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货币:我们为何而战?

在“加密货币”领域中肆虐的冲突是无止境的。这些激烈的争论冲突涉及到各个方面,参与各方也几乎不去尝试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让步。有趣的是,站在这些争议焦点的对立面往往是同一群人。从加密货币极繁主义和财富的分配,到治理和共识算法等等,这些争议的方面涉及广泛,而持有相互对立观点的双方群体一直都保持不变。自然而然,这种现象带来的是一种不良的氛围,即各方习惯于盲目地抨击另一方,这不利于整个加密货币领域的发展。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Thomas Sowell 在其著作 A Conflict of Visions (《愿景的冲突》)和 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 (《救世主的愿景》) 中表示,这种现象源于人们对体系/系统的性质及其局限性的设想 (assumptions) 存在根本的差异。虽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但这些设想是影响人们的观点的最大驱动因素。因为愿景基本上不会被审查,但却影响深远,Sowell 引入了一种称为“愿景冲突”的机制来研究这些设想。

本文将通过强调这些设想在塑造和影响人们的观点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此来阐明在加密货币的支持者之间广泛存在的“愿景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

本文将首先阐述这些存在冲突的愿景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将阐释“加密货币”愿景的冲突。在理解了加密货币愿景之间的冲突之后,我们将对争论的论据结构加以评论,最后将深入进行分析:即详细阐释加密货币愿景冲突的四个主要领域。

本文主要包含三个主要方面:

一、情景设置

I. 愿景的定义

II. “加密货币”愿景的冲突

III. 争议论据的结构

二、存在愿景分歧的四大领域

  1. 加密货币极繁主义 vs. 多种加密货币共存主义

  2. 加密货币分配的“公平性”

  3. 治理

  4. 工作量证明 vs. 权益证明

三、未来尚在建设中

愿景的定义

为了理解“加密货币”愿景的冲突,我们首先需要理解 Sowell 著作中的愿景是什么意思,这是很重要的。简单地说,愿景就是对事物应该如何运作的一种直觉--它是一套关于世界的本质及其局限性的设想,这种设想使人们能够理解 (或者至少认为自己理解了) 为何事物会按照它们的方式来运作。Sowell 定义了两套截然相反的设想,并将这两种设想定义为“受约束的”和“不受约束的”愿景。

受约束的愿景

每个愿景的核心都涉及到某种强烈的信念或对事物存在的局限性的认知。受约束的愿景能够看到某些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比如“稀缺性、利己之心、人类的出错性”[1] 等现实。在受约束的愿景中,改善现状的唯一方式就是理解自然的基本规律,创新的唯一方式就是与这些自然规律规定的具体范围/界限保持一致。

受约束的愿景能够意识到,虽然 A 可能比 B 更好,但如果 A 根本无法完成,那选择 B 也无关紧要。比如,如果消除了重力就能飞起来,消除了暴力就能结束战争,虽然理论上这些都说得通,但这超出了可能性的范围。符合受约束的愿景的观念包括诸如 亚当·史密斯 的 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 和 庄子的 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等等,这些观念认识到了人类的局限性,并规定了将这些局限性转变成发展/进步的理念。

[备注1:看不见的手(又译无形之手)是出现于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 所著的《国富论》第4篇第2章以及《道德情操论》第4篇第1章中的一个词句。最常引申为充分运作时的价格机制。在价格机制充分运作下,自由市场里的供给和需求将会自然而然达到均衡,价格与数量都是最适当的水准,仿佛市场运作在冥冥之中受到神的指引一般,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看不见的神之手”。]

[备注2:自发秩序即庄子主张人以自然的方式生存,社会以自然的秩序运行。庄子思想中渗透着强烈的自然崇拜意识,他所重视的乃是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

受约束的愿景通过识别出相关的权衡折衷之处而不是解决方案,以此来推进决策的制定。如果可用的选项有限,受限的愿景会在理解了“未满足的需求”必然存在的前提下,尝试做出最佳的权衡决策。因此,“针对特定问题的特定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远远不如拥有和维持正确的流程来进行权衡并纠正不可避免的错误的重要性。”[2]

不受约束的愿景

那些持有不受约束的愿景的人认为,实现某个想要的结果的唯一限制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不够。因此,他们认为任何体系/系统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因为人们不够聪明、不够上心、没有想象力或不够大胆:如果有正确的心态,便可以消除稀缺性,人类的利己之心可以被纠正,将不完美变得完美,甚至所有的邪恶也能够被消除。不受约束愿景认为可以重构世界来消除其缺陷,而不是建立机制来避开任何根本性的局限性。因此,“令人痛苦的权衡取舍问题不属于不受限的愿景。”[3]

在不受约束的愿景中所提出的问题集中在如何消除现有情境中的特定弱点之处,以此来创建出解决方案。如此一来,决策的制定可以归结为选择完美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识别出存在的权衡取舍。如果存在适当的创新方式,必须做出很少的牺牲 (如果有的话) 以实现特定的改进和提升。在不受约束的愿景中,可行性问题不是主要的关注点,因为权衡取舍仅仅反映了个体之间不同的偏好和处在不同的情景中。

在上述这两种愿景中,无论所持有的设想如何,人们期望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两种愿景的目标都是想要创造出最好的结果。由于这些设想对于决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因此持有这两种愿景的人很少能够就如何实现预期结果达成一致。

正如“受约束”和“不受约束”这两个词语所传递出来的字面意思,前一种愿景认识到我们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受约束的),而有一种愿景坚信我们的潜力是无限的(不受约束)。因此,每种愿景在如何适应期望的结果方面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就不足为奇了。

“加密货币”愿景的冲突

在了解了上述的两种愿景框架之后,我们便能很容易理解加密领域中存在的主要愿景冲突了。加密领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就像一张巨大的画布,在其上有着大量的表面区域可以进行试验创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参与进来,且每个人都书写着自己独特的篇章。

在加密货币尚未能实现广泛采用的情况下,参与者们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对各自愿景的高谈阔论般的叙述之上。在对这些叙述进行定义时,能够看到他们在同一个区块链平台内部的分歧——“加密货币”的终极愿景,到底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 Galt’s Gulch (高尔特的峡谷,高尔特是《阿特拉斯耸耸肩》小说中的人物,小说中虚构了在国有化大潮中受到强烈冲击的企业家、发明家以及其它社会精英被一个名字叫“约翰·高尔特”的人召唤,先后“罢工”并到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法庭、没有剥削与掠夺的世外桃源“亚特兰蒂斯(即高尔特的峡谷)”,过自由快乐地工作、按需索取报酬的“幸福”生活),还是一个受到极端市场启发的去中心化的社会?亦或者两者都是?即使是不同的区块链平台之间的叙述也是不一致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叙述也在发生改变。

本文基于 Hasufly 和 Nic Carter 的文章 Visions of Bitcoin (比特币的愿景) 以及 Felipe Gaúcho Pereira 的文章  Visions of Ether (以太坊的愿景)。虽然研究者们专注于描述这些愿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但却鲜有对这一背景中的演变进行结构性分析:这些演变只是随机性发生的,还是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中商业和投资机遇不断变化所带来的结果?或者这些演变更多地从根本上反映出了杂乱的哲学倾向?

人们已经在加密货币领域中区别了“货币型加密货币(money crypto)” 和 “技术型加密货币 (tech crypto)”,[备注:前者认为加密货币的意义在于,通过引入加密货币这一健全货币(Sound Money),以此来重新定义货币的运作方式,也可被称为比特币极繁主义(Bitcoin Maximalism);后者认为加密货币的意义在于,通过引入Web3.0,重新定义互联网的运作方式,也可被称为以太坊极繁主义(Ethereum Maximalism)]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这还不够。我们认为,这些区别并非就是 “硅谷”与“密码朋克”之间的区别——很多密码朋克并不是非常推崇基础层的隐私保护,很多硅谷企业家对他们的同辈企业家推崇的“快速行动和打破常规”这一文化观念持有谨慎态度——这些区别更多是基础性的区别,反映的是对技术构建的未来所持有的受约束的和不受约束的设想和观点。

争议论据的结构

货币的理想属性,是使其便利、实用且值得持有。赋予货币巨大的便利性和实用性是可分割性、安全性、可识别性、便携性、耐用性和可替代性。这些属性中的每一个都使得货币交易更轻松,并减少交易摩擦。让我们来看看这每一个属性,并认清什么是优质属性和什么是劣质属性,看看比特币是如何具备这些属性的。

Hasufly 在 Unpacking Bitcoin’s Social Contract 一文中探讨的比特币社会契约模型,阐明了公有链中社会契约和公链实现细节之间的二元关系。

实际上,有关加密货币的每一次争议都发生在社会层面。这是有理可循的,鉴于许多公链遵循的网络治理模式的性质,为了未来考虑,围绕共识的决策往往会在先例基础上有所加强。因此,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争议中,有关共识的设计往往是慎之又慎且思虑再三:

  • 是否可能存在一个具有固定货币供应的可持续性长期安全治理模式?

  • 鉴于攻击面和安全成本的增加,可编程性的重要性如何?

  • 如果基础层的隐私保护会增加验证货币供应的难度(或者需要对发行人或系统的维护者更多的信任),那“完全的”基础层隐私保护是否是值得的?

  • 考虑到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区块大小——减少交易费用并允许全节点成本线性增长——这是否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决策?

但这些争议很少会议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话语 (不管是 Telegram 上的一次简短谈话,还是在会议的舞台上发表演讲) 往往上升到宗教狂热或是个人推论的层面,而不是将自己的想法作为权衡问题来提出。加密货币的价格是赢得争论的一个实时计分板。

大部分争论最终都以不透明的公告加以取代。狂热之人往往使出简单的嘲讽和空洞的修辞伎俩——他们对自己支持的现有技术功能的态度是“继续保持 (Here to Stay)”,对自己提倡但尚不存在的功能描述成“必然趋势 (Inevitable)”;不受欢迎的现有功能则被他们描述成“过时的 (Obsolete)”,对那些不受欢迎但雄心勃勃的想法描述成“不切实际 (Unrealistic)”。见下图:

为了看清这种空洞的言论,Sowell 建议应用下面所说明的常识(通常被忽略)的一般原则:

  1. 如果你有着重新定义所有言论的条件的自由,那所有的言论都属实;

  2. 任何统计数据都可以被推断出来;

  3. 如果并非所有 B 的部分都被考虑在内,或者如果 A 被夸大,那 A 总是可以超越 B;

  4. 对于每一位专家来说,都存在一位同级但意见相反的专家,但对于每一个事实,并不一定存在同级和相反的事实;

  5. 每项政策都是通过足够低的标准取得成功,并以足够高的标准失败。

  6. 大多数变量可以显示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具体取决于所选的基准年;

  7. 你总是可以通过在上方放置一个变量而在下方放置另一个变量来创建一个分数,但这并不会在它们之间建立任何因果关系,它们的商值也不会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建立任何必要的关系。

仔细研究 Sowell 的原则,可以看出大多数“加密货币领域”中的争论所基于的考量都是缺乏深思熟虑的。

1.加密货币极繁主义vs.多种加密货币共存主义

起初,我们只有中本聪发布的比特币。由于比特币专注于提供全新的电子现金系统,而不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中央铸币总厂,因此,比特币狂热者和开发者的最大关注点始终是(代码库)的安全性和(货币政策的)安全性。从历史上看,对比特币进行更改 (比如BTC与BCH,BCH与BSV) 的争论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更改所具有优点,更多的是这些更改对安全性所带来的二阶和三阶影响。

最初的比特币草根密码朋克运动从未专注于“区块链技术”。直到今天,大多数“比特币极繁主义者”或“垃圾币极简主义者”认为比特币作为草根自下而上的设计努力,与以太坊、Tezos 等项目采用的更为正式的自上而下的努力形成鲜明对比。

受到奥地利经济学家们观点的启发,比特币极端者们 (Bitcoiners) 自始以来就选择了一种“简单化”和“对抗性”的世界观,其基础是对货币历史的理解:“杀手级应用”就是货币,比特币是一种潜在的全球货币竞争对手,具有最大的潜在 TAM (技术接受模型)。在他们看来,其他试图创造更好的比特币并迭代其“基本设计限制”的项目都曲解了比特币预期的用途。

比特币极端者们 (Bitcoiners) 用历史决定论进行攻击,多种加密货币共存主义者通过愿景来进行辩护,并经常批评前者持有的观点太过局限和“简单化”。持有不受约束的愿景的人(即后者)将“认为加密货币仅仅只能提供一种缓慢而易变的健全货币形式视为一种想象力的缺乏。”

在这些不受约束的设想下,比特币可能被描述为加密货币“计算器时代 (calculator era)”的一部分,正如美国风投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的合伙人 Jesse Walden 最近解释的那样:

许多人认为去中心化的货币系统最重要的属性是安全性,而不是可编程性,因此有限制的脚本语言是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bug。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将比特币看作计算器(calculator),而不是计算机(在此申明,我这句话是褒义!)。比特币是被有意设计成这样的,而且它可以很好完成自己的任务,但对于热衷修补改进和构建新应用程序的开发者来说,比特币需要向新架构进行演进。

对于那些对世界持有不受约束的观点的人来说,比特币缺乏远见。因此,同一个特征(例如,复杂的可编程性)可能被持有受约束愿景视的人认为是一个bug,而被持有不受约束的愿景的人视为一种特征。 Sowell(135)澄清了这种区别:

对于那些持有不受约束愿景的人来说,问题在于:在当前情况下,需要消除什么特定的负面特征才能创建出一个解决方案?而对于那些持有受约束愿景的人来说,问题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改进/提升,必须牺牲掉什么呢?

另一方面,对于持有受约束愿景的人来说,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案,只有进行权衡折衷。像诸如Jimmy Song 等比特币开发者认为,区块链技术需要进行大量的权衡折衷,包括开发和维护的高成本,以及协调多方复杂激励的挑战。比特币极端者们 (Bitcoiners) 认为“区块链”和“代币化”倡导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持有分布式账本之锤在手,每个激励问题看起来像钉子。

以太坊自2016年底开始的市场营销就提出了“不可阻挡的应用程序”,称该网络能使开发者能够做很多事情,其中许多功能还尚未发明。 虽然图灵完备性可能有其优势,但图灵完备的实现也建立在一些重大的权衡折衷的基础上。

许多硅谷投资者从历史角度认为区块链的杀手级应用正在创造新的市场,硅谷赫赫有名的投资人 Naval Ravikant 曾指出区块链将用市场来取代网络的著名言论。Pantera Capital 首席信息官 Joey Krug 认为“区块链技术”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带来传统公司的去中介化,并指出区块链技术在实现最大发展的时候,该技术可能各个行业创建新的市场,远非仅仅只有金融服务行业,并在此过程中大规模地终结传统企业。

区块链技术有利于多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他与金融市场真正融合的用例包括:文件存储市场(如Filecoin); 计算市场; 电子游戏中的装备市场; 域名服务 (如专注于去中心化的域名注册、认证、交易和解析的 Hankshake 公链项目); 诸如 FunFair 的定期投注/博彩项目; 以及诸如 Origin 这样的共享经济协议。这些项目将推动去中介化运动:削减现有的寻求利润的公司,并用软件取而代之。在软件吞噬整个世界的同时,软件之间也在相互吞噬。

硅谷对不受约束观点的偏好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将比特币等网络首先定义为软件优先平台,技术专家的重要性要高于货币主义者。因此,“区块链”成为不断发展的互联网基础设施(Web 3.0)中众多新兴平台之一。

语言的力量

技术专家对区块链技术潜力的阐述拒绝止步于该技术当前的限制,并偏向于技术进步。没有看到这个愿景通常归因于“怀疑者”缺乏想象力。鉴于当前互联网架构的顶尖状态或移动应用程序的爆炸改变了世界,鉴于当前互联网架构的顶级状态,谁能在1995年的时候想到互联网居然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潜力?鉴于第一款 iPhone 的功能如此有限,谁能想到移动应用程序的爆炸式增长改变了整个世界?Sowell 解释道:

令人痛苦的权衡折衷问题本就不属于不受约束愿景。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在于其他人并不像那些持有不受约束愿景的人那样明智、大胆和富有想象力。

即使在持有不受约束观点的人的语言选择中,这一点也是可见的,Sowell 指出“持有不受约束观点的人在阐述观点是选用的词语都充满了反映他们拒绝权衡和提倡绝对的解决方案。”

更一般地说,语言的使用成为个人观点的强烈反映。例如,术语“shitcoin minimalist (垃圾币极简主义者)”传达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时潜力受限的观点。

“Bitcoin maximalism (比特币极繁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 Vitalik Buterin 提出的一个含有贬义的说法,在他提出的实质性扩展比特币功能的提议被明确拒绝之后,他启动了以太坊项目。自此以太坊平台全副武装,Vitalik 注意到“我确实讨厌*比特币极繁主义*,但这仅仅因为比特币极繁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寻求消除其他所有非比特币的平台。” 虽然这个术语已经被比特币极端者们 (Bitcoiners) 用于作为一种描述性的货币主义观点,而不是作为一种规范的意识形态,但该术语依旧是 多种加密货币共存主义者 (multi-coiners) 用于攻击 Bitcoiners 的一个主要方面,Vitalik 在表述其观点时甚至使用了“限制”这一词语:

译文:因为我认为单货币极繁主义是一种寡头的寻租意识形态 (oligarchic rent-seeking ideology),它严重限制了加密货币创新的可能性,并使其依赖于一个政治过程(比特币治理)而不是市场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有毒的”比特币极端者们 (Bitcoiners) 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比特币持有者(bitcoin holders) 的观点,因为比特币持有者们甚至都不了解那些线上加密货币话语的细微差别。

2.加密货币分配的“公平性”

从一开始,关于各种加密货币“公平性”的争论已经引发了关于未来财富分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激烈对话。这是预料之中的——如果加密货币实现了密码朋克们对未来的愿景,那加密货币就代表了有史以来一次最大的财富转移。随着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主导着全球的讨论,加密货币加剧这一现有问题的可能性已成为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

多年来,已经有许多尝试来量化加密货币分配不等的这种差异,包括 Balaji Srinivasan 在探索不同区块链网络的基尼系数方面的工作(https://news.earn.com/quantifying-decentralization-e39db233c28e)。这些研究工作的结果引发了一些加密货币爱好者和外部评论家的愤怒,包括:

Dogecoin 创始人 Jackson Palmer:

译文:加密货币的机构化将会严重地引发权力结构和代币分配的再次中心化。如此一来你可以和该技术的最初愿景说再见了。

加密货币分析师 Ferdous Bhai:

译文:80%以上的比特币已经被分配了。

1)哪些人拥有了这些比特币?

2)我们是否想要通过超级比特币化来让这些人更加富裕?

3)这些比特币富人们会将他们的财富用于善事,还是会继续用来压迫和剥削?

没有人去谈论这些。

此外,纽约大学教授和臭名昭着的加密货币评论家 Nouriel Roubini 表示,“BTC的不平等系数比地球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的朝鲜还更糟糕。”

这种针对分配不均的冲突是持有自下而上的受约束愿景并认为试图设计“理想的”财富分配是徒劳的比特币极端者 (Bitcoiners) 与 认为 Bitcoiners 因其早期获得了比特币而得到回报的“不公平”现象的批评者之间紧张对峙的有一个例子。持有受约束观点的人会辩护道比特币的目标只是提供一种非主权货币的替代性货币——即不会被没收或是贬值的货币——且比特币的分配完全由自由市场进行标定,基于风险曲线来回报投资者。一些 Bitcoiners 甚至认为根据经验,所有权的集中化会随着市场周期而改变,对分配的担忧实属庸人自扰,因为自由市场会解决这一问题。

持有不受约束观点的加密货币持有者们表述着他们对社会中某种财富分配的渴望,而那么持有受约束观点的人则认为这违反了比特币的单一目标:即阻止对财富进行强制再分配。在这点上,Sowell 再次在实践中对财富差异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评论:

如果一个人认为收入和财富不应该像现在那样产生,而是应从某个中心点以慷慨的方式分配,那么这个论点应该公开、明确和诚实地提出。如果说我们目前有一个应该改为分配结果B的分配结果A,那就是错误地陈述这个问题,把根本的制度变化伪装成简单的偏好调整。“分配”这个词当然可以用在多个意义上……真正要说的是,数字对[不受约束的]来说并不合适——这才是重要的,数百万人在市场上相互交易的所有目的,必须服从于[不受约束的]观察者提供某种统计表的目标。

尽管如此,冲突的愿景依然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雄心勃勃的实验正在被推动,包括通过“大规模空投来创造的UBI”的尝试或专为防止长期财富囤积而设计的比特币替代货币系统;而持有受约束愿景的人用实际性反击这些理想主义的形式:即尽管有良好的意图,但这些系统的早期迭代通常设计得都很不成熟,忽略了自上而下激励操纵的二阶或三阶效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政策最终可能会伤害那些它们声称要协助的目标,因为它们可能会带来加剧现有不平等问题的激励措施。

3. 治理

开源协议治理的元问题 (meta-problem) 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其中在受约束和不受约束愿景的分歧中又可以再次找到一条断层线。

受约束的愿景认为,最佳治理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实现的,即试图实现主观性的最小化和最大程度地实现去信任化;而不受约束的愿景认为,最佳的治理是通过与现有自上而下法律框架相结合的正式链上方法实现的。

Nick Szabo 的“湿代码&干代码 (Wet code and dry)”模型进一步说明了这些相互冲突的愿景的本质。在最高层次上,“湿代码 (wet code)”由人类解释,而“干代码 (dry code)”由计算机解释。“湿代码”的例子包括法律和传统的合同,“干代码”的示例包括智能合约、安全产权和域名系统。人类语言可能介于“湿代码”和“干代码”之间:例如,如果某个计算机程序能够将文本翻译成多种语言,那么人类语言就可能被认为是“干代码”。

“湿代码”和“干代码”之间的区别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不受到人的主观性影响的情况下,实现正式化治理的可能性程度是多大。如果“湿代码”本质上是人类可读的,且“干代码”是计算机可读的,那么受约束的愿景将假定将“湿代码”法律系统转换为“干代码”不仅会增加额外的复杂性,而且还会引入人类主观性的元素。

由于法律和治理的细节是复杂且不可知的,受约束的愿景反对完全正式的链上治理:“代码即法律”的实施变得非常具有主观性,且不太可能解释现实世界中不可预测的变化。

由于避免人的主观性和实现网络去信任的最大化是受约束的愿景的首要任务,“代码即法律”对他们来说变得没有吸引力。正如比特币核心开发者 Matt Corallo 所强调的那样,“去信任 (trustlessness) 就是除了信任你运行的开源软件之外,不信任其他任何一切的能力。”受约束的愿景假定的是,一个在开源软件中增加了主观性的正式治理系统将会以牺牲自动化的完整性和去信任化为代价。

通过正式的链上治理,对“干代码”的更改是完全任意的,这是受约束愿景通过优先考虑和质疑这一流程来加以避免的一个事实情况。正如 Sowell 所说:

对于那些持有不受约束愿景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选择最佳解决方案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持有悲剧性受约束愿景的人来说,更基本的问题是:谁来选择?通过什么过程,以及如果出错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一个软件的正式治理系统是从一个干代码实现中创建的,而这个干代码实现本身就是湿代码。

软件的正式治理系统是根据本身湿代码的干代码实现创建的。其结果是,软件的控制和信任转移给人类。在不受约束的愿景中,人类应该能够以持续的方式改变网络的实施,因为人类是真理的最终仲裁者,因此,这一愿景推翻那种认为通过软件自动化来实现信任最小化是最佳的主观性主张,同时拒绝接受这种“代码即法律”的观点。

实际上,在受限制的愿景的观点中,自动化治理仅限于维护一组验证规则,正如比特币的治理模型。在“湿代码”过程中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这样的系统将采取分叉的方式,即对协议进行更改,从而影响原有规则集的有效性。而由于分叉对于持有不受约束愿景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漏洞的修复,链上治理系统的价值主张是精确地避免分叉,并鼓励高程度的可升级性 (high upgradeability)。但是,通过对链上治理的正式化,在当时被认为是完美实施的情况下经历分叉的风险可能潜在地说明了实施的主观性质。为了保证协议的长期可持续性,受限制的愿景认为这是有害的。

4.工作量证明 vs. 权益证明

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 (PoW) 是受约束愿景的一个体现,这是一种解决基本限制而不是重新设计它们的机制。最先由 Nick Szabo 在《货币、区块链和社会可扩展性》一文中进行了解释的比特币工作量证明通过进行必要和有意的权衡来适应我们的认知限制 (cognitive limitations) 和行为倾向 (behavior tendencies):这使得为了实现社会可扩展性 (social scalability) 而大大牺牲了计算可扩展性 (computational scalability)。

对于受约束愿景来说的特征,对于不受约束愿景来说可能是一个 bug。

成为一种“机构技术”的能力取决于激励参与和保护系统及其参与者免受恶意活动的技术。通过提高社会可扩展性 (工作量证明能够有效地实现这一点),能够参与到系统中并因此获益的人员的数量就能够实现最大化。因此,受限制的 PoW 愿景认为比特币的成功不应该由其计算效率来决定,而是通过信任最小化来增加社会可扩展性的能力

不受束的愿景认为计算效率低且不可扩展的特征,但受约束的愿景则认为这不仅仅考虑预期的权衡,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特征:专用硬件应该执行一个功能,其唯一的输出是证明计算机确实执行了高成本的计算。正如 Nick Szabo 所强调的那样,“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糟糕的计算可扩展性使得保障独立、无缝的全球自动化的完整性的安全性变得很有必要。”

虽然如果能同时实现计算和社会可扩展性是最佳的,但受约束的愿景认为在不损害安全性的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计算机科学中对安全性和性能之间的权衡有着基本的理解,其中不可避免的是,自动化完整性需要高资源利用率。即使在计算机科学方面取得了突破,受限制的愿景依旧认为完全的完整性和绝对的去信任是不可行的,进而使得他们认为明确和有意的权衡的微妙性变得更加具有必要性。 因此,受约束的愿景完全接受这样的权衡是意料之中的,并且“很可能这种权衡不会很大,但是在保持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性能改进是可能的。”[4]

对于不受约束的愿景而言,围绕工作量证明的假设是完全不同的。不受约束的愿景并不认为工作量证明会牺牲掉实现社会可扩展性的计算效率,而不受约束的愿景断言,工作量证明不合理地消耗的资源远远超过其创造的资源,使得它成为一个急需改进的浪费和过时的系统。

不受约束的愿景用于说明工作量证明的“浪费”的常用统计数据是系统消耗的能量的量度,作为系统处理的总交易量的比例。通过采用这样的统计数据,很明显便可知道为何在不受约束的观点中,工作证明是如此低效率:“比特币每天消耗相当于五个广岛的能源价值”只是为了处理“像 Visa 这样的支付服务的一小部分流程”。

使用这个论证来说明工作量证明的浪费问题意味着,在不受约束愿景中信任最小化并不被视为是一个必要的特征。如果是这样,那将比特币与 Visa 进行比较将就是徒劳的:Visa 不会通过信任最小化来提供相同的社会可扩展性改进,因为它更具“计算效率”。这种比较不仅消除了限制的存在,而且试图将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变量(即能量消耗和交易量并不是彼此的函数)联系起来。 正如 Sowell 强调的那样,这些变量的错误关联导致“统计外推,而不对生成这些数字的实际过程进行任何分析。”[5]

一个无需成本的替代性选择?

认为工作证明浪费意味着存在一个更便宜、更谨慎的替代方案。对于不受约束的愿景来说,工作证明没有完全屈服于替代方案的原因可能来自缺乏对环境的关注或缺乏对技术进步的想象,正如 Emin Gun Sirer 建议的那样:

从现在开始的100年后,未来几代人将会以我们对其他大众狂热持有同样困惑的看法来谈论 PoW 热潮。浪费能量在电子分类账上记录鸡爪印般的记录工作的荒谬行为将会变得越发明显。我们将回顾与使用氟氯化碳和含铅汽油相同的方式来看待 PoW。我们应该用可以做得更好的系统来取而代之。

如前所述,不受约束的愿景是消除现有情境中的特定负面特征以创建解决方案。在工作量证明的背景下,不受约束的愿景提出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消除计算效率和工作量证明的能量浪费,以创建更好的抗女巫攻击机制和共识算法?”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诸如权益证明 (PoS) 这样的机制已成为最受欢迎的解决方案,正如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强调的那样:

“权益证明的哲学不是通过燃耗能源来保障安全,而是来自于经济价值的损失。在权益证明系统中,区块链通过一个过程附加并同意新的区块,在该过程中,任何持有系统内加密货币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且对代理人的影响与押注的加密货币的数量成比例 。这是工作量证明“挖矿”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替代方案,并使区块链能够在没有挖矿所需的高昂硬件和电力成本的情况下运行。”

在不受约束的观点中,工作量证明仅被归类为一种抗女巫攻击的机制。因此,更有理由去消除加密货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Emin Gun Sirer 解释说:

译文:消耗在加密货币生产中的能源纯粹是一种浪费,这种方式并不会为加密货币提供任何价格下限,而是系统遗漏掉的价值。就像印刷泰铢的高成本并不能保证其价值高于美元一样。这只是矿工之间竞争的成本代价。

因此,不受约束的愿景的目标是实现一个本质上无需成本且不存在价值遗漏的系统。在权益证明中,网络参与者不需要使用过多的能量来维持分类账的不可篡改性,从而显着降低了劳力投入强度 (labor intensity)。劳动强度的降低带来的是更加的公平,并且由于进入门槛较低,这有助于鼓励社区的参与。具体而言,不受约束的愿景认为,将挖矿从参与实体手中脱离出去,有助于均衡地重新分配区块链系统的记账工作,进而带来更为民主化的系统。通过消除在工作量证明系统中用于保护网络价值的特征,而是使系统中价值的安全性来源于存储在系统中的价值。正如 David Yakira 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PoS 系统是递归的,系统中存储的价值的提高意味着更好的安全性,这进一步使价值增加,以此类推。”

然而,在受约束的愿景中,将工作量证明定义为仅仅是一种抗女巫攻击的机制并不是很全面,并且使其目的变得些许不关紧要。工作量证明也被视为维持不可伪造的成本高昂“必须给予数字区块现实世界的重要性”以及实施可预测的、以功绩定地位的分配机制。

由于受约束的愿景认为“没有解决方案,只能权衡”,所以没有价值遗漏的无成本机制在定义上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未来尚在建设中

正如我们此前强调,加密货币爱好者、投资者和开发者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不受约束”和“受约束”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意思形态看出,这两种意识形态凌驾于地理、专业协会或背景之上。

我们认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这些愿景之后,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出现某种形式的趋同性。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但是愿景的冲突一直存在,因为实际上,愿景是我们在发展路线被采用及整合的几十年之前唯一可以专注的内容。

或许,要创造一种全球货币,只有严格约束、高度专注的观点才能占上风,因为想要推出一个可以与人们口袋中的瑞士银行相媲美的系统,就必须做到这么谨慎。如果区块链确实代表了计算科学的巨大变革,那么那些系统将以传统软件的发布周期类似的方式进行发展,发布周期也将不断迭代。

这些争论会让我们起早期互联网上关于理想协议标准或内部网和互联网(早期的区块链对比特币)的争论,或者更进一步的关于劣质货币金属对黄金的生存能力争论。最终,胜利者将从今天相互冲突的愿景中脱颖而出,并大喊道:“我们怎么看不到这一点呢?”

但现在,未来尚在建设中。

感谢 Hasu、Nic Carter 和 Alex Hardy 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作者:assine Elmandjra & Arjun Balaji

编译:Jhonny &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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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涉及的链接:

[1]相关链接

[2, 3, 5] Thomas Sowell, Vision of the Anointed

[4] Nick Szabo, Money, blockchains, and social sca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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