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起缘分《城市规划哲学》要回到大学年代了，从疑问工程学科（是当年对城市规划学科的误解）怎么的和哲学联系起来，完全看不懂《哲学》，到扑朔迷离、似懂非懂，直至今天的略懂，说来话长了。还是静下心慢慢重读，或许还有些许体会。
1、《哲学》第一部分读书笔记
《哲学》的第一部分重点探究城市规划的本质。这一部分共分两章，第一章回答什么是城市规划的问题。首先从什么是城市入手，文中例举了各学科对城市的论述，提出城市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系统的集聚，即人的空间集聚是其首要特征。这一概念把城市社会系统再分为四个系统：经济、政治、交通、空间。而后提出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预先安排行动步骤并不断付诸实践的过程”，即城市规划本质是一个未来目标导向并行动的社会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哲学》研究了城市规划逻辑及思维方式，认为城市规划的根本逻辑特征是现时不可检测性，即现时不可能对基于未来目标导向的社会实践进行检测，由此产生出城市规划逻辑的事实特征、过程特征、实践特征、概率特征以及发展特征。城市规划的逻辑特征决定了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必须用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经验思维、价值判断、模拟思维、不确定思维及行动思维。同时，由于城市规划本质，决定城市规划逻辑只能是一种选择、归纳、间接论证的模糊逻辑准则。本章最后转入了城市规划本体的研究，提出城市规划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城市空间与土地使用，包含了经济——空间系统、政治——空间系统、交通通讯——空间系统，以及城市土地的各种功能使用，指出城市空间与土地使用既是城市规划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又是实践操作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规划的作用——是政府对城市的宏观调控与微观协调的工具。
第二章讨论城市规划的主要思想基础，共有六小节的思想基础，分别是理想主义、理性思想、实践论、系统思想、生态思想、权威主义。前六小节总体上集中在20世纪的思想研究。主要是从划时代的《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之间的现代思想演变，往两头有延伸，从而基本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基础。最后一节小结中强调了各种思想的侧重点，理想主义侧重于价值观与未来导向，理性思想侧重于方法论，实践论侧重于社会现实，系统思想侧重于要素关联的思维方式，生态思想侧重于要素关联的生态质量，权威主义侧重于规划的社会实践与干预，六种思想成为规定现代城市规划领域、内容与方法的基础，影响着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
关于理想主义。
认为托马斯.莫尔（T.More）“乌托邦”（Utopia），傅里叶（Fourier）的“法郎吉”（Phalanges），霍华德（E.Howard）的“田园城市”（Gargen City，1898）、莱切沃斯城（Letchworth，1902）和恩温城（Welwyn，1920），柯布西艾（Le.Corbusier）的“明天的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1922）、“伏瓦生规划”（Plan Voisin,1925）和“光辉城市”（The Radiant City,1931），赖特（F.Wright）的“广亩城”（Broadacre City）等等都是一种理想。这与城市规划的本质——未来导向的预期——相适应，否则将陷入对现实的临摹，相对城市发展而倒退。同时指出理想主义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对社会现实的逃避，如赖特的“广亩城”，另一种是技术的盲信与乐观，如Archigram的“插入式城市”，R.Herron的“Walking ity”，P.Soleri的“Banelnoah”等。最后指出城市规划方案也是理想，是城市发展的一种张力，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同时基于现实，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协调好，要在城市结构性发展与小规模行动中协调好。
关于理性思想。
论述了城市规划理性思想起源于笛卡尔科学哲学，是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国际建协（CIAM）的《雅典宪章》（1933），从理性思想出发，把城市活动分解为居住、交通、工作、游憩四大功能，提出现代城市组织原则，从而形成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理论。同时阐述了理性思想的缺陷，是基于“分”而不是“合”，并引用TEAM 10 对柯布西艾（Le.Corbusier）理想城市的批评“是一种高尚的、文雅的、诗意的、有纪律的、机械环境的机械社会，或者说，是具有严格等级的技术社会的优美城市”，说明理性思想主导下的现代城市丧失了活力。此外，还界定了理性思想与理性主义的区别，认为理性主义是排除非理性主义的，而理性思想是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统一的理性思考与研究。最后客观评价了理性思想对现代城市规划的贡献，使“现代城市规划能够从传统的注重直觉和理念的思想转变为现代的对科学和现实的关注”。
关于实践论。
首先认定实践思想是城市规划与其他同样研究城市的学科区别所在，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等，城市规划是直接指导城市建设的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能实践的学科。同时追溯城市规划实践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1898）、田园城市协会（1898）和田园城市实践（莱切沃斯，Letchworth，1902），美国利维顿（Levittown）的公司城（Corporation City），到大伦敦规划（P.Abercrombie,1944），大巴黎2000年规划（1965），以及美国新泽西（New Jersey）的Radburn新市镇规划等。最后引用《马丘比丘宪章》“区域和城市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更加说明了城市规划的实践思想。
关于系统思想。
认为“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整体，因此，只有从系统的思想出发，城市规划才有可能把握住城市发展的整体”。论述先例举霍华德（E.Howard）的“系统观”：把解决城市问题纳入城市整体框架之中，系统考虑城市与乡村、城市人口、城市规模、城市要素组织等，形成整体概念性方案，并考虑资金来源、土地经营、土地所有制等。紧接着对划时代的《雅典宪章》提出了客观的评价，认为《雅典宪章》是基于“分”而不是基于“合”的系统观，注意了系统的要素，却忽略了要素之间的关联。随后引用了亚历山大（C.Alexander）的半米格（semi-lattice），Llewly-Davis等设计的英国新城密尔顿.凯恩斯（Milton-Keynes，1970），美国运输土地使用（transport-land use）研究，J.B.McLoughlin（1968），Chadwick（1971），英国Coventry-Solihull-Warwickshile次区域研究，以及英国1968年运用系统思想以结构规划与地方规划取代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政策充分说明了系统思想在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应用。最后以《马丘比丘宪章》的观点“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总结了城市规划的系统方法论。
关于生态思想。
首先阐述了什么是生态概念，指出是“关系”两字，城市规划的生态思想分为自然生态观和人文生态观。依然从霍华德（E.Howard）的“城乡磁体”（Town-Country Magnet）出发，到芒福德的区域综合研究，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奥姆斯特朗的纽约中央公园设计，麦克洛林（J.B.McLoughlin）（1968），麦克哈格的《Design with Nature》系统的阐述了生态思想在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的应运与发展。然后再分类说明自然生态观与人文生态观思想并指出了缺陷，西蒂（《艺术设计城市》，1889）和美国美化城市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反应了自然生态观，不过陷入了“物质决定论”：试图用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来解决当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反应人文生态观的有芝加哥人文学派，Team 10 的“人际结合”，J.Jacobs的“生发性与多样性”，H.Gans的公众参与（《People and Plan》，1968），Jan Gehlde 的“城市公共空间”等。最后还是以《马丘比丘宪章》强调“人与人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总结了城市规划的生态思想。
关于权威主义。
主要从权威主义对城市规划的作用方式分为两部分论述，一是行政权行为，二是规划立法权。前者从豪斯曼的巴黎改建，到美国的新社区运动和城市更新，以及英国的规划许可证制度，都是政府权威主义的行政权行为。后者始于英国第一份规划立法（1909），《土地使用的控制》白皮书（1944），到标志着城市规划体系建立的《城乡规划法》（1947，1968），以及美国城市规划区划法规（区划法案，1909，1915，区划条例，1916，1961）提出了规划控制与引导作用。从而得出结论，“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一定权力作用的结果”，具有控制和诱导的双重作用。
2、《哲学》第一部分读书体会
《哲学》写于1995年，离1952年TJ大学建设的国内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不足50年，离1986年第一个城市规划系不足10年，离改革开放不足20年。1990年代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与城镇住房改革，城市建设掀起一片热潮，城市规划一度成为热门学科，国内各大中小高校相继设置了城市规划专业。除了TJ规划系源于建筑学，城市规划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方向——地理学，如NJ大学地理系，HZ大学地理系等。与此同时，国内各大中小城市也进行轰轰烈烈的城市规划编制与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介绍，另一类是结合当前中国城市建设状况，从不同侧面做些现象探讨。最为典型的是各院校普遍使用 TJ大学出版的《城市规划原理》（第二版）作为通用教材，是介绍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指导当前城市建设工具书的集大成者，也即科学层次和技术层次，只是告诉我们“所以然”，而没有告诉我们“所然”。因此，无论从城市规划学科的源头来说，还是从城市规划的实践来说。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尚未成熟，尤其是关于城市规划的本质与核心等理论研究少之又少。
显然，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经过了百年的发展，有着相对成熟的背景研究、理论体系，完全照抄照搬总不适合中国国情。面对当前的城市建设热潮，城市规划面临着求“大规划”、求“构图”、求“表象”的局势，而忽略了城市规划的本真问题，此时《哲学》逆势而出，冷静的追溯城市规划本质问题。反观《原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技术层次的理论，是实践操作的依据和原则（《哲学》第三章），并不阐述来龙去脉。要想搞清楚，就必须从哲学层次予以研究。《哲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正如后记中所述的“在城市规划管理...的具体操作，发展其中存在这许多困惑和疑难”，从而“转向对方法论的研究”，进入了城市规划的哲学研究，探寻城市规划本质（《哲学》后记）。并且在后续研究中，S教授始终以研究城市规划本质为己任，《哲学》本身“只能是属于导论性的研究，尚待于进一步的深化”（《哲学》后记），如城市规划方法论笔谈会、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等著作。
正是基于上述出发点，S教授在《哲学》第一部分重点讨论什么是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从罗列各学科关于城市的论述开始，提炼出“城市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大系统，它的特征是在一定地域上的集聚”，“在各种各样的集聚之中，最为根本的是人的集聚”，“城市社会大系统包括经济、政治、交通通讯、空间等子系统”。由此出发，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预先安排行动步骤并不断付诸实践的过程”。城市规划具有自身的逻辑与思维方式，是基于城市理想主义、理性思想、实践论、系统论、生态思想和权威主义等思想基础的科学。并分别详细阐述了各种思想基础的渊源，代表性人物及理论实践，历史演变及类别，优缺点以及作用意义等等。
因此，《哲学》对城市规划的哲学科学层面的研究架起了城市规划本质与实践的桥梁，给了一把通向“知其所以然，求其所然”的钥匙，至于“所然”是什么，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点上来说，《哲学》的意义非凡，无愧于“迄今对城市规划理论和规划思想探讨最为全面、深入的佳作”和“近年最为完整、系统的规划理论研究成果之一”的美誉了（《哲学》后记）。《哲学》出版将近15年，其中的研究方法、视角仍然值得借鉴，告诉后来者要用辩证的本质的观点去看待理论与现象，这就是《哲学》最深刻的意义所在。至于理论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不断演绎着，正如《哲学》提出城市规划既是技术的又是规范的，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中认为城市规划是规范的。
《哲学》系统研究了城市规划思想，尤其是“理性思想在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是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支柱和方向”。从根本上来说，《哲学》本身就是立足于理性思维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演绎推理和严密的逻辑，使得《哲学》无懈可击，充满浓厚的城市规划现代主义气息。这点在城市规划方法论笔谈会谈到“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是理性思维发挥到极致的成果”，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中再次提出“不予论证”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延续”，“后现代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范式”。此外，在对影响城市规划方法论的其他思想没有提及，或许认为影响比较小，比如浪漫主义、非理性思想等等，把这些统统纳入了理性思想体系，如”、“理性思想同样可以对非理性的内容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研究”、“概率性特征”、“不确定思维”等，而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最为关心的。诚然，中国连现代主义的道路还没走完，又揉进了后现代因素，真不知道怎么办？曾经请教过L老师，他让我不要陷进任何一个陷阱，可我还是想不明白，是不管什么主义，在实践中需要什么理论就用什么理论呢？还是进入“虚无”的状态，把两者糅杂在一起的“大道无形”呢？以我的修行肯定不行了。在此，以我的粗浅认识，S教授的《哲学》似乎还是高举理性思想、现代主义大旗的。
《原理》是按照时间纵向轴线研究城市规划思想历史演变，如普遍认为1898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再就是1933年与1977年的两个划时代宪章，以及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详细叙说了详细内容、作用地位以及重要贡献，是对详细事件的描述与解读。《哲学》则从构成城市规划的主要思想成分出发，按照构成成分的横向轴线研究城市规划思想历史演变，对上述历史事件从各思想层面进行详细的剖析。因此《哲学》提供了城市规划思想研究的新视角，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城市规划历史事件的更深解读，使我们了解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各种规划思想的改变。
《哲学》另一个重要重要特征就是体现了深深的社会气息与人文特征，这也是S教授关于《哲学》的主要观点。比如“城市在本质上一个社会大系统”，“从社会大系统的构成上来看，它可以分解为四个子系统。首先是经济系统...，其次是政治系统...，另外两个子系统，一是交通通讯...，另一是空间系统....。”，相对应的，“城市空间成为城市系统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综合表征...。表现为:政治-空间系统...，经济-空间系统...，交通通讯-空间系统...”。令人不解的是，城市的起源是人类社会的两次大分工，尤其是商业的分离形成了城市的原形（《城市规划原理》，2001），因此城市是否在本质上说是经济的，然后再形成城市社会？如果依照芒福德（L.munford）城市起源于宗教，倒可以认为城市首先是社会的，然后再是经济的。事实上，现代城市中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应该更多的还是经济关系，由经济关系衍生出社会分化。这点是我读了《哲学》依然不能理解城市本质的地方。此外，S教授的社会观还体现在“城市规划是...社会实践”，“城市规划...社会职能”（具体出处忘了），似乎城市规划禀守着技术中性，又偏向着社会，当然S教授是不否认“规划是政治”的特征。
此外，对于《哲学》所建构的宏大体系和严密逻辑，仰观叹止，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如此巨大，涉及哲学理念、学科体系、规划理论、社会现实等等。没有深入的修为是不可能提炼出这么一本导论性的精品著作的。再次强调的是《哲学》架构了源自建筑学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哲学科学之间的桥梁，是城市规划“原理”的“原理”，引导进入城市规划的思想天地，使得城市规划变得更复杂更多元了。这点似乎S教授要为城市规划的“多元化”负点责任呵，S教授禀守现代主义的同时，不经意的把我们带入了后现代。
1、《哲学》第一部分读书笔记
《哲学》的第一部分重点探究城市规划的本质。这一部分共分两章，第一章回答什么是城市规划的问题。首先从什么是城市入手，文中例举了各学科对城市的论述，提出城市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系统的集聚，即人的空间集聚是其首要特征。这一概念把城市社会系统再分为四个系统：经济、政治、交通、空间。而后提出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预先安排行动步骤并不断付诸实践的过程”，即城市规划本质是一个未来目标导向并行动的社会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哲学》研究了城市规划逻辑及思维方式，认为城市规划的根本逻辑特征是现时不可检测性，即现时不可能对基于未来目标导向的社会实践进行检测，由此产生出城市规划逻辑的事实特征、过程特征、实践特征、概率特征以及发展特征。城市规划的逻辑特征决定了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必须用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经验思维、价值判断、模拟思维、不确定思维及行动思维。同时，由于城市规划本质，决定城市规划逻辑只能是一种选择、归纳、间接论证的模糊逻辑准则。本章最后转入了城市规划本体的研究，提出城市规划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城市空间与土地使用，包含了经济——空间系统、政治——空间系统、交通通讯——空间系统，以及城市土地的各种功能使用，指出城市空间与土地使用既是城市规划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又是实践操作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规划的作用——是政府对城市的宏观调控与微观协调的工具。
第二章讨论城市规划的主要思想基础，共有六小节的思想基础，分别是理想主义、理性思想、实践论、系统思想、生态思想、权威主义。前六小节总体上集中在20世纪的思想研究。主要是从划时代的《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之间的现代思想演变，往两头有延伸，从而基本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基础。最后一节小结中强调了各种思想的侧重点，理想主义侧重于价值观与未来导向，理性思想侧重于方法论，实践论侧重于社会现实，系统思想侧重于要素关联的思维方式，生态思想侧重于要素关联的生态质量，权威主义侧重于规划的社会实践与干预，六种思想成为规定现代城市规划领域、内容与方法的基础，影响着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
关于理想主义。
认为托马斯.莫尔（T.More）“乌托邦”（Utopia），傅里叶（Fourier）的“法郎吉”（Phalanges），霍华德（E.Howard）的“田园城市”（Gargen City，1898）、莱切沃斯城（Letchworth，1902）和恩温城（Welwyn，1920），柯布西艾（Le.Corbusier）的“明天的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1922）、“伏瓦生规划”（Plan Voisin,1925）和“光辉城市”（The Radiant City,1931），赖特（F.Wright）的“广亩城”（Broadacre City）等等都是一种理想。这与城市规划的本质——未来导向的预期——相适应，否则将陷入对现实的临摹，相对城市发展而倒退。同时指出理想主义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对社会现实的逃避，如赖特的“广亩城”，另一种是技术的盲信与乐观，如Archigram的“插入式城市”，R.Herron的“Walking ity”，P.Soleri的“Banelnoah”等。最后指出城市规划方案也是理想，是城市发展的一种张力，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同时基于现实，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协调好，要在城市结构性发展与小规模行动中协调好。
关于理性思想。
论述了城市规划理性思想起源于笛卡尔科学哲学，是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国际建协（CIAM）的《雅典宪章》（1933），从理性思想出发，把城市活动分解为居住、交通、工作、游憩四大功能，提出现代城市组织原则，从而形成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理论。同时阐述了理性思想的缺陷，是基于“分”而不是“合”，并引用TEAM 10 对柯布西艾（Le.Corbusier）理想城市的批评“是一种高尚的、文雅的、诗意的、有纪律的、机械环境的机械社会，或者说，是具有严格等级的技术社会的优美城市”，说明理性思想主导下的现代城市丧失了活力。此外，还界定了理性思想与理性主义的区别，认为理性主义是排除非理性主义的，而理性思想是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统一的理性思考与研究。最后客观评价了理性思想对现代城市规划的贡献，使“现代城市规划能够从传统的注重直觉和理念的思想转变为现代的对科学和现实的关注”。
关于实践论。
首先认定实践思想是城市规划与其他同样研究城市的学科区别所在，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等，城市规划是直接指导城市建设的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能实践的学科。同时追溯城市规划实践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1898）、田园城市协会（1898）和田园城市实践（莱切沃斯，Letchworth，1902），美国利维顿（Levittown）的公司城（Corporation City），到大伦敦规划（P.Abercrombie,1944），大巴黎2000年规划（1965），以及美国新泽西（New Jersey）的Radburn新市镇规划等。最后引用《马丘比丘宪章》“区域和城市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更加说明了城市规划的实践思想。
关于系统思想。
认为“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整体，因此，只有从系统的思想出发，城市规划才有可能把握住城市发展的整体”。论述先例举霍华德（E.Howard）的“系统观”：把解决城市问题纳入城市整体框架之中，系统考虑城市与乡村、城市人口、城市规模、城市要素组织等，形成整体概念性方案，并考虑资金来源、土地经营、土地所有制等。紧接着对划时代的《雅典宪章》提出了客观的评价，认为《雅典宪章》是基于“分”而不是基于“合”的系统观，注意了系统的要素，却忽略了要素之间的关联。随后引用了亚历山大（C.Alexander）的半米格（semi-lattice），Llewly-Davis等设计的英国新城密尔顿.凯恩斯（Milton-Keynes，1970），美国运输土地使用（transport-land use）研究，J.B.McLoughlin（1968），Chadwick（1971），英国Coventry-Solihull-Warwickshile次区域研究，以及英国1968年运用系统思想以结构规划与地方规划取代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政策充分说明了系统思想在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应用。最后以《马丘比丘宪章》的观点“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总结了城市规划的系统方法论。
关于生态思想。
首先阐述了什么是生态概念，指出是“关系”两字，城市规划的生态思想分为自然生态观和人文生态观。依然从霍华德（E.Howard）的“城乡磁体”（Town-Country Magnet）出发，到芒福德的区域综合研究，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奥姆斯特朗的纽约中央公园设计，麦克洛林（J.B.McLoughlin）（1968），麦克哈格的《Design with Nature》系统的阐述了生态思想在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的应运与发展。然后再分类说明自然生态观与人文生态观思想并指出了缺陷，西蒂（《艺术设计城市》，1889）和美国美化城市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反应了自然生态观，不过陷入了“物质决定论”：试图用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来解决当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反应人文生态观的有芝加哥人文学派，Team 10 的“人际结合”，J.Jacobs的“生发性与多样性”，H.Gans的公众参与（《People and Plan》，1968），Jan Gehlde 的“城市公共空间”等。最后还是以《马丘比丘宪章》强调“人与人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总结了城市规划的生态思想。
关于权威主义。
主要从权威主义对城市规划的作用方式分为两部分论述，一是行政权行为，二是规划立法权。前者从豪斯曼的巴黎改建，到美国的新社区运动和城市更新，以及英国的规划许可证制度，都是政府权威主义的行政权行为。后者始于英国第一份规划立法（1909），《土地使用的控制》白皮书（1944），到标志着城市规划体系建立的《城乡规划法》（1947，1968），以及美国城市规划区划法规（区划法案，1909，1915，区划条例，1916，1961）提出了规划控制与引导作用。从而得出结论，“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一定权力作用的结果”，具有控制和诱导的双重作用。
2、《哲学》第一部分读书体会
《哲学》写于1995年，离1952年TJ大学建设的国内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不足50年，离1986年第一个城市规划系不足10年，离改革开放不足20年。1990年代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与城镇住房改革，城市建设掀起一片热潮，城市规划一度成为热门学科，国内各大中小高校相继设置了城市规划专业。除了TJ规划系源于建筑学，城市规划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方向——地理学，如NJ大学地理系，HZ大学地理系等。与此同时，国内各大中小城市也进行轰轰烈烈的城市规划编制与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介绍，另一类是结合当前中国城市建设状况，从不同侧面做些现象探讨。最为典型的是各院校普遍使用 TJ大学出版的《城市规划原理》（第二版）作为通用教材，是介绍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指导当前城市建设工具书的集大成者，也即科学层次和技术层次，只是告诉我们“所以然”，而没有告诉我们“所然”。因此，无论从城市规划学科的源头来说，还是从城市规划的实践来说。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尚未成熟，尤其是关于城市规划的本质与核心等理论研究少之又少。
显然，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经过了百年的发展，有着相对成熟的背景研究、理论体系，完全照抄照搬总不适合中国国情。面对当前的城市建设热潮，城市规划面临着求“大规划”、求“构图”、求“表象”的局势，而忽略了城市规划的本真问题，此时《哲学》逆势而出，冷静的追溯城市规划本质问题。反观《原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技术层次的理论，是实践操作的依据和原则（《哲学》第三章），并不阐述来龙去脉。要想搞清楚，就必须从哲学层次予以研究。《哲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正如后记中所述的“在城市规划管理...的具体操作，发展其中存在这许多困惑和疑难”，从而“转向对方法论的研究”，进入了城市规划的哲学研究，探寻城市规划本质（《哲学》后记）。并且在后续研究中，S教授始终以研究城市规划本质为己任，《哲学》本身“只能是属于导论性的研究，尚待于进一步的深化”（《哲学》后记），如城市规划方法论笔谈会、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等著作。
正是基于上述出发点，S教授在《哲学》第一部分重点讨论什么是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从罗列各学科关于城市的论述开始，提炼出“城市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大系统，它的特征是在一定地域上的集聚”，“在各种各样的集聚之中，最为根本的是人的集聚”，“城市社会大系统包括经济、政治、交通通讯、空间等子系统”。由此出发，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预先安排行动步骤并不断付诸实践的过程”。城市规划具有自身的逻辑与思维方式，是基于城市理想主义、理性思想、实践论、系统论、生态思想和权威主义等思想基础的科学。并分别详细阐述了各种思想基础的渊源，代表性人物及理论实践，历史演变及类别，优缺点以及作用意义等等。
因此，《哲学》对城市规划的哲学科学层面的研究架起了城市规划本质与实践的桥梁，给了一把通向“知其所以然，求其所然”的钥匙，至于“所然”是什么，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点上来说，《哲学》的意义非凡，无愧于“迄今对城市规划理论和规划思想探讨最为全面、深入的佳作”和“近年最为完整、系统的规划理论研究成果之一”的美誉了（《哲学》后记）。《哲学》出版将近15年，其中的研究方法、视角仍然值得借鉴，告诉后来者要用辩证的本质的观点去看待理论与现象，这就是《哲学》最深刻的意义所在。至于理论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不断演绎着，正如《哲学》提出城市规划既是技术的又是规范的，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中认为城市规划是规范的。
《哲学》系统研究了城市规划思想，尤其是“理性思想在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是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支柱和方向”。从根本上来说，《哲学》本身就是立足于理性思维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演绎推理和严密的逻辑，使得《哲学》无懈可击，充满浓厚的城市规划现代主义气息。这点在城市规划方法论笔谈会谈到“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是理性思维发挥到极致的成果”，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中再次提出“不予论证”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延续”，“后现代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范式”。此外，在对影响城市规划方法论的其他思想没有提及，或许认为影响比较小，比如浪漫主义、非理性思想等等，把这些统统纳入了理性思想体系，如”、“理性思想同样可以对非理性的内容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研究”、“概率性特征”、“不确定思维”等，而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最为关心的。诚然，中国连现代主义的道路还没走完，又揉进了后现代因素，真不知道怎么办？曾经请教过L老师，他让我不要陷进任何一个陷阱，可我还是想不明白，是不管什么主义，在实践中需要什么理论就用什么理论呢？还是进入“虚无”的状态，把两者糅杂在一起的“大道无形”呢？以我的修行肯定不行了。在此，以我的粗浅认识，S教授的《哲学》似乎还是高举理性思想、现代主义大旗的。
《原理》是按照时间纵向轴线研究城市规划思想历史演变，如普遍认为1898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再就是1933年与1977年的两个划时代宪章，以及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详细叙说了详细内容、作用地位以及重要贡献，是对详细事件的描述与解读。《哲学》则从构成城市规划的主要思想成分出发，按照构成成分的横向轴线研究城市规划思想历史演变，对上述历史事件从各思想层面进行详细的剖析。因此《哲学》提供了城市规划思想研究的新视角，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城市规划历史事件的更深解读，使我们了解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各种规划思想的改变。
《哲学》另一个重要重要特征就是体现了深深的社会气息与人文特征，这也是S教授关于《哲学》的主要观点。比如“城市在本质上一个社会大系统”，“从社会大系统的构成上来看，它可以分解为四个子系统。首先是经济系统...，其次是政治系统...，另外两个子系统，一是交通通讯...，另一是空间系统....。”，相对应的，“城市空间成为城市系统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综合表征...。表现为:政治-空间系统...，经济-空间系统...，交通通讯-空间系统...”。令人不解的是，城市的起源是人类社会的两次大分工，尤其是商业的分离形成了城市的原形（《城市规划原理》，2001），因此城市是否在本质上说是经济的，然后再形成城市社会？如果依照芒福德（L.munford）城市起源于宗教，倒可以认为城市首先是社会的，然后再是经济的。事实上，现代城市中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应该更多的还是经济关系，由经济关系衍生出社会分化。这点是我读了《哲学》依然不能理解城市本质的地方。此外，S教授的社会观还体现在“城市规划是...社会实践”，“城市规划...社会职能”（具体出处忘了），似乎城市规划禀守着技术中性，又偏向着社会，当然S教授是不否认“规划是政治”的特征。
此外，对于《哲学》所建构的宏大体系和严密逻辑，仰观叹止，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如此巨大，涉及哲学理念、学科体系、规划理论、社会现实等等。没有深入的修为是不可能提炼出这么一本导论性的精品著作的。再次强调的是《哲学》架构了源自建筑学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哲学科学之间的桥梁，是城市规划“原理”的“原理”，引导进入城市规划的思想天地，使得城市规划变得更复杂更多元了。这点似乎S教授要为城市规划的“多元化”负点责任呵，S教授禀守现代主义的同时，不经意的把我们带入了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