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的二代才是好二代
1994年，云南昆明。
19岁的孙小果穿着武警制服，开着他爹的警用车辆，伙同他的4名社会兄弟，随机掳掠了两个路过的年轻女子，随后轮奸。
事发后，因为他家庭背景深厚，原本出生于1975年10月27日（1994年10月是19岁）的主犯，竟然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摇身一变，成了“现年16岁”，成了未成年人，“顺理成章”的从主犯变成从犯。最后成为5名轮奸犯中判刑最轻的一个，仅3年有期徒刑（其余4人分别为6年、5年、5年、5年），且监外执行，实际上一天牢都没坐过。
这还不算完。
1997年11月，原本应该还在服刑期间的孙小果，再次被警方拘捕，其案由令人发指。
据1999年《中国法律年鉴》上述文章记载，1997年11月7日，“孙小果及其他被告人将张某某（16岁）带到夜总会’温州K46’包房内，孙小果等人即对张进行殴打、侮辱，轮番对张进行拳打脚踢，并用孙小果叫苏源买来的竹筷和牙签刺张的乳房，用烟头烙烫张的手臂，还逼迫张用牙齿咬住大理石茶几并用肘猛击张的头部。次日凌晨，孙小果等人又将张某某、杨某某挟持到昆明市本豪胜娱乐城啤酒屋2楼，在公共场所又对张、杨进行毒打，再一次逼张用牙咬住大理石茶几边缘，用手肘击打张的头部。凌晨4时许，孙小果等人将张、杨二人带至昆明饭店大门口，孙小果一伙轮番对张进行拳打脚踢，致张昏迷。被告人党俊宏及杨琨鹏（另案处理）还解开裤子，将尿冲在张某某的脸上。”
即便犯下如此恶毒罪行，孙小果根本也没当回事，当专案组的办案人员找上他时，他依然还淡定的在舞厅蹦迪。
1994年那起事件，给了他觉得自己能够逍遥法外的无限底气。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次事情稍稍起了一点变化。
南方周末记者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到了被害人的遭遇，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刊发了对此案的报道。
1998年年初，南方周末重磅刊发了专题报道《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引发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与反响。这篇报道出来的当日，孙小果的父母即给南方周末打电话:“你一个南方周末的小记者算得了什么，我一月之内叫你进监狱！”
另一边也没闲着，孙家深厚的背景运作起来，一边在当地新闻媒体头版头条刊登《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访谈录，说天下没有父母希望孩子变成罪犯，自己一直对孩子严加管教，孩子学坏主要是受到了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孩子对本性还是好的，给自己的孩子博取同情，另一边却又质疑当地公安机关对被害者的伤情鉴定过重，违规索要案卷和相关资料，意图干预司法。执法者徇私枉法至此，居然还敢大言不惭甩锅给社会风气不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如若不是南都的影响实在太大，舆论的反响太过强烈，已经上达天听，上级高度关注，恐怕这起案件最后也只能如同先前的受害者那样赔点钱不了了之。
1998年2月1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孙小果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侮辱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加原因强奸罪所判余刑两年四月又十二天，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外，另有7名同伙被判有期徒刑1年到20年不等。
一审判决后，孙小果等人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正义得以声张，冤屈得以昭雪。
当大家在群情激奋，感叹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的时候，事情正悄悄的起变化。体制内的一些人开始敏锐的注意到“舆论干预司法”的可怕。
此后几年，以南都为首的标榜舆论监督的媒体，开始遭遇大规模的清洗。报道此案的记者长平，亦在被清洗之列。
而另一方面，读者也在潜移默化中被植入了舆论干预司法的思想钢印，每当有什么热点事件出现，就有人开始呼吁“舆论不要干预司法”、“一切以官方通告为准”。
但谁都知道，在如今的中国，你在公众领域发表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审查，舆论连自己是否被删帖都干预不了还干预司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事实也正是如此荒诞。
2019年4月24日，《昆明日报》刊发《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下沉昆明开展督导工作》文章，并且公布了一批当地打掉的黑恶势力团伙的成员的名字。有眼尖者在其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孙小果。
一个劣迹斑斑不知悔改的死刑犯，不知通过何种途径，竟然从死刑立即执行一路减刑减到12年，2012年就已经出狱。如今更是摇身一变成了当地数家夜总会和娱乐场所的股东，继续出入风月场所、耀武扬威，欺行霸市，横行霸道，继续当自己的平西王小太岁，“云南白天归小平管，晚上归小果管”。
2012年从他出狱至今，已经过了7年时间。7年间他坏事肯定没少干，没少被人举报报警，否则也不会被这次又栽在扫黑除恶的手里。然而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当地体制根本就无力肃清这种红黑混杂的黑恶势力，毕竟轰动全国判了死刑都能捞回来的主，这背后的能量任谁都得忌惮几分。
这时候就挺怀念当年的那个南周了。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都等着官方出个通稿然后一个个蹦出来痛打落水狗，却对眼前的马蜂窝个个视而不见。
失去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即使如同相声演员大兵这样的社会知名人士都免不了被当地的流氓物业欺负十几年，投诉无门、举报无用，只能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神兵天降的青天大老爷给你主持公道。
社会舆论已经是中国民众最后一条能够相对温和的介入公权力运行的路径了，如果中国民众连这最后一块阵地都拱手让人，司法就会彻底沦为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真到了那时候要再想维权，那就非得流血不可了。
最后，每次看到这些衙内在国内为非作歹的新闻，就不得不感叹当年中央领导下定决心把二代都送出国去的明智，送出去，对大家都好。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学生们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包括我在内，我们有几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你不能回来，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这是原则……现在重点是省部级，以后要往下走，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中央有决心，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吕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