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柳暗花明
俗话说：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当人们欢庆全国山河一片红来临之际，大中学校的学生们都被要求回到学校参加斗批改和复课闹革命。但是很多人却感到忍受不了的种种约束。体会到自由的滋味之后，再也很难忍受不自由了。红卫兵还没有学会看脸色行事。毛主席大概也体会到了《一千零一夜》中那个渔夫的烦恼：将魔鬼从瓶子中放出来容易，但是再让他回到瓶子里去，可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招之即来”的红卫兵视为御用的“近卫军”，用它来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它来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用它来反击开国元勋们的“二月逆流”，用它来铲除异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是，随着中国整个政治舞台力量对比的变化，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老干部倒台之后，中央文革又发动起清查“五·一六”极左阴谋集团，“清理阶级队伍”，使红卫兵运动无可避免地退潮。又由于正统的“斗争哲学”观念的支配，各组织之间几乎不可能 “求大同存小异”，形成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制约的机制。红卫兵认定“不破不立”，不击垮自己的对手，就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阶级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在红卫兵的政治辞典里，从来就没有“双赢”这种概念。虽然迫于形势，各省市实施了大联合，在筹备革委会的过程中，就争得天昏地暗：争名额，争名次，争名位。争到一席半位之后，也不过挂个头衔，作个可有可无的角色。革委会成立以后，虽然没有复课，我们各校中学生都处于自由放任，没人管束状态，但大都自觉地每天到校转转。这期间，围绕“权力分配”进行的派性斗争，并没有停止。长春市发生过大型武斗，但很快平息下去。五月份以来，北京几所大学校园也成了文攻武卫的战场，到处是废墟与碉堡群。尤其清华大学，井冈山与四一四两个红卫兵组织自制手枪、土坦克、穿甲弹，挖地道，筑工事，进行了长达百日的武斗。毛主席和党中央现在不得不转而动用产业工人，以“人海战术”来恢复校园秩序。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首都三万多工人浩浩荡荡开进大学。蒯大富在清华大学静斋楼内拔出手枪，命令井冈山兵团“抵抗、还击”。顿时枪炮声四起，工宣队五人死亡，七百三十一人受伤。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毛主席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韩爱晶（北航）、谭厚兰（北师大）和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叫到人民大会堂，林彪、周恩来等陪同接见。在长达五小时的谈话中，毛主席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毛主席严厉地说：“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在武斗问题上，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国民党，就要歼灭！”一番话，总算把几个红卫兵头头吓住了。北京大学生红卫兵们的武斗制止了，工人阶级占领了上层建筑。全国各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们打倒了他们的校长，却又带上了工宣队、军宣队两道“紧箍咒”。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他们在服务于“文化大革命”整体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工作。恢复秩序，制止武斗，遏制派性争端，促进大联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错批、错斗了一大批群众，造成一些新的矛盾。五年后，当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之后，亲身体验、感受到了它们如何贯彻执行一套“左”的教育方针，贬低科学，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破坏了教育规律，从而给国家发展带来的严重损失。
与工宣队进驻学校这个纪念日巧合的，是二十名青年学生在江北土城子团聚一堂，他们回顾两年来的血雨腥风；他们感慨在文革中思想感情的巨大变化；他们对自己的作为有了反省、悔恨和自新；他们重新回到校园，摘掉了“红卫兵”袖标，恢复了学生的本来面目。他们集体合影，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题词：“风华正茂添新史，书生意气不可留”。这是毓文八三一江北支队最后的一抹晚霞余晖。他们是：(后排左起)冯恩波、王培一、刘焕彦、赵乐彬、唐于春、候玉田、盛福德、李文秀；(中排左起)刘云萍、高岩、王明芬、闫耀华、王淑荣；(前排左起)金海岱、蒋小茜、孙丽、付继兰、赵淑清、范淑珍、王淑清。
进入盛夏，北国江城莺歌燕舞，柳暗花明，本该百废待兴，“斗批改”没有多大起色，“红海洋”、“忠字舞”倒火热起来。家家户户用红色油漆写满“忠”字，人们佩带的像章越来越大，以江机制作的“江机一号”为冠，直径约有一百毫米。市内各处街道砌起一座座语录墙，尤以吉化公司楼前的为首，巨幅油画上人物一字排列：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穿绿军装，红光满面，凭栏挥手致意；林彪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亦步亦趋；周恩来总理浓眉横蹙，目光中透出一丝忧伤、一份无奈；两旁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文革大员雁翅排开，一个个志满意得、笑逐颜开。林彪垮台之后，画面又换成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闲庭信步，江青苍白的脸上浮着得意的微笑紧随身后……。一次坐车回家，经过化工医院，看到路旁挖出一米宽、两米长的新坑，随口问：“这是给谁挖的？”吓得盛福德急忙捂我的嘴。回过神来，吓出一身冷汗。黄昏时分，街头巷尾更是大跳“忠字舞”。我们班的张裕萍，在临江门广场登台教练、领舞，出尽风头。样，工宣队组织我们在校内学跳，让女生兰江西教我们。那些舞，多是当时流行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动作简单易学，同学们大都学会了几首。用来“早请示”、“晚汇报”绰绰有余。
回到学校，班级教室里桌椅堆得乱七八糟，黑板上方的像框早已不见，只有曹传江画的盘腿打坐的“二佛爷”。“二佛爷”是盛福德的外号，我俩关系一直很好，家也离得较近。他为人随和、老实，也酷爱无线电制作。我们一起用线绕电阻做过电烙铁，用塑料烟盒做过半导体收音机。因为他父亲工作调转，全家搬到襄樊。临走前，我俩恋恋不舍。他告诫我要远离那几个两面三刀的家伙；要珍重同学之间的友情；在感情上要敢于表达、大胆果断——这是指男女同学之间的事。不过我一向反应迟钝，表达木讷，又想活得有尊严，就不能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我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从没奢想过走进市府大院贵族家庭生活之中。无论是婚姻、事业，我没有显贵的家族门楣可以依靠，但却有广泛的同学社会关系。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靠着自己的努力，尽心从事着教育事业，默默耕耘。同那些走进政府机关、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学们，关系相处很好，不过也仅限于几年一次的偶聚而已。
学校前院有几块宣传栏，上面不断登出外省市文革接待站或外地院校的索款通知，那是学生们大串联中借的钱款，不过很多欠账用的是学校领导的名字，让文革中寸步未离的“当权派”们苦笑不已。上面不幸也有我的大名，我也欠了好几个地方的钱。择其紧要的还了一、两份，其它的也就不了了之。
在“中央文革小组”弹冠相庆，全国人民歌舞升平之时，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７１％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只剩５９人。被“扩大”与会的文革小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负责人、解放军代表，竟达７４人。大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又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批准了江青一伙搞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把林彪定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好多大白菜还没来得及买掉，就在副食店前被大雪捂住。我坐一路汽车，在市委、市政府墙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大字标语，刘少奇三个字被打上红叉，浆糊未干，就被风雪吹得七零八落。
报上一再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在小学等待了两年多的初一新生上来了。积压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成了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大学停止招生已经三年，经历了一场大动乱，城市早已人满为患。当时的提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和“四个面向”。面向工厂，工厂无力接纳；面向军队，只选去了几个飞行员和军队干部子弟；实际上，这时候也只有面向农村和边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底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从历史书上我早就知道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青年学生最终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六六年、六七年我也曾多次自觉地到工厂、农村基层单位锻炼，接受教育。学校里十月份送走了部分初三的学生。然后请他们回来讲述贫下中农如何欢迎知识青年。大势已定，准备下乡。工宣队根据我们班的情况，把男、女生各分成三个组，然后让我们自行搭配，混编成三个集体户。原“红旗”和“八三一”的中坚队员较顺利地编成一户。我和柴文杰、张维敏三个好友，同张波、李诚、崔少健、吕作辉、邓兴八人一组。另一组以李信奎、曹传江为首。经过一番串联、争吵，好不容易凑成了另两个集体户。我们户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盘石县呼兰公社富贵大队周家生产队。后来知道了那“偏远”的含义，那是二百六十里的火车、九十里的汽车、二十里只能靠步行的崎岖山路。
1968年11月20日，我们打起行装，背好学校赠送的唯一礼物——《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走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十天前的一场暴风雪，把塞外吉林装点得银妆素裹，雪下得最深的地方有一米多厚。严寒并没有挡住下乡的路，没有锣鼓齐鸣，没用亲人相送。天上飘着清雪，车站上乱烘烘的，成千上万的人在说话。谁也没有注意站台内外临时挂起来的那些大红布标语。喇叭里播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慌意乱。
告别了，亲人们！告别了，我的母校、我的家乡！我们将在广阔天地重新确定自己的生存坐标，重塑新一代知识青年的革命形象，用汗水在黑土地上浇灌灿烂的理想之花，用宝贵的青春谱写壮丽的理想之歌。
图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二十、蓦然回首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们满怀革命激情，奔赴广阔天地。弹指一挥间，三十四年过去了。在农村的几年艰苦岁月里，我们学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由叱咤风云的革命动力，身份转为“知识青年”，成为教育对象。我们纯真地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接受最典型的小生产者的再教育。当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在欧美普遍应用的时候，当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乘坐“阿波罗１号”登上月球的时候，全中国的六六、六七、六八老三届初中、高中的学生１０００多万人，在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最佳时期，上山下乡，修理地球去了。由于连年的阶级斗争，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城市管理秩序紊乱，决策者将城市的危机转嫁到广大农村，以此来加以缓和，也是无奈的选择。
在农村，我曾写过一首诗：
送邓兴、崔范胜之北归
默送同学别周家，东篱萧瑟昂菊花。
嵘寰山中回声荡，无为河边卷黄沙。
(日记：邓兴、崔范胜抽回吉林钢厂，这是下乡两年多来的第一次正式招工回城。在集体户里吃罢送行的鸡宴，剩下的五个人付继兰、孙丽、张裕萍、张维敏和我，还有一些农村社员，一直把他俩送到村口。早晨下的霜还没有融化，静静的山村跟往常一样平静如水，站在村头回望集体户，只有那丛绽开的山菊花依然挺立在篱笆旁，挺立在周家，挺立在大王山下。远处两个人的身影拐过小树木不见了，我拿过身旁社员手中的炮筒，朝天鸣放一枪，回声震荡着群山。平静默然的面容难以掩盖内心的激动：身边的同学一个一个离去，自己在这大有作为的地方却无所作为，就象河边的沙子一样默默地被水冲刷着…… 1970.9.25)
回到集体户里，我把心中默诵出的这首诗写在了墙上。几天后，山下富贵户的同班同学孙昕和范世复来串门，看到墙上的诗，立刻进行了“批判”，孙昕说我是吟唱时代反调，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能说是“无所作为”呢？当时我也只是一笑置之，不敢、也不可能再往更深的意义上探讨。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一生中，由于机缘的巧合，有幸能经受到种种考验：长身体时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上学念书赶上了文革停课造反；该上大学时打起背包上山下乡；结婚生孩子光荣地履行了“提倡晚婚”、“只生一个好”的基本国策；年富力强正是开创一番事业的好时候，又不得不抵御“下海”的诱惑、“下岗”的威胁，默默在三尺讲台“耕耘”。走过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蓦然回首，审视走过的路程，能有幸参加那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真可谓三生有幸！
年青人“壮志踏平白宫顶，雄心光复红场名”，是狂妄；以天下为己任，要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是无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是幼稚。君不见，齐天大圣孙悟空只有在皈依佛门，臣服玉帝之后，才功成正果，成为“圣战斗佛”。红卫兵们总是把自己比作孙悟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千钧棒，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器。在“红司令”的指挥下，造反夺权，大闹天宫，把单位的领导、省市级首长，乃至国家主席拉下马。今天的人们也许会感到这是“天方夜谈”，可是在那个年代，“如来佛”并没有怜惜玉皇大帝，而是借助孙悟空，夺回了天界大权。然后张开五指，把羽翼已渐丰满，不想俯首贴耳的孙大圣们压在五行山下。这五行山是贫瘠的山乡和水寨；是边疆茂密的橡胶林、无垠的黑土地和辽阔的大草原；是油污的机器旁和炽热的洪炉前；是北国风雪弥漫的哨卡和南疆低矮潮湿的猫儿洞。前红卫兵们的手上添了厚茧，脸上添了皱纹，头上添了白发。当社会进程猛烈加快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一个个小小的局部，部分地实践着自己当年的誓言。他们缓慢地，一点一滴的改变环境，而环境对他们的改变却是那么惊人。当年的红卫兵在哪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们走过了坎坷的道路，他们用汗水在黄土地、黑土地上领取了合格证，他们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生存坐标，他们重估了以往的价值观念，他们在生存法则中重塑了人格，他们在逆境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成人礼”。生活在芸芸众生中的他们有时或许也会发发牢骚、骂骂街，但是比起那些文革中惨死于武斗的冤魂们，他们觉得自己毕竟是幸运的，毕竟看到了改革开放，拥有了美好的今天，毕竟过上了比那时强得多的好日子。
我记起一首曾荣获1984年《诗刊》优秀诗歌奖的诗篇，作者周纲，诗的题目是《石棉红卫兵墓》：
隔着三尺黄土，我听见你在哭。不是轻浮，确是轻浮，大渡河涛声如诉……
山草初黄，蒲公英还将花蕊轻吐，落地的种子虽无声息，春来却有一芽新绿。你呢，花落花开何处？
数不尽左岸新厂如林，望不断右岸厢架高竖。该不是落雪了吧，几片带血的羽毛，在晴空下飞舞……
问讯清明慈母泪，可透了年年加垒的新土。风啊，莫把它吹干，染几朵小黄花，打发少年寂寞。
啊，我真想用一捧热泪，洗净那壮烈的虚无，让那发育不全的灵魂，长成一株不弯的绿树。行人哪，请在树荫下稍稍驻足……
那情那景，都在无情地谴责着文革，都在无尽地怀念着死于武斗的“红卫兵”，怀念着那些冤死的少年鬼魂。在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和精神废墟面前，诗人含着苦涩的泪水，对历史的曲折给人们留下的伤痕进行思考。诗人以奇特的想象，把那场悲壮浮盖下的荒唐历史悲剧，重新推到读者面前。诗人咏物寄怀，借物抒情，反复咏叹。一个“透”字，浓重地点染出慈母悲痛欲绝的情怀；一个“染”字，和盘托出哀悼死者的悲悯之情。这首诗，像长鸣的警钟，呼唤人们在历史的树荫下“驻足”沉思。1980年曾上映过一部电影《枫》。片尾女红卫兵卢丹枫跳楼的镜头令人震撼。影片结尾爸爸带着孩子来到墓前：
孩子问，他们是英雄吗？
爸爸回答，不是。
他们是烈士吗？
不是。
那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历史!
殷鉴不远，只有从历史中汲取血的教训，才能武装自己的头脑，健全自己的灵魂，才能洗净虚无、辨别真伪，才能避免“壮烈”地淹死于任何荒唐的政治风浪中，这是无数红卫兵用生命和青春换来的生活的真谛。
文化大革命已经事过境迁，红卫兵在当代青年人的心目中恍如隔世。红卫兵是烈焰，红卫兵是梦魇，红卫兵是光荣的象征，红卫兵是恐怖的源泉，红卫兵是责任和使命，红卫兵是狂热和轻信。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谜，如同希腊神话中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其对于后来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之深远，对于中国社会震撼之深度与广度而言，它是五千年历史中的一个大事件。文革既是一场大劫难、大动乱、大破坏，也是对未来社会变革新路的大探索。如果没有这场文革，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切积极变化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年，我像一个雾里看花的混沌少年，观察了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亲身经历和参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历史潮流的裹挟之下，从迷信、狂热到迷惘、失落，在探索与参预的过程中，转变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坎坷地走着属于自己个人的独特人生之路：下乡、回城、升学、任教，三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光阴似水，日月如梭，岁月蹉跎。当那个年代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常常回顾往事，夜不能寐，蓦然回首，仰望苍穹，那些在浩瀚的夜空中、遥远的银河里闪烁的，已是昨夜星辰……
二00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初稿
二00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定稿
二00二年十月三日打印装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