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不是上策，至少也是个中策，绝非下策。
一战让英国内伤在身，殖民地又是分裂运动盛行，本土则弥漫着极端的反战情绪。1934年牛津大学的学生们居然达成了著名的“牛津决议”，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为“英王和国家”而战。
当捷克危机一触即发之际，南非总理赫佐格公开宣布，如果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卷入对德战争的话，他不能担保他的国家会给予支持。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对于再一场欧洲大战，同样丝毫不感兴趣。新、澳更担心日本的威胁，为此，他们不惜向美国靠拢。
内力不足，只能借助外力。可是，国际政治有其残酷一面，越是雨天越难借到雨伞。
当时，英国作为衰落中的全球霸主，面临德、日、苏、美、意五个新兴国家的觊觎。
在这个环境中，日不落帝国资产遍全球的优势一转而成为最大劣势：德国的再崛起直接威胁了帝国的头颅（本土）；日、苏、美汇聚在帝国的边缘之海太平洋周围，蓄势待发，压迫着帝国的心脏（印度）；意大利则盯着帝国的主血管（地中海）待价而沽，随时准备跳反再跳反。
法国倒是乐意与英国结盟，那是因为他更需要英国的帮助。
法国在普法战争后就明白了自己绝无单打独斗战胜德国的可能，所以打造反德联盟是其一贯策略。最简单也是最为后人忽视的一点，就是法国修筑马奇诺防线。
按照法国的判断，未来德军攻法，还是会走比利时走廊，等于是按施里芬计划的老路再来一次，而不太可能走法德边界。这其实也是英国参谋部的判断。
既然如此，就该将马奇诺防线修在法比边界，而非法德边界，因为没有人会把防线修在敌人不会进攻的地方。但法国人就这样干了。原因就在于，法国的目的是强化事实，逼德国经比利时攻法。只有这样，才能拖英国下水，形成反德联盟。因为谁都知道，低地三国是英国的地缘红线所在，英国一定会介入。
英国当然明白法国的小算盘，所以大英帝国防御委员会在1938年春天指出，法比边境的虚弱状态是一种“蓄意的引诱”，目的在于“迫使我们为了保护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视为关键的一个地区而进行陆上干涉。”
内外交困之下，张伯伦内阁已经嗅到了新一轮欧洲大战的气息。
1938年3月21日，德奥合并在即，英法均已意识到下一个目标将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天，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将一份关于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评估报告送到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以供相关人员传阅参考。这份报告的结论引发了轰动，以至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郑重将之宣读：
“我们断定，无论海上、陆上或空中，我们和我们盟国所能施加的压力，既无法阻止德国侵略和蚕食波希米亚，也无法防止捷克军队不遭决定性的失败。因此我们必将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已失去的领土完整而进行一场反德战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打败德国，只有经过长期战争。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意大利和日本大有可能乘机向各自的目标推进，结果，我们必须面对的，不仅是一场有限的欧洲战争，而是一场世界大战。”
而高明的国家，都在谋求让别国先参战，自己做在后的黄雀，刺虎的卞庄。
这一点，张伯伦之前的英国内阁早看清了，其他国家也看清了。
按理说，九一八事变首先是对美国倡导的华盛顿体系、九国公约的公然践踏。美国应该率先出手，但是，美国虽然态度强硬，对日政策的重点却在于借重国联这个集体安全组织，让英国去扛大梁。大英帝国当然不会在对日问题上让美国当枪使，所以英国代表在国联耍尽滑头，左一个原则的谴责，右一句道义的支持，绝不和日本先陷入事实的冲突、实质的对抗。
同样的，苏联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亚洲一面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和日本就外蒙古、满洲国问题不断讨价还价；在欧洲一面高呼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面和德国大搞秘密外交。
正如张伯伦在一封信函中指出的那样：
“俄国人偷偷地、狡猾地在幕后操纵，想使我们卷入对德战争（我们的特工机构没有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隔窗眺望）。”
英法真搞死了德国，等于客观上为苏联的西进清除障碍，搞不好还会逼出苏德同盟。
所以，哈利法克斯在1938年3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明确提出，英国即便不能阻止新一轮大战，也要竭力避免成为第一波参战国家。哈利法克斯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张伯伦的支持，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是“最可行的政策”，“而且赞同的人数越来越多。” （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
无独有偶，就在一周前，海峡的另一边，法国国防委员会也进行了一次听证会，甘末林将军就捷克问题进行了汇报，结论是法国陆军远未做好战争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德国的成功概率极低。（瓦特，《1930-1939年间的外交史》）
希特勒的狡猾就在于，他见缝插针，入室操戈，充分利用了一战后英法内部的厌战情绪和理想主义思潮，把德国打扮成国际社会的弃儿，凡尔赛和约的受害人。进而竖起德语族裔大一统的旗帜，以实现不流血征服。假如英法过早备战，只能强化希特勒的道德优势，更进一步增强英法内部的裂痕。
张伯伦夹在好战、狡黠的希特勒与厌战、单纯的大众之间，拉着一个虚弱不堪、同样视大战为畏途的盟友法兰西，竭力寻找外交政策的平衡点。其难度超乎后人想象。他最终的选择是摆出“顺应”民意、舆情的姿态，默认乃至协助希特勒拿回“应得”之物，从而将德国的扩张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方向上。
这个一定方向，就是引导德国向东发展，与苏联撞车。苏联宣传机构将之形容为“祸水东引”，可谓形象至极。只不过苏联没说的是，他自己的战略何尝不是欧洲祸水西引，亚洲祸水南引？
而英国，同样是不仅在欧洲祸水东引，还要在远东也来个祸水东引。
七七事变后，张伯伦一改九一八时麦克唐纳内阁的消极立场，向罗斯福连发三次呼吁，大唱高调，希望美国能和英国一起介入中日冲突，维持国际道义。表面上好像要改弦更张，更与其欧洲策略大不相同。实则不然。
对此，美国高层从一开始就看的清楚，张伯伦在发这呼吁的同时，在欧洲不断安抚希特勒，在远东经营新加坡要塞，显然是在挖两个大坑，一个给苏联，一个给美国。给苏联的是希特勒东进，给美国的是日本南下。
新加坡要塞表面上是防御日本，实则暗藏立足马六甲海峡闭关自守之意。是要让中苏美日四国在海峡以东咬做一团。至于邀请美国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正是其推卸责任的第一步，目的在激化日美冲突，英国自己却以新加坡为枢轴，随时可以闭关自守，红茶一杯，坐观美日太平洋海战。这与张伯伦在欧洲借重法国，以马奇诺防线为铁壁，坐观苏德欧洲陆战是如出一辙。
斯大林不会入瓮，以罗斯福之老谋深算同样不会就范。这就决定了美国的立场必然由积极转向消极。当初大英帝国打马虎眼的一套“原则的谴责”、“道义的支持”，一转又成了罗斯福的护身符和口头禅。
至于英国最终为何还是先于苏美陷入了大战，丘吉尔又如何力挽狂澜，大家可以看我在《二战大牌局》中的分析。那是另一段异常烧脑的历史。这里仅强调指出：
张伯伦的目标并非完全没有实现。日本此时已经和中国打作一团。希特勒虽然和斯大林暂时达成妥协，但随着波兰的倒地，德苏两强成为接邻国家。从而为日后的苏德战争埋下了伏笔。
同样，正是张伯伦利用争取到的时间，秘密进行了战备工作，奠定了日后英伦防空体系的基础，并且在对德密码破译工作上取得重大突破。
张伯伦还看穿了一点，意大利外强中干，其实是个包袱。所以英国不该绥靖意大利，相反，激怒墨索里尼，使之跳反，其实更有利于长期战局。这一点当时遭到阁僚的多数反对，可却被历史证明完全正确。
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他留给丘吉尔新战时内阁的宝贵资产。
如果说张伯伦的战略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于存在两个巨大的认知误区：
第一，张伯伦假定希特勒和他自己一样，都是具备足够战略理性的政治家。却万万没想到，希特勒本质上并非战略家，而是一个影帝级的战术投机分子。但张伯伦没看清希特勒，后来斯大林同样没有看清，所以才会在41年付出惨痛代价。真正很早就看清希特勒性格特征的，只有丘吉尔。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丘吉尔的识人之明和希特勒的超级演技（后人因为知道了结局，而且对希特勒的印象已经定型，所以往往忘记当年希特勒的国际形象）。
第二，张伯伦高估了法国防线和新加坡要塞的防御能力。但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同样判断错误。
最后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历史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黑白两分。张伯伦与丘吉尔的关系同样不是抬高一个就要贬低另一个的关系。娱乐影视剧可以这样制造戏剧性，但现实恰恰非常复杂。事实上，张伯伦有张伯伦的谋略，丘吉尔有丘吉尔的雄才。关于这一点，我在《二战大牌局》中有详细分析。
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也不是纠缠个人的公案，而是本着以史为鉴的立场，从历史中发掘组织间博弈的战略得失。否则，用简单的道德语汇盖棺定论，混淆对外宣传和对内启蒙，一味用宣传员替代研究员，反而造成宣传倒灌，本该忽悠外国吃瓜群众的说辞反而误导了自己的年轻人。损失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借鉴资源和战略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