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背景
20世纪70 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毋庸置疑给中国大陆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我们党重新确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努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人们在改革开放中追寻现代化，急切摆脱落后与贫困，崇尚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历史传统的反省。有些人相信，实现现代化和摆脱传统的束缚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80 年代中后期他们再次全方位地面向西方，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几乎被全部拿来，各种“主义”如同走马灯一般，各领风骚三五天。一些青年学者情绪化地全盘否定以致痛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彻底清除中国传统文化，以西方文化为基础来进行文化“重构”，出现新一轮的“全盘西化”论。
进入20世纪90 年代以后，这种思想态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强调民族化、本土化而要求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和复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又在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中，逐渐形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潮。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4 年“文化保守主义”年的出现，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已从90 年代的“被感知”、渐成气候，发展到如今“沉船浮出水面”，“儒学（教）复兴”的口号越来越响亮，甚至以一种相当偏激的姿态出现于当代中国思想界。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泛起首先表现在学术文化界。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改良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其学术研究立场和价值取向相对于80 年代都有较大的变动和转向。退居书斋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了纯学理的批判，清理80 年代的学风，反省西学，回归国学，“反激进主义”成为90 年代以来文化反思的历史起点。有人更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形容90 年代中国的学术风尚。70 余位文化名人签署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更是引发了一场如何看待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的思想论争。
一些学者热衷于在儒学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间，在“天下为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寻找抽象的统一性，试图以这种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见恨晚的莫逆之交，来表明社会主义文化古已有之。进而主张只需从本土的“国学”故纸堆中去寻找所谓“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而不需要“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了。在影视界，帝王将相故事频繁上演，在很多普及“国学”经典的电视节目受到追捧，在《论语》、《易经》等传统经典受到格外青睐，王总之，20世纪80 年代呼喊的“反传统”的激进文化策略，在90 年代以后已色彩渐淡，文化保守主义已崛起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
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的泛起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复杂背景。
从国际上看，众所周知，20世纪末最大的事件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抛出的“文明冲突论”和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都有着众多的信奉者。在这种背景下，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反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一种潮流，保守主义随之重兴。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民族化、多元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因为越是存在着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就越深，就越需要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强化民族文化意识，包括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思考和提问方式，美国著名未来 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在《90 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一书中，明确地把这种寻求民族文化认同作为20世纪90 年代的一大趋势。在儒学复兴论和国学研究的热潮中，一些人欲以中华文明救治西方文明弊病、“挽救”世界的想象和冲动再次被激起。这从直接思想资源来说，林毓生、余英时等海外学者在20世纪80 年代末发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对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泛起亦有重要影响。
英国思想家休·塞西尔（Hugh Cecil）在一百多年前所写的名著《保守主义》中所说的：“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对陌生的外国人和他们生活习惯的恐惧，对陌生的精神世界及其被认为可憎的新奇事物的恐惧——这些恐惧长期阻碍了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妨碍着中国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进步。”
从国内来看，首先，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而且这种文化传统和历史是深入骨髓、想割也割不断的。
其次，当代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深层因素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一历史课题存在至今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然而，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是“新儒家”的思想和著作所产生的影响仅仍然存在，遇到适宜的文化土壤，这种思潮就会在一部分人中产生共鸣。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港台海外新儒家带着政治目的“反哺”中国大陆，和大陆知识界一些人与之相呼应的产物。
20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济高速腾飞，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更多地卷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国与西方的利益发生了越来越直接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西方不断制造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历史终结论”等，使中国在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姿态的同时，不得不承受日益加剧的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华民族复兴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敌意和压力，也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和担忧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优势和霸权下的生存问题。
因此，重新检视中国独特的文化，珍惜自己的“国学”遗产，眼光向内，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新的文化资源，汲取其积极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有帮助的方面，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思想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