行，前后经历了30年之久。尽管他有一批优秀的助手，可以分担他那浩繁工作的一部分，然而修订、补充、定稿都由他亲自进行，尽管他面对国家和人民、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赞扬时，一再表示“一切为图集作出贡献的同志都应该享受这份光荣”，然而他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侯仁之生于1911年。他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1936年毕业后留燕京大学作研究生并兼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1940年在洪业（煨莲）教授的指导下，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赴英留学，1949年7月获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入大学后，即接受我国著名沿革地理学家顾颉刚、著名地理学家洪业的教育，以后又在他们的指导下，从事沿革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对我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沿革地理学）已有相当造诣。后来又赴英国留学，在达贝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达贝（H.Clif-ford Darby，1909年—）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学识渊博。
由于达贝从事教授和研究的历史地理学，是近代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以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为研究对象，而重点是受人类影响而造成的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与我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政区沿革，有很大的区别。侯仁之回国后，便以中、外历史地理学兼而有之，并与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等私交笃厚的身分，团结了一大批学者，推进了中国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性质的论战，实质上是近代历史地理学与中国传统历史地理学之间的论战，结果是近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取胜。侯仁之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中国，这是他的一大功绩。
侯仁之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沙漠的历史地理研究、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和地理学史的研究。他的研究特点是：（1）开拓性；（2）方法的科学性；（3）结论的严密性。所谓开拓性，是他研究的课题在教国都是前人未曾涉猎或很少涉猎的，比如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它的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法、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及其自身的科学属性等，这是一门科学成熟与否的标志；在我国由于政区沿革地理的研究，早在《汉书》中便已产生、形成，以后正史中的地理志便将其作为必不可少的内容加以延续，时达2000余年，历来的学者研究沿革地理，都是照着祖先的程式进行，至于其基本的理论，则很少有人过问。有的人，如刘献廷等也不满足于沿革地理的那一套，然而，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门科学，自己也无法弄清。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雏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No.1，1962）和《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No.1， 1979）两文，便阐明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便具有开拓性。
所谓方法的科学性，这就是侯仁之的研究，不仅包括广泛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包括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而且非常重视实地考察。他认为：“地理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野外考察，这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说，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他在理论上归纳为两条，即“第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但其若干特点以及变化微小的诸因素，仍然保留到今天。……第二，历史的文献资料虽然重要，但涉及的范围和数量究竟有限，单凭这些不完全的文字记载，企图恢复过去的地理面貌，显然是不够的。”正是基于上述道理，侯仁之不论是沙漠的历史地理研究，还是城市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都进行了极其认真的细致考察，以致中央部门的城市规划专家认为他对北京市历史地理研究“是迄今研究北京的最佳论著，学术价值已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围……，成为首都建设、发展，制订有关方针、政策、方案的重要参考。”
所谓结论的严密性，是基于方法的科学性，他的研究涉及的面十分广泛，而又极为精深，所得出的结论达到经典的程度，以致成为无可辩驳的真理。比如他在《在所谓新航路发现以前中国与东非之间的海上交通》（《科学通报》，1964.11）一文中，他认为：“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这种观点几乎被传布到世界各地。其实，无论是哥伦布的成就或是达·加马的成就，只有从欧洲的局部观点来看的时候，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作是一种‘发现’。如果把这一观点引用于其他地方，或扩大到世界的范围，那显然是错误的。”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于1972年写道：
“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徒‘发现’欧洲和印度，大大早于基督教旅行者的来到东方”。在谁“发现”谁的问题上，侯仁之的观点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和《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两著作，前者于1962年，后者于1959年，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地理学曾经达到很高水平，但是以往的研究数量少、质量差，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来，随着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在地理学的产生、形成、发展的研究中，不少学者不仅认为中国在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中，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后面，而且竟然认为中国地理学向来落后，有的竟然认为科学的地理学在中国从未产生过。侯仁之主编的两本著作以科学的论述，确凿的史实，正确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地理学的发展中，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和具体地域的研究上，都曾经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作出了彪炳千秋的贡献。不仅可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世界科学史的研究中，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史念海生于1911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接受著名史学家陈垣的教导。早在大学学习时，便已崭露头角，写出了《两唐书地理志互勘》和《西汉侯国考》等论文，受到当时著名学者、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史学家顾颉刚的赏识，并经顾氏推荐加入禹贡学会，担任《禹贡》半月刊的编辑，并在顾氏指导下，撰写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疆域沿革史》，走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道路。
史念海师承顾颉刚，与谭其骧一样出身于史学，在其学术生涯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基本上在史学范围里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跨界科学，或者边缘科学，因此，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史学家和地学家向来互有短长。史学家的长处是史料的熟谙，诸如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有独到的水平与修养，言必有据的特点较为突出；其短处是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的观察、分析和归纳能力则嫌不足。地理学家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长处和短处正好与史学家相反。史念海作为史学出身的学者，从纯粹的沿革地理向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变中，真正做到了“扬长避短”进而“变短为长”，结果使他成为与谭其骧、侯仁之一样，具有史学、地学两兼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在“变短为长”过程开始时，他已是成名学者，学术上已经是硕果累累，在学术界已受到广泛的尊重，而且又年已花甲，没有学者追求真理、永远探索的精神，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走出书斋，进行广泛的野外考察，意味着体力与智力的结合，他北越阴山，西抵青海，南达珠江，东迄渤海；足迹遍及大河上下，长城内外，运河沿岸，以及许多故垒废墟、荒山深谷，至今年逾古稀，野外考察仍然一如既往，就此而论，完全可以称之为史念海精神，实为后学者的楷模。
史念海起家于沿革地理学，之后着意于历史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其中偏重于历史经济地理学。《河山集》第一集涉及到历史时期的工业地理、农业地理、运输地理、聚落地理、军事地理、经济中心和经济区，这些研究，尽管方法上以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但内容上却填补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项空白。80年代初出版的《河山集》第二集，这是他用史料考据和野外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其研究的地域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内容则集中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的历史变迁，探索变迁的表征、原因和规律，提出综合治理措施。这应该是历史综合地理研究的试探，也是加强历史地理学的应用科学性质的探索。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之后，又有黄盛璋、陈桥驿、钮仲勋等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取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也有相当高的声望。黄盛璋生于1924年，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研究生攻读的是语言文学，曾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四年，之后转到地理研究所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直至今天。黄盛璋出身于地理学，由于在史地系接受教育，具有史学、地学的基础；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文字、音韵学者，从小接受了较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他又曾专门攻读语言文学，因此谭其骧说他“承其家学，通古文字学”，这种特长有点类似于法国著名的地理学大师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年），詹姆斯说“维达尔是从古代历史和古典文学转入研究地理学的。他曾在雅典的法国考古学院学习过一年（1865年），从而熟悉了希腊的地理学文献。”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基础，使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运用了考古学的方法，而且使二者有了很好的结合，在两个学科里都取得了相当成就，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的他的研究专集《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便是证明。他的另一研究专集《历史地理论集》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特长。
黄盛璋值得称道的不仅是他具有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方法、手段方面的多面手的本领，还在于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追求。他数度环绕和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行实地考察，是毅力的体现；他致力于绿洲学的建立，则是他追求的证明。绿洲是内陆沙漠地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地，也是人们长期同自然作斗争及开发利用的结果。研究古今绿洲发生、发展的原因、过程与变迁规律及其今后趋向预测，将为历史地理学开辟新的方向和领域，对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陈桥驿生于1925年。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治郦学者。尽管他出身于地理学，但他兴趣广泛，又有坚实的语言学、史学功夫，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内有很多建树。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水经注》的执着研究。《水经注》是6世纪初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的学术著作，是我国6世纪以前地理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自从该书问世之后，至今已达1460年了，向为历代学术界所推崇，清初著名学者刘继庄甚至称其为“宇宙未有之奇书”；丁谦称之为“圣经贤传”。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研究《水经注》者代有其人，以致形成为专门的学问——郦学。然而历代学者往往局限于“为注作注”，或者在版本的互勘上下功夫，很少有人从《水经注》的学术价值上作研究，因此郦学研究的路子始终未能走正。陈桥驿从地理学家的立场出发，主要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他写道：“首先是《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把《水经注》记载中有关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资料，一一加以整理和推究，使之古为今用，这是我研究《水经注》的重点。其次是《水经注》的地名学研究，因为《水经注》记载的各类地名，为数多达二万左右，从今天来看，它实在就是北魏以前的历史地名辞典。特别是在这二万左右的地名中，有地名渊源解释的约有二千四百处，这是我国自《汉书·地理志》解释地名渊源（不过40余处）以来，在这方面集其大成的著作，因此，《水经注》在我国地名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我对《水经注》研究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版本的研究，由于此书版本（包括钞本）甚多，不同版本间有时有很大差别。另外，由于《水经注》实际上是一部残籍，还有许多佚文散见于其他古籍，因此，我还必须遍查古籍，搜索佚文，使此书能成完壁。当然，版本的研究并非我研究《水经注》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引起治郦同仁的注意，有机会集众人之力，搞出一种比现行所有版本更完整的新版本，提供后人使用《水经注》的方便。”他的这种研究纲领，与历来的郦学研究者有很大差别，《水经注》的科学价值从他的研究中得以开拓，他的专著《水经注研究》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有一件与笔者有关的事情。我于1979年应湖北省地名领导小组的邀请，脱产参加全省地名普查工作。为了搞好与我的身分相符的工作，开始致力地名学的研究，时值陈桥驿的“《水经注》与地名学”在《地名知识》上发表，拜读之后，一方面很佩服，觉得很受启发；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水经注》实质上是一部地名学著作，由于地名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故认为《水经注》是地理学著作也未为不可。有感于此，便以“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水经注》”为题，撰写了万余字的论文。请武汉大学石泉教授审阅，石泉从各种版本校阅了文中的引文（我用的是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并对文中的主要论点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最后他认为陈桥驿是当今杰出的治郦学者，望我不要与陈桥驿进行争论。对石泉给予我的教导内心十分感激，但我还希望得到陈桥驿的教诲，写了一封长信（约有6000字），并将石泉的审阅稿一并寄给陈桥驿。当时我与陈桥驿素不相识，自己又是一个初学者，见识的浅陋自不待说，未曾料到很快接到他的一封长信，对我给予了鼓励，并就一些不同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看法。热诚地希望拙文尽快发表，并推荐我出席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会议。至今，尽管我们对《水经注》的科学性质、地名学的科学属性有着各自的看法，但我们的关系有如师生，书信来往、学术交流从未间断。陈桥驿的学者风度由此可见一斑。
钮仲勋年近花甲，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的研究领域较广，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地理学史等都有一定建树。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一书中撰写的《边疆和域外地理的考察研究》一文，实际上是有关中国的地理发现史的研究。地理发现史是西方欧美各国非常重视的研究领域，因为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了解，是通过对已知世界的逐渐扩大和未知世界的探索缩小来完成的，地理发现史正是研究这一过程的表现。向来的学者把地理发现史视为海洋型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贡献，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大西洋沿岸国家；有的中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尽管是陆地型和海洋型兼具的国家，但由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主要是执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策，闭关自守作为国策束缚着人们对外扩张和向外探索的心理，着眼点总是内向考察，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钮仲勋的研究，却使我们对中国人进行的世界地理发现史略见端倪，从而使传统的观点受到科学的批判。国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对世界的发现，特别是对欧洲和非洲的发现、超过欧洲人对亚洲的发现；可喜的是中国学者——钮仲勋从自己的研究中，也证明此种观点的正确。
应该说的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尽管作为近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还只是近30年来的事情，然而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迄今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不少学者尽管是从沿革地理的研究走上历史地理学的道路，但当接受了科学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后，他们大都自觉地进行了观念和方法的转变，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
4.地理学史
地理学史是研究地理学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我国是世界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地理学的产生既早，文献记载又绵延不断，是世界地理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古代希腊一样，是世界上地理学的两大重要的发源地。希腊古代地理学以传奇的神话人物荷马（Homer）作为祖师，他的生卒年月不详，因他写作的长诗《伊利亚特》（Iliad）是记述特洛伊的百年战争（公元前1280—1180年）情节，显现他是那个时代的人；中国古代地理学同样以传奇的神话人物大禹开创（公元前21世纪时的人，生卒年月不详），传说他治水，并将全国划分为九州。所不同的是希腊早期的地理著作大多不复存在，仅凭后人的记载而传世；而中国早期有关地理著作，如《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从探索萌芽时期有关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了解和一些观念的产生和形成，中国是唯一有文献可查的国家；加之，4000年有文字记载的连贯的地理知识，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史资料，故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近代地理学在欧美产生之后，西方学者有相当多的人致力于地理学史的研究，他们把地中海文明当成世界唯一的文化发源地，把古代希腊的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正宗祖师，而人为地忽视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应有地位与杰出贡献。本世纪初，我国一些学者，有的竟然认为中国不仅在近代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是落后的，古代也没有比较科学的地理学，持所谓一向落后的观点；有的人则认为尽管中国近代地理学虽然落后了，但在古代并不落后，甚至曾经有世界水平最高的地理学。见于文献的我国近代最早的地理学史研究专论是1910年《地学杂志》上的《古代地理学》；1915年姚明辉在《地学杂志》第六卷上的《中国发明地圆说》；1917年孟世杰在《地学杂志》第八卷上的《地球之生成变迁及将来》；1919年孙宾墀在《地学杂志》第十卷上的《地圆说考》等，均是早期的地理学史论著。
建国前，对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首推任职北京图书馆的王庸，他开始地理学史的研究大约在1934年，利用北京图书馆藏书的丰富和完整，首撰《中国地学论文索引》，之后撰写了《中国地理学史》（1938年）、《中国地理图籍丛考》（1947年）、《中国地图史纲》（1958年）等专著和一系列论文。王庸的研究一是其开拓性，都是做前人所未做的研究，如《中国地理学史》，此前人们对中国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认识模糊，了解不够，由于他的著作问世，使得人们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迄今50年，凡欲研究中国的地理学史，无不把他的著作列为必要的参考书目。二是其实质性，这是指中国古代地理学把地图和地理著作结合起来，所谓图籍，正是中国地理学的传统特点。他的著作尽管篇幅不是很大，由于抓住了这一特点，便能揭示出中国地理学的实质性内容。当然，正由于他的研究具有上述两大特点，而此前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质和量都不够，有些观点不免存在种种的误解和不足，有的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评价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水平及其在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误。
建国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侯仁之、徐兆奎等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地理学史组的曹婉如等合作，撰写了第一部由古及今的《中国地理学史》，后来进行了修改，以侯仁之为主编，以《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于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著作力图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为指导，把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阐明了地理学是基于人类生产、生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这一观点揭示了地理学产生与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不仅在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上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地理学史的研究上也没有先例。这一著作以地理著作和地理学家为线索，第一次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过程，诸如对古代一些著名的地理著作和地理学家进行科学的评价，都属于最高层次的创造。此后，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日多，不少观点都渊源于此书。
曹婉如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建国后一直从事地理学史的研究，迄今已近40年。早在50年代她不仅参加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的编纂工作，和《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一书的校阅工作，而且先后撰写了《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No.1，1958）和《介绍三幅古地图》（《文物参考资料》No.7，1958）。迄止文化大革命前，她的论文著作有：《十七、十八世纪中国自然地理学思想的特征》（《科学通报》No.20，1960），《“地理”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及其含义》（《地理》No.5，1961）、《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几个问题》（《科学史集刊》No.6，1963）。“文化大革命”之后，尽管她的身体不好，但研究的步伐加大、加快，成果的质和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一书中的《马王堆出土的地图与裴秀制图六体》，《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一卷第3期（1982）上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几个问题》、第6卷第1期（1987）上的《试论道教的五岳真形图》，《地理学报》38卷3期（1983）上的《张相文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以及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第一章“概论”等。
迄今我国从事地学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中，只有曹婉如是专职学者。她的研究大多是重点课题的深入研究，她注意到中国地理学在建立与发展中，一直把地图作为主要的形式，所谓“图书”，即是说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了解和原理的探索，大多是先用图的形式绘其形，画其影，然后以文字的形式加以描写说明，以供政府官员和为政治服务的官方顾员参考阅读而藏于秘府，至今有“图书馆”的藏书设施，即是这一形式的延续使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早在两千年以前，地图的测量和绘制水平已接近欧、美各国近代地图学初期的程度，马王堆出土的地图是人类迄今能见到的最早、水平最高的地图；不仅如此，中国晋代由著名学者京相璠和裴秀等人总结的“制图六体”，是世界上迄今尚有文献记载的地图制图学水平最高的基本理论。曹婉如正是因为熟谙中国地图学在中国地理学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将其重点放在这方面，并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的特征及其形成、发展和地区差异的科学。这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界，与哲学上讲的世界是很接近的概念，哲学上讲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产生大多和地理学的起源密不可分，因此，完全可以说，地理学产生和形成、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与哲学密不可分的过程，美国学者詹姆斯之所以将他的著作称之为《地理学思想史》，其道理便在此。我国学者本世纪初以来研究地理学史的学者还不少，但从地理学角度，探讨地理学思想的著作极为少见。曹婉如的研究恰恰在这方面表现了她的深思熟虑，填补了我国地理学史研究上的一块空白。
曹婉如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概论一章里，将中国地理学史分成五个阶段，把地理知识的产生作为原始社会时期的产物，是人类生存的需要，把地理环境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必须去认识、去了解，于是产生了最初的地理知识。西方许多学者把地理学知识的产生与希腊的殖民活动的发生相联系，这种殖民活动又与航海和商业贸易相伴而生，从社会发展史角度来看，希腊的殖民活动恐怕是奴隶社会的晚期，这无疑把地理知识的产生往后推了很长的时期，而且也不符合认识论的观点。地理知识产生的时限定在公元前21世纪以前，这个时限正好是由口碑到文字记载的转折期，明确表明地理知识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是科学的结论。奴隶社会时期是地理知识的迅速积累时期，也与现今所知的情况相符。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反映了我国的特殊情况，即长达24个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的特点。这三个时期包括古典地理学的产生时期、古典地理学的发展时期和向近代地理学过渡时期，这是继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之后，提纲挈领地阐明我国古典地理学发展过程的科学论著，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成组（绳祖）（1902—1987年）是我国既受过历史学的高等教育，又受过地理学的高等教育的学者。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旋即赴南京的东南大学学了一年的中国史和东方史；1924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学习，1926年获哈佛大学史学硕士学位，1929年又获芝加哥大学地理学硕士学位。在20年代留美学生中，他是三个专攻地理的学者之一，与黄国璋、胡焕庸等同属于我国地理学界最早的成名学者；1929年回国后即应聘为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到他逝世时为止，作为教授的时间达58年之久，是迄今除胡焕庸外的第二人。
王成组曾参加了1934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又曾长期协助黄国璋主持在北京的由张相文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建国后又参与合并两个学会为一个中国地理学会的工作，并出任竺可桢、黄国璋为正、副理事长的中国地理学会的秘书长，成为我国近、现代地理学学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本人致力于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学术界曾希望借助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本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弄清楚，恰在此时他不幸逝世，至为可惜！他以86岁高龄逝世，应属自然规律使然，特别是他在1974年因患直肠癌作过手术，以后又奇迹般地挽回了十四个春秋，终于完成了《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的撰写工作，又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王成组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是从先秦到明代的漫长历史时期的中国地理学史。全书计分五篇，即地理学著作的创立——先秦时代，地理志和地方志的发展——西汉至明代，这两篇是从纵的角度，把中国地理学归纳为两个各具特点的时期。先秦时期，我国已先后出现了《禹贡》、《管子》、《五藏山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周礼》等地理著作，这体现了我国地理学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悠久，在世界上虽然古代希腊也是地理学的发源地之一，但其古代地理著作传世至今的不多，这是中国地理学可以引以自豪的固有特点。从西汉至明代（公元前206年—公元1644年）共历时18.5个世纪，中国有16部正史地理志，还有唐宋一些学者撰写的以全国为范围的地理志；与此同时，我国还有史不绝书的地方志。尽管我国古代地理志和地方志与近代地志学（Chorology；Regional Geography）有所区别，即所依的地理要素不够完善；但也有类似的地方，即依据地理要素来研究区域的地理特征，是共同的。在近两千年的时期里，有连续不断的两志，这是我国地理学史所独有的特征。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的另三编，即历代地图的演变——西汉至明末，举世闻名的游记——战国至明末，地理专著的典型——北魏至明末，此三篇与前两篇不同的是，它在世界上是可比的，地图、游记和专著是衡量地理学发展与否的标志。即便是在这三个方面，中国也完全居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他的整本书的总体结构，表达了他在“序言”中的纲领：
“我国的地理学既是起源特早，而绵延不断，具有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光荣史，并且保存着无比丰富的历史遗产。这样一脉相承，留下丰硕的成果，世界上无与伦比。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却是经过现代许多国家不同民族的祖先，先后相承，此起彼落，才能获得近代地理学的成就。西方的地理学超过中国，只是由于最近二三百年的进步。一般见解竟然因此而认为中国向来落后，甚至空虚，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误解。实际上在这个最后阶段，我们也还有独特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是我国地理学史研究的系统的总结，是我国学史研究逐渐成熟的表现。全书共分10章，包括概论、地形、气候、陆地水文、生物地理、土壤地理、海洋地理、测量与制图、地方志的发展概况及地理价值，边疆与域外地理考察研究。书中概论一章是全书的总结与概括，篇幅虽和其他章的平均篇幅大体相当，但所述内容却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总体性、纲领性、系统性的表现。第二至第七共6章，是自然地理学6个主要要素的地理学发展史，在中国迄今为止的学史研究中，它是唯一的以现代地理学要素为纲的著作，一者表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的全面，每一个要素都有杰出的成就和贡献；二者则为了与近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相衔接，以便于参考和借鉴；三者说明地理学尽管综合发展有悠久的历史，而分异发展也不是近200年来地理学发展的时代产物，揭示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中全面系统和深入发展的结合特点，说是优良传统也很恰当。各章的作者，如曾昭璇既是我国现代地貌学有造诣的学者，又以历史地貌学见长的地理学家，他的专著《历史地貌学浅论》，是迄今我国要素历史地理学的系统著作，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和创造性。他在本书中的地形一章，实是中国古代地形学史的浓缩和概括。王鹏飞是我国当代的气象学家之一，在历史气候学方面有专深的研究和突出的贡献；书中气候一章是他系统研究的结晶，表现了当今我国历史气候学的最高水平。地形和气候是我国地理学发展水平最高的部门地理学，也是我国古代地理学中获得研究最多的要素，恰好两章的作者又是已成名的学者；而陆地水文地理、生物地理、土壤地理和海洋地理，在我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中，相对较为薄弱，对历史上已有成就的研究又极为少见，因此难度很大；加上其作者陈瑞平、杨文衡、唐锡仁、宋正海，都是中年学者，都是近年崭露头角，对于他们来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就其已达到的水平来说，和前两章相比，也并不逊色多少，实在是我国地理学史研究上值得庆幸的事情！测量与制图，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具有很高发展水平的标志，近现代我国测绘事业也较为发展，对我国古代测绘地图科学的研究也较多，王庸、曹婉如等都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相对而言，这方面可资参考借鉴的成果较多，郑锡煌的贡献一是系统性，二是概括性，把握得都较好，表现了他的独到见解。唐锡仁的《方志的发展概况与地理价值》，正如大家知道的方志是中国的特产，其发展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我国又开展了全国性的地方志编修工作，对传统的方志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古往今来的方志，并探讨其地理价值，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唐锡仁的尝试是成功的。钮仲勋的《边疆与域外地理的考察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对已知世界的扩大和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古代希腊一样，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该书可能按地理学二元论的传统观念，基本上只论及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学史，中国古代人文地理学史的内容很少，其实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同样有极为辉煌的成就和贡献，与自然地理学的发展相比也毫无逊色，书中对此基本上未曾论述，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也与书名不相符合。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鞠继武的《中国地理学发展史》，该书迄止时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是我国地理学史专著中唯一的包括有近代时期的著作。全书由于篇幅不大（仅22.6万字），故观点的阐述，内容的充实都无法尽如人意，尤其是与建国后的几部同类专著相比，就比较明显。但是该书索引性强，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地理学史当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