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人口大国，印度在经济力量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必将影响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今年，印度将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在过去20年中，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史无前例，经济的扩张，帮助几亿人脱离贫困。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最富有10%的人收入竟占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将给印度和亚洲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编译自the Guardian的原题为“The staggering rise of India’s super-rich”的文章。
5月3号下午4点45分的时候，有个身材矮小的印度人走过伦敦的旧康普顿街，脚步匆匆。他压低头，仿佛不想让人看见。帕尔（Anuvab Pal）当时正坐在附近的一家面店靠窗的位置，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个子很小，但是那张脸，在印度可是家喻户晓，每天都出现在各个报纸的头条里。我就知道是他。”
走在街上的英国人估计擦肩而过，都不会多注意。这或许也是他千里迢迢逃到英国的原因。这个在周三下午快步穿过Soho区的印度人正是尼拉夫·莫迪（Nirav Modi），来自印度的珠宝商、亿万富翁，也是国际通缉的逃犯。
在二月份时，莫迪被指控犯下欺诈罪，涉案金额达到18亿美元，逃出印度。莫迪被指控践踏体制，其公司从一家印度大银行非法获得预付款。消息传出后，莫迪很快就不见踪影。印度的新闻怀疑他躲在香港或纽约避风头。印度法庭已经发了逮捕令，但是警察没能找到他。
帕尔本是孟买的一个独口相声喜剧演员，在英国表演期间，在街头看到莫迪实属偶然。“我每天都去这家面店，吃碗面然后去剧院。”帕尔说，“我一般都坐在窗边，那天却突然看到莫迪走过。他没剃胡须，带着苹果无线耳机，行色匆匆。”
又过了一个月，媒体终于赶上了莫迪的脚步。6月份开始，记者有了他行踪的线索，猜测他可能会在英国寻求政治避难（莫迪否认自己有过失，也没有理会我们的采访请求）。与此同时，他加入了伦敦最臭名昭著的一个集体：印度亿万富翁组成的小群体，他们都是在印度爆出丑闻之后，逃到英国首都大富豪。
这个流亡在外的巨头集体中，最显赫的莫过于印度的“好日子之王”（King of Good Times）维杰·马尔雅（Vijay Mallya），曾经的航空和酿酒业巨头，他让“翠鸟”啤酒成为国际品牌。几年前，马尔雅是印度最受赞誉的实业家，留着复古的鲻鱼头（头顶短后尾长），过着浮夸的生活。但是在2016年年初，印度政府就“翠鸟”航空相关的非法行为起诉了马尔雅，“翠鸟”航空在2012年破产，留下一大堆债务，还有工资被拖欠的愤怒的员工。在面临财政操作不规范指控的同时，马尔雅拒绝支付贷款债务，悄悄登上了前往英国的飞机。
和莫迪一样，马尔雅也拒绝承认自己有过失。上个月，马尔雅发表了冗长的声明，控诉印度政府对他的“欲加之罪”。某种程度上，他所言非虚。因为印度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尼拉夫莫迪不是一家的）最近确实压力很大，要将（可能）流亡在外的巨头们抓回来，让他们伏法。
马尔雅和莫迪都属于印度亿万富翁，这个群体数量日渐增加，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现在印度已有119个身价达到十亿美元的富翁。去年，他们的资产总计达到4400亿美元，超过除美国和中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收入。相比之下，印度的人均年收入仅1700美元。虽说印度经济发展还在早期，但极度富裕的新精英阶层积累财富的速度和量 ，远超历史上的其他财阀政治的国家。
在二月的一场抗议中，尼拉夫·莫迪的人像被贴在墙上。
纳伦德拉·莫迪在2014年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他承诺将控制住不断爆发的腐败的丑闻。过去十年中，印度一直丑闻缠身。很多丑闻主角都是名声在外的实业家，有些直接被控诉贿赂，有些财政管理不善，却设法逃脱制裁。于是人们投票给了莫迪，希望这个“贫苦茶商的儿子”可以带来清廉的政治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让印度摆脱“裙带资本主义”的称谓。
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称官僚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描述一个经济体中，商业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这种偏袒可能是表现在法律许可的分配、政府补助或特殊的税收优惠等等。图片来自Campustimes
纳伦德拉·莫迪就职时宣誓，将会把自己置于规则之上的极富阶层拉下马。这个国内最富有的群体，有时也被称为“宝莱坞寡头”（Bollygarch），适用于剩下13亿国民的规则，似乎无法约束他们。他们中很多人躲在伦敦或其他城市。像马尔雅和尼拉夫莫迪这样逃脱法律制裁的人，某种程度上，宣告莫迪总理承诺的失败。《印度时报》去年的头条这样写道，印度政府在打击腐败方面，“长路漫漫”，马尔雅的引渡“道阻且长”。
莫迪总理正在准备明年的大选，要再度当选，估计得打一场硬仗。现在，他正想办法打破人们的悲观印象：印度政府既无法制裁贪腐富豪，也无力应对富起来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爆出的丑闻。 “这场战役的目标，是让印度的巨头服从法律。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IDFC机构的主席亚伯拉罕（Reuben Abraham）这样说道。“实现这个目标，对于印度的政治和经济未来至关重要。”
一直以来，印度都是阶层分化明显的社会。不同的种姓、种族和宗教信仰将人们分隔开来。直到1947年，国家获得独立之前，人们受到大英帝国殖民者、不计其数的土邦主和地区封建独裁者的统治。甚至在获得独立之后，印度一直是个贫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制定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效率非常低下，几乎完全不参与全球贸易。一段时间后，印度国内确实更平等了，因为当时的精英阶层就西方工业化的标准来说，算是很穷的。
但局面早已改观。过去的30年来，印度上层社会爆发了致富潮流。在90年代中期，只有2名印度人登上了福布斯年度亿万富翁排行榜，两人的财富加起来才30亿美元。但是在1991年，印度经济逐渐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情况很快有了变化。截至2016年，印度有84人进入福布斯富豪榜。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当时印度的经济总量大约在2.3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在2006年水平相当，但是进入富豪榜的人只有10人。在同一个发展水平线上，印度的富豪数量却有八倍之多。
这样的财富增长，当然是喜人的。今年，印度将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在过去20年中，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史无前例，经济的扩张，帮助几亿人脱离贫困。
但是，印度还没摆脱贫穷：据瑞士信贷集团的调查，2016年，只要资产超过32892美元，在印度就属于最富的1%了。而全国最富的10%， 收入占到国民总收入的55%，这样高的比例，比任何其他大国都高。
换句话说，印度创造的发展模式，让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快就就流向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或许印度社会长期阶层化由来已久，这样激化的经济不平等没能引起全球的注意。在独立之前的近百年来，印度被英国“拉吉”统治（Raj，来自梵语rājya，意为规则、法制）。自1947年独立以来，又被繁琐的工业规则“执照许可定额拉吉”统治，简称“执照拉吉”。现在又有了新的体制：亿万富豪拉吉。
印度超级富豪的崛起，是国内经济改革造就的。这是“亿万富豪拉吉”的第一个迹象。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缓慢发展，在1991年出现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印度终于破除长久以来的“执照拉吉”，冲破众多繁琐规则的限制。受到旧体制约束的企业，终于有了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规则放开之后，印度迎来了外国资本和越发激烈的竞争。各行各业开始出现越发膨胀的巨头，他们的财富开始渐渐超乎人们的想象。
没有什么比安迪利亚（Antilia）大楼更能象征亿万富翁的财力了。这座高耸入云，由钢铁和玻璃筑成、俯瞰孟买的豪宅是安巴尼（Mukesh Ambani）出资建造的，高173米，是印度经济首都地平线上最显眼的建筑。据说大楼的建造成本超过10亿美元。这与城市中仍住在贫民窟里的近半人口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安迪利亚，是印度一幢市值约1,500,000,000美元的豪宅，已经入伙，由印度首富穆凯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5口之家入住。安迪利亚位于孟买，楼高27层。大厦面积37,000千平方米，比法国凡尔赛宫大少许，由600名职员管理。 此豪宅的天台有3个直升机坪，低层160个泊车位。
安巴尼是信实工业的所有者，这个商业帝国从石化到通信都有一手（安巴尼的父亲Dhirubhai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安迪利亚是安巴尼接待客人的场所，客人首先会来到大楼首层宽阔、装着水晶灯的舞厅。楼里有6层是用来摆放全家汽车收藏的停车场。高层主要是奢华的公寓和空中花园。在地下两层是安巴尼的休闲场所，包括室内足球场。安迪利亚2010年刚完工就成为地标。虽说孟买不同人群间一直存在隔绝，但是安巴尼建这么一座楼，几乎是社会阶层间隔绝的极致体现。
信实工业公司是印度最大的私营集团，在1966年成立，也是世界第二大的私营集团，其最大股东为穆克什·安巴尼。 信任工业在美国《财富》杂志2008年评选的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206。
印度超级富豪的出现，离不开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80年代中期开始，长达20年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之初。这段时间里，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工业化国家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印度的新巨头的财富水平页开始变化。有了外国资本、本国银行贷款和越发膨胀的自信，很多实业家花钱如流水。安巴尼就投了好几十亿到炼油厂和石化工厂。维杰马尔雅在空客飞机上花了很多钱；尼拉夫莫迪开始打造全球珠宝连锁店。股市在这段时间也很繁荣。从2004年到2014年，印度见证了本国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超过8%。
经济繁荣的年代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最明显的就是，印度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但是，这股旋风般的增长，在经济上也是有破坏力的，给社会发展带来打击，同时对环境有破坏性的影响。 最终的结果，正如拉娜 达斯古帕（Rana Dasgupta）所描述的“国家创伤”。印度新创造出的财富，分配非常不均。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的数据，1980年，最富的1%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7%，而2014年，这个比例升到了22%。同一个时间段，收入后50%的人，收入占国家国家中收入的比例从23%降到15%。
二月份，新德里的抗议者在烧莫迪假人以示愤怒。
所以，心里愤懑的人自然不少。“不到街上走一圈，你都不知道人们对安迪利亚有多气。” 米拉桑·妮儿在2014年告诉我。她本来在一家国际银行工作，后来成了当地的反腐败积极分子。在那之前是6年前，2008年，印度富豪的的财富规模越来越明显。拉古拉姆·拉詹（2013年接任第23任印度储备银行总裁。他曾是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2003年至2006年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曾被问到他对国家巨富阶层未来的看法，他说，“如果俄罗斯是寡头政治，那印度什么时候才会抵抗不住诱惑，也成为寡头政治国家呢？”
在伦敦流亡的维杰·马尔雅，实则觉得自己像印度政府摆脱“裙带资本主义”民生的替罪羊，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裙带资本主义是“亿万富豪拉吉”的第二个决定性特征。“我被政客和媒体控诉，说我窃取了900亿卢布（13亿美元），装在翠鸟的飞机上，逃之夭夭。”他在上个月自己发表的公开声明中这样写道。他觉得自己和一众巨头成了“公众愤怒的靶子”。
在去年春天，我和马尔雅在他伦敦家中会面。这是一栋一级保护建筑，离贝克街地铁站很近。建筑后的草地边上，停着不同型号的劳斯莱斯和宾利，还有一辆银色的迈巴赫，车牌上写着VJM 1.车都闲置在马尔雅家的后门。进屋后，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木桌后，桌上的金色打火机和两台手机摆在他面前。我在采访期间去了一下洗手间，男仆一直迎我道洗手间门外：整个洗手间金光闪闪，金色的坐垫，配了金色的水龙头和金厕纸架，白色上擦手巾松软柔和，每一条用金线都绣上了VJM的字样。
表面上看来，马尔雅旧时那个热情洋溢的巨头：身材壮实，身穿红色Polo衫，两只手腕上都带着金手链，耳垂上还有一只钻石耳钉。但是那时他已经被困在英国一年多了。随着采访不断进行，我们谈及他的生意上的困难和祖国环境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流露出越来越多失望的情绪。“印度的血液里就留着腐败，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变的。”他叹息道。
留着及肩的长发，又对亮闪闪的东西爱不释手。马尔雅早就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企业家一代中最像海盗的一个。有一架特殊的波音727，机上满载自己品牌的翠鸟啤酒，载着他去参加派对或会议，其实两者或许对他而言没什么差别。“一切都略显荒唐。”马尔雅之前董事会的一个成员这样评价。
现在逃到了伦敦，马尔雅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反思自己到底是走错了哪步。马尔雅曾是印度上议院（Rajya Sabha）的成员，但是现在他的外交护照被取缔了。作为英国长期居民，在英国他可以留下，但是没有证件，他没有办法旅行。这让他坐着飞机到处飞的生活方式受到极大的阻碍。本月月初，英国一个法庭下令，允许官方通过他在英国的资产来抵债。
在马尔雅的浮华时期，他本人就像新印度的象征。在一个由谨慎、周到的老商业精英主导的国家里，马尔雅鹤立鸡群：有财富、有权势，也没想要藏着掖着。并非所有印度的先驱都是这副表现，软件业和IT行业的亿万富豪一半低调得多，通常不会那么浮夸。虽然马尔雅坚称自己没做错什么，但是他承认，自己已经成为被印在海报上，受人指摘的角色，成了印度人民对富人怒气的受气包，很多富人现在也被控诉有过失，苦苦挣扎。
印度的旧系统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温床，市民和企业为了得到基本的服务，有时候都得靠贿赂。但是这样“塞个红包”的腐败，在21世纪初期印度出现的丑闻面前，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当时爆出的行业巨头贿赂高级政客的丑闻，桌底交易的金额是以十亿计的，丑闻多到那段时间被戏称为“丑闻季”。巨额贿赂让企业获得土地，拿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合同。当时的报纸头条，从公共住房项目大骗局，到令人满腹狐疑的道路建设项目，看了就让市民义愤填膺。
很多支持印度政府经济改革的人，本是希望市场更自由的经济能够带来行事更透明的政府。相反，裙带资本主义渗透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官商勾结的级别很高，如果高级政客和行业巨头沆瀣一气，最后就会导致上千亿美元去向不明 的结果。印度的贪污腐败，几十年间从单独的“零售”走向了大规模“批发”。
很多政客都富的流油，要是没有小心隐藏自己的财政状况，没把资产藏在皮包公司或者存到外国银行里，估计也能进福布斯富豪榜。经济增长之快，让政治资本也大大增值，从权力中也可以榨出钱来。政党必须筹到更多的钱，以便赢得选举大战，然后回报资助他们的金主。有人估计，印度2014年的选举，成本达到50万亿美元，比起解放前廉价的投票和喝彩，真的是天文数字。选举专家猜测，这些钱都是行业巨头通过非法途径赞助的，等政客赢得选举后，换取未来某方面的好处。
政客不仅把钱花在选举上，也会花在给他人好处、帮有选举权的人找工作，甚至直接发“现金红包”。“相互勾结的程度令人震惊。”拉古拉姆·拉詹在印度中央银行任职的时候这样告诉我。“公共服务差？政客来帮忙填坑。政客从企业那里拿到资源，然后下次选举的时候，选举人还投票给他，因为政客帮忙填坑。”
官商之间的勾结，正是亿万富翁拉吉的第三个问题——印度工业经济的起落——的核心。近几年来，中国不停地建造大型基础设施，但是几乎都是由受国家支持的企业来承建。而印度却不同，本世纪前十年的繁荣，几乎是私有行业的巨头一手造就的，这让实业家和他们的商业帝国对印度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力。
”宝莱坞寡头“从国有银行借来巨额资金，花钱不打草稿。自从美国150年前修建铁路以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笔的私有资金投资。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后，巨头们的傲慢自大暴露在公众面前,他们的企业压力过大，负债累累。十年后的2017年，印度的银行坏账至少还有1500亿美元。
自从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就职之后，他尝试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和银行的坏账，以及裙带关系和超级富人带来的问题，但是收效甚微。看到这些举措，有人认为巨头阶层在衰落。但事实上印度的超级富人还在不断膨胀，还有继续膨胀下去的趋势。
我们有理由相信，照当前的发展趋势，印度的贫富差距还将不断拉大。但是，印度越接近中国式GDP增速超过10%的宏伟目标，贫富差距拉开的也越快。用很多不同指标衡量，印度都跟南非和巴西一样，进入世界最不平等国家之列。但是最让人忧心的是，如果某国家一开始不平等的状况就很严重，那么如果国家富裕了，不平等的状况会更难扭转，
很多专家都觉得印度需要行动起来，“极端不平等带来的主要危险是，如果不通过民主的制度平缓过渡，就会通过其他方式‘过渡’....其他的方式可能很危险，让人担忧。”法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凯蒂在预测印度未来的时候这样说道，他指出，印度未来贫富阶层之间可能关系越来越紧张。
汤玛斯·皮凯蒂是一位专注于研究收入与贫富不均的法国经济学家。他是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教学主任以及巴黎经济学院的教授。 他在其2013年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讨论了他对过去250年的财富集中与分布的研究。他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将导致财富不均逐步扩大。
印度现在已经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试图复刻韩国和马来西亚脱贫的道路，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已经在南美洲的发展中看到，社会阶层差距越大的国家，越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够达到小康，但是成不了富裕国家。而东亚的国家有所不同，在日益繁荣的同时，通过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以及让富人交税的办法，保持社会一定程度的平等。印度会走哪条路，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腐败问题也是如此，印度的旧体制充斥着裙带主义，从政客“帮帮忙”和“无风险”银行贷款就可以看出。虽然现在政府开始打击腐败行为，严密观察，但是抗击腐败的道路还只是刚开始。回扣在公众生活中随处可见，从购置土地到公家项目。中央政府和市政府对贪腐程度比起往日有增无减。调查显示，印度是亚洲贪腐最猖狂的国家。“任何社会，如果想脱离绝对贫困，就需要建立3项关键的国家制度：税收、法制和安全，”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这样说。但是，在印度，这三者——税务局、低级法院和警察——贪污腐败盛行。而且国家的非法政治资助体系很大程度上“无人问津”。
印度在解决企业和银行债务方面进展缓慢。莫迪总理已经启动了几项重要举措，包括让新的破产法生效和一系列银行再资本化办法，但是，他还没有采取更根本的措施，特别是公共领域贷款私有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由来已久，都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印度不是第一个见识猖獗的裙带主义和短时间经济迅猛发展，然后挣扎着应对遗留问题的国家。在英国，十九世纪中，工业革命来临时，也有过这样一段时期，狄更斯和特洛勒普的小说中就可以窥见。最明显的“平行国度”就是在美国1865年内战后和20世纪之交，镀金年代，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总结，“企业巨头，大财阀和精明的政客的年代“。
印度自己的镀金时代在很多方面呈现不同特点，但是至少有一点和其他国家类似：早期工业化发展期，和快速的经济政治转变期的重叠。这就导致了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虽说“国家未来的浪漫”（“romance of a national future”），将权力融入崛起所带来的希望。
印度在本世纪会见证经济力量的增长，正如美国在19世纪那样。某些人口统计显示，印度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也有统计说未来一二十年，印度人口数量会达到世界第一。不管怎么样，印度国内大部分人的命运好坏，都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合理。同时，民主制度在西方屡屡摔跟头，所以，民主制度在印度的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要走过这个过渡期，印度的“亿万富翁拉吉”必须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成为常驻角色，这样印度才能更好地领导“亚洲世纪”。世界能否拥有更平等、更民主的未来，印度的过渡期顺利与否，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