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经济2021》
（中国经济安全岛权重上升，谁将率先问鼎复式时代？聚焦中国经济热点难点，指明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
王德培
Citation (APA): 王德培. (2021). 中国经济2021（中国经济安全岛权重上升，谁将率先问鼎复式时代？聚焦中国经济热点难点，指明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 [Kindle Android version]. Retrieved from Amazon.com
新冠疫情持续时间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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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说过一段警世名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最初的成果又消失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就是如此微妙，往往在“进二退一”中寻找彼此合理均衡的界面。
大疫情，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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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前全球变暖的趋势，南北两极地区的冰川将会在 100 年内全部融化，而这极有可能大面积复活封存在冻土层内的远古病毒。比如已在融化的冻土层中被发现的超大型西伯利亚阔口罐病毒，一旦其基因漂变 [1] ，很有可能在人类中暴发并引起高致死病症。未来或许将如比尔 · 盖茨所言，“威胁成千上万人生命安全的将是病毒而非核武器”，而新冠病毒不过是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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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无法一蹴而就。以消费习惯为例，其养成往往是多方因素长期培育的结果。比如美国每天浪费近 15 万吨食物的背后，就有高度发达的食品工业（食物便宜）和食品安全体系（蔬果有保质期）做支撑，而一旦习以为常，则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大疫情，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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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 300 年的高速发展早已从正面走向反面，埋下了产能过剩、金融过度、市场过快、地球过热四大“地雷”。恰恰是这次大疫情直接将这四个“过度”集中引爆，进而带来了三个“去”：一是去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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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去市场化，将由经典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大幅度地往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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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去物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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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态足迹网络》报告亦显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是在寅吃卯粮，且透支程度还在进一步加深。若以地球目前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需要 1.75 个地球生产的自然资源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如果地球人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则需要 5 个地球的资源进行支撑。
全球产业链面临“断链”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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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全球蔓延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陷入瘫痪，究其原因，在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下，产业链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它的脆弱性。
“数字铁幕”与互联网时代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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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能连接多少资源、调动多少资源。商业的本质是交易，连接是交易的基础设施，使得在错综复杂连接的土壤上结出“商业结构”的果子。
“脱钩”中国就是“脱钩”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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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百年一遇之大危机以来的超额货币、过剩产能，其蒸发的历史性即将开启。疫情暴发前后，市场与政府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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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发的天量货币愈发吹大了金融泡沫，譬如中国此前超额增发货币一直未被蒸发，只是通过沉淀到股市、楼市的方式掩盖和累积，如今为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又开启一轮“大放水”，两方面叠加，迫切需要一个回调时机来刺破泡沫。本次疫情恰好就开启了这样一个机会窗口，将全面大幅蒸发来自市场与政府两方面超发的天量货币，以及堆积的过剩产能。
重塑贸易规则：从“三零”到“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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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学者指出，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将成为未来世界贸易的主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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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发展中，跨国企业成为全球化的利益既得者，所谓跨国就是跨过国家把好处带走，把问题留下。经济方面，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段钻空子，挣大钱付小费。简而言之就是，在最能挣钱的地方挣钱，在纳税最少的国家纳税，将在一国应尽的社会义务变成跨国公司内部分公司间的合法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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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无边界资本：财富管理经理与百分之一富人》一书作者布鲁克 · 哈灵顿所说，“如果富人成功避税，那么穷人就要被迫承担更沉重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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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方面看，一是建立全球联网涉税系统，进行税收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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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设立国际产业平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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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看，三是征收财产税。
中国外贸大转型：由实转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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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结构上看，当前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工业品，占比高达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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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来看，“中国服务”不敌“中国制造”，当实物贸易被人员流通、供应链断裂、物流梗阻等外部因素所束缚，一个“退单潮”就将推倒整个外贸行业的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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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收入水平的大幅增长，消费必然向着更高层次的马斯洛消费层级靠拢。而且，物质消费的有限性天然地决定了其自身的天花板效应，现实已经表明，西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典路径已经行至穷途末路，不论是从现实的资源约束，还是从消费需求的演化规律来看，消费必将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华丽转身”，即物质消费趋于无穷小，精神消费趋于无穷大。而需求决定供给，消费决定贸易，当消费实现由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转折，供给端也将实现相应的结构升级，外贸结构自然也将进一步侧重于满足各种精神消费的服务业和虚拟经济。
粮食危机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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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上，有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增长的，以指数趋势不断增长的人口早晚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最终会出现饥荒、瘟疫、战争等，使人口减少。
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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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通过兴修水利和人工育种，提高农业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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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普及化学辅料，改进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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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粮食就与石油、美元并列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的关键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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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扩大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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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荷兰专业化生产、多品种经营，通过应用高度机械化、精准环境控制、超前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令农业实现了全封闭生产，完全摆脱自然条件束缚，全年均衡生产。这种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让荷兰的生产效率比欧洲平均水平高 5 倍，每公顷蔬菜产出为 54.4 吨，是我国的近 2.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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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打通、整合农业产业链纵向、横向环节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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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打品牌化战略。
遥望生物经济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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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学》杂志 2018 年的报道，肉、奶制品为人类提供了 18% 的卡路里与 37% 的蛋白质，却占用了人类 83% 的农田，排放了 60% 的农业温室气体，导致土地与水源过度使用、水体酸化和富营养化。尤其是一头牛平均每年因打嗝、放屁排放 4 吨甲烷，远超同期一辆车每年的排放量（仅约 2.7 吨二氧化碳），爱尔兰、丹麦、新西兰等养殖大国甚至因此征收放屁税，其中，爱尔兰向每头牛征收 18 美元，而丹麦的提案中这一税额高达 11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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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初创企业 Perfect Day 出品的人造奶就预计将减少牛奶生产过程中 98% 的用水量， 91% 的土地需求， 84% 的温室气体排放，并节约 65% 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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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只要一个新经济时代来临，人类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必将发生深刻变革，生物经济时代的来临也同样如此。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前三次经济浪潮侧重于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农业经济解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工业经济以机械和电气替代人类的体力，信息经济正在替代人类的部分脑力，那么，生物经济则侧重于对生命自身的认识和改变，涵盖生物质相关的众多领域，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也将远远超过前三次经济浪潮。
世界经济“缺魂少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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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新能源汽车技术来说，充电电池蓄电量差，续保续航里程很难达到宣传的数值，类似缺陷不断引发消费者大面积投诉。换言之，以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还远未发展到足够成熟的阶段，还不足以推动世界经济出现大变革、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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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去 WTO 逆流涌动。且不说 WTO 自身出现仲裁程序冗长、争端处理机制几乎瘫痪等问题，仅是美国四处挑起贸易争端，就惹得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全球多边体系， WTO 正逐步被边缘化。全球治理的经济基调从贸易自由主义的退潮开始，就彻底变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走到最高阶段，即玩金融。当手段变成目的，美国膨胀的债务危机和持续的产业空心化风险，以及金融危机被新冠疫
中国经济安全岛权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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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稳定是投资环境的最重要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对资本就越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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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拥有高性价比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15 ～ 64 岁）规模从 1978 年的 5.537 亿升至 2019 年的 8.964 亿人，其中受高等教育群体的规模已经超过 1 亿人。第六，当下正处于产能过剩且物质相对充裕的历史阶段，恰恰能利用疫情加速去产能，为疫后高质量发展创造前提。从商品过剩到商店过剩，从生产过剩到办公过剩，从产能过剩到分配过剩，从资本过剩到模式过剩，当下正面临方方面面、前所未有的大过剩。大过剩必然需要大出清来平抑，而疫情恰恰加速出清——不同程度地“限工停产”本身对行业来说就是一种产能出清。此外，残酷的企业死亡潮也构成了出清的另一种表达式。
双循环背景下的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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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国经济“双循环”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其是“内循环为主”，绝非多数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在疫情冲击和全球秩序变化下，整个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国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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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看，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内在实力。因此，与其纠结于外部的不确定性，还不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因为从美、德、英等发达国家的路径看，它们无不经历过内循环占比 GDP80% 以上、外循环占 GDP20% 以内的重要跃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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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中国自己也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针对国内突出的结构问题，需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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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工信部对全国 30 多家大型企业 130 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 32% 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 52% 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 95% 的高端专用芯片、 70% 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 95% 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而此次疫情加速了产业链断裂与断层，中美“脱钩”等加剧产业链“迁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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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看内循环，显然既不是“闭关锁国”之类的误读，也非启动内需如此小格局，更不是在自力更生中内卷耗散，而是在疫情常态化下对冲外部不稳定，对经济侧重进行的战略性调整。从“出口 + 投资”转向“内需 + 创新”，即曾经以外为主，改革开放驱动，现在以内为主，改革创新驱动。所谓的内循环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将从供给侧到需求侧齐头并进，以结构优化和内生成长为核心，从而“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为了更进一步主动的、更高水平的、更具韧性的开放。
双循环背景下的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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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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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亦可以直接以海外生态为“根据地”，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新基建概念多，老基建空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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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新基建不似老基建，并不是在政策刺激和投资到位的情况下就能快速上马的，而是一个累积的技术研发和进步过程，而且 5G 技术、 AI 等新基建领域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抛开 AI 从认识脑到模拟脑尚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不谈，即便是在新基建中最有发言权且技术相对成熟的 5G ，在实际运用中仍有很多问题未解决。谁也无法保证太阳黑子活动不会再度引发电磁暴，并对地球上的现代科技，诸如供电网络、通信系统和人造卫星等造成干扰，尤其对以短波通信为主的 5G 产业影响更甚。可放眼当下，家居、商店、医院、火车站等到处都在实现电子化，一旦发生太阳黑子电磁暴，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暴露出新基建所仰仗的新技术基础并不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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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都没抓住问题的关键。新基建虽然可以确保数据好看，但短期内救不了中小企业的急，“稳经济”“稳就业”更无从谈起。可疫情过后最重要的恰恰不是保增长，而是先让中小企业及低收入人群活下去、稳就业。毕竟据工信部披露的数据： 2018 年年底，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超过 3000 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 7000 万户，它们仅占用中国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 40.7% ，却贡献了全国 43% 的外贸（上升为最大进出口主体）、 50% 以上的税收、 60% 以上的 GDP 、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 80% 以上的劳动力就业。况且，新基建虽然“高大上”，很大程度上也要传统基建搭载。只不过老基建也将迭代升级，以匹配新基建项目。比如，北京至雄安高速公路是按照满足自动驾驶车辆行驶的智慧高速公路标准新建的，杭绍甬高速公路也是照此标准改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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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并不简单地新在产业形态，更得有一套新机制、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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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宜“因长江水清而偏用，因黄河水浊而偏废”。同样，老基建短期来看有空间，就应继续推进；新基建有长远意义，理应提早做战略布局。
复式危机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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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虽然由疫情点燃，但根源却在于全球长期货币超发下累积的产能过度、金融过度，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过度，本质上是对市场经济过度、政府超发货币、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偏离的集中清算。
中国复式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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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是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复杂度非别国可比。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界面不清。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并凭借土地和房地产的迅速资产化和金融化撑起了经济迅速崛起，以致中国的金融天生带有市场与政府的双重烙印，甚至在二者的拉扯博弈中愈发复杂，它一面享受着制度与政策红利，另一面还要承受市场化不足的成本。另一方面，传统金融与新金融混搭。传统金融在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尚未发育完全，就拿退出机制来说，不仅股市“只进不出”，金融行业本身也很难自主完成问题机构市场化的优胜劣汰，以致始终难以形成市场硬约束与资源有效配置。而随着金融创新、金融科技野蛮生长的投机套利、圈钱骗局又甚嚣尘上，可谓旧伤未愈、新伤又起。种种因素综合之下，中国金融业在迅速膨胀中混乱、失序愈演愈烈，难以挣脱“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治乱循环魔咒。
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
标注 (黄色) - 位置 1281
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差异，并不仅限于前者侧重需求侧、后者侧重供给侧，两者的核心差异导致了其本质性的不同。一方面，消费互联网是成本为王，产业互联网则是效率为王。
标注 (黄色) - 位置 1287
另一方面，消费互联网是规模经济，产业互联网则是价值经济。
来自产业互联网的挑战
标注 (黄色) - 位置 1310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推出《拜杜法案》，特别规定，允许企业把政府拥有产权的专利转化为商品，赚了钱之后再和政府分成。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在 1978 年仅为 5% ，《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在短期内翻了 10 番。
标注 (黄色) - 位置 1346
由此构成了“消费互联网单向资讯（ C 端单向服务）—信息交互（ C 端互动）—在线交易（引入 B 端）—平台生态（丰富 B 端）”的全过程。梳理来看，互联网的星星之火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供给侧延伸，最终必然驱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产业互联网将在中国爆发
标注 (黄色) - 位置 1374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卡洛塔 · 佩雷斯在其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将人类工业革命的发展史用一句话概括为“一次科技革命，一代基础设施，一种‘技术—经济范式’”。他认为，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真正爆发，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先行条件。而中国目前正好达成了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两个独特优势。
“财政货币化”做反了
标注 (黄色) - 位置 1413
没有搞懂货币本质就贸然开启货币宽松大潮，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就像在地圆学说提出之前，人类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但不知所向，亦不知祸福。
财税改革根本在内部结构
标注 (黄色) - 位置 1451
贝壳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 年前三季度，全国 351 城整体住宅用地累计成交金额突破 4 万亿元，成交金额累计同比增长 10% ，杭州、上海、北京成交金额分列前三名。可见，即便是上海、北京这些初步摆脱了土地财政的中心城市，也需要靠卖地来缓解财政压力，遑论其他没有摆脱土地财政的诸多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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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相对上的不平衡，我国财税体制还存在更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第一，税基狭窄，引发不公正。征税范围较窄，不仅导致税源流失，还凸显征税的不公正。如大量税负集中在制造业企业身上，制造业税收占总税收比重长期高于其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但制造业目前已陷入价值低洼困境，平均利润率仅为 2.59% 。又如对不同性质的企业采取不同政策。在同等环境下，国企更具资源、资金等优势，政策性银行向相关企业提供的政策性贷款，主要受益者是国有企业，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国企“一亏就补”，中小民企却被杜绝在外。此外，税基基座越窄，越容易转嫁，且“税收大厦”的抗风险能力也会被相应削弱。第二，税收结构不合理。目前，流转税在中国税收总量上保持超半数的绝对地位，而财产税占比不过三成左右。与此相反的是，世界发达国家大都以财产税为主，比例一般超过 60% 。其中，美国财产税更是占到八成以上。实际上，由于流转税的存在，市场价格因包含税收而“不纯粹”，税负被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大部分税收针对企业征收，企业“税感”强烈。第三，税制复杂，带来较高征收成本。如“营改增”全面推行之后，实行多档税率使增值税的统一性和抵扣链条的连续性遭到破坏，导致“同业不同策”，引发寻租行为，增加了征管成本与难度。又如，对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征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目前，中国税收征管成本约占总税收的 8% ，是美国的 4 倍。在征税过程中，均衡征收成本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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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税制从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财产税为主。如今，普通人仅靠劳动已经不能致富，而资本边际效应递增，正在以空前的速度积累财富。尤其是当前全球大通胀下，富人的财富更是水涨船高。然而，我国劳动所得的个税税率最高达 45% ，资本所得税率却仅为 20% ，且尚未对诸如炒股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财产赠与税等财产性收入开征，财产税征收空间较大。且开征财产税承担着“均贫富”的作用，以涉及面较广的房地产税为例， 2016 年 5 月，中国全面推行“营改增”后，地方税的主体税种消失了，需要新的主体税种取而代之，房地产税成为焦点。对普通房产不征税、对大部分房产征收轻税、对少量奢侈性房产征收重税的方式，能够调节和促进社会公平。
弱国减“单位”，强国发货币
标注 (黄色) - 位置 1592
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诸多国家深陷“印钞—货币走弱—通胀风险—实际利率降低—资产抛售—货币进一步贬值”的恶性循环，不论币值如何改变，始终是治标不治本。
标注 (黄色) - 位置 1617
1969 年提出“直升机撒钱”的经济学家米尔顿 · 弗里德曼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在 50 年后的今天，这个主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达经济体使用。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世界主要央行纷纷降低利率并增加了债券购买，截至 2020 年 10 月，主要国家采取了总计 12 万亿美元的财政措施，旨在缓解疫情的冲击。当经济下行时，央行开启宽松闸门；当经济过热时，央行开始紧缩。即便发生大危机，央行也会实施“无底线”救市，将危机拖延、分散与转嫁。如此反复操作，世界似乎尽在央行之手。由此可见，弱国减“单位”，强国发货币，无论是伊朗的货币清零还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币，抑或是美国“战时级别”的救市计划，殊途同归，但凡货币超发，都要通过蒸发、转移或直接消灭货币来减轻自身债务。
开放无限式金融调控有无底线
标注 (黄色) - 位置 1652
毕竟，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解决过剩的关键是减少无效供给，创造新需求。因此，不管如何刺激，没有结构性调整形成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最终还是会回到危机原点，面临清算。
标注 (蓝色) - 位置 1657
达摩克利斯之剑
标注 (黄色) - 位置 1657
因为货币超发带来的繁荣不是真实的繁荣，而是财富转移者的繁荣，不然，津巴布韦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曾经的津巴布韦政府靠随意印钞来维持运转，一度导致超级通胀，钱不如厕纸，严重时一个月内贬值百倍，最终致使其彻底废除流通了不到 10 年的本国货币。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物价疯涨，全社会资金发生集中式大挪移，大量的钱通过人们的购买行为，转移到少数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的企业手中，普通人民的财富被洗劫一空。而过去 10 余年，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持续货币量化宽松下，尽管未引发国内通胀，但这是因为大量的流动性并没有大规模进入实体经济，而多用来购买股票证券和金融衍生品等虚拟产品，如美股上涨速度和美联储量化宽松的速度基本节奏一致，美股连续 11 年牛市即为佐证。但这不过是通过资产价格隐匿通胀数据，无法改变的是贫富分化加剧等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 2005 ～ 2013 年的 9 年间，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最穷的人财富丢掉了 57% ，次贫的人财富减少了 28% ；相反，最富的人财富猛增了 64% ，次富的人财富也增加了 19% 。第三，国家信用约束。美联储之所以这么任性，可以无限量“放水”，背后仰仗的就是美元信用，美元信用源自美国国家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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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吃卯粮”只能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却不能真正解决危机，而是将危机一次次延后甚至换一种表现形式，“如果印钱就能解决金融危机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不存在金融危机”。
央行数字货币，是挣扎还是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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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是适应未来数字化迁徙下越来越先进的经济形态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时代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皆呈现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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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克 · 布特林
标注 (黄色) - 位置 1727
太阳底下无新事，旧时的鹿皮币现在换成了加密货币，宗室王侯换成了亚文化群体，汉武帝换成了控制币圈的庄家。因此，公众对数字货币的最初印象停留在“极客和黑客使用的货币”，之后又成了“投机商炒作的货币”，尽管大型科技公司推出锚资产 [7] 的稳定币，也并未改变这种圈层感，数字货币始终无法走进主流。
标注 (黄色) - 位置 1761
从佛罗伦萨模式到安特卫普模式，货币从去中心化到中心化的主要逻辑，实质是追寻交易效率——分布式记账让相应的消耗成倍增加，因此要借由中心化的服务器集中处理、提升效率。数字经济时代，去中心化的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注定了货币体系的去中心化，但矛盾点在于，这也导致整合和提取交易信息的成本极高，急需一个类似当年安特卫普交易所的中心，将信息集中运作，提高交易效率。
股市深不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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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本质是谋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投机行为，金融原罪决定了资本必然走向爆仓。
疫情催化房价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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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当下房价行情由疫情启动，由货币买单。
房市重回高位横盘
标注 (黄色) - 位置 2129
对不同群体来说，贫富分化将会加大。疫情期间，在货币之水的冲击下，相较于与生活用品有关的商品通胀，与生产资料有关的商品通缩，以房地产为标志的资产价格却保持坚挺甚至上涨。有房者，自然会随着资产价格上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房产越多者，分得的财富越多；无房者，所有货币积累都随房价上升而缩水，购房终将与普通老百姓无关。
决定长租公寓的基本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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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年，美国每套住宅居住人数平均为 5.45 人，在纽约甚至平均为 18.52 人。中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达 2.36 亿（截至 2019 年年底），艾媒咨询调查显示，我国服务租赁市场租赁人口从 2017 年开始保持稳定增长，预计 2022 年将达到 2.4 亿人，整体住房租赁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然而，与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我国房屋租赁市场的供给却显得相对不足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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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平稳运行直接体现在房租没有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大涨或大跌。针对庞大的房屋租赁需求，美国着力发展多样化的房屋供给渠道，从而确保市场供给。具体来看，美国的房源供给渠道主要有三：一是私人与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的市场化租房，占比约为 81% ；二是保障性的联邦政府资助住房，占比约为 12% ；三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享受税收优惠的租赁住房，占比约为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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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是金融属性还是附加权益的存在，都决定了中国的租房市场难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若持续租房与买房呈现分裂、背离状态，则无疑会进一步堆高房地产泡沫；若完全由企业主导，则会重蹈住房金融化的覆辙。权责不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模糊，当下长租公寓行业的“拧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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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加坡建立的“廉租房—组屋—执行共管公寓”和“公寓—有地私宅”并行的阶梯化供应体系，实现了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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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层面，发挥市场之所长，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尤其是针对新群体和新社交需求，要在租住模式上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弹性，匹配不同圈层的生活方式，如长租结合社交、智慧公寓等。以日本为例，日本企业 Leopalace21 专注于单身小型公寓市场，为单身女租客提供公寓产品。这家公司和日本大型安保公司合作，以保障女性租客的安全，此外还配备了能够满足女性厨艺、化妆、陶艺、瑜伽等多样需求的设施，并对隐私、隔音、地板、墙壁、管道等各个细节做出了进一步改进，女性自然愿意买单。
长三角一体化版本升级
书签 - 位置 2362
标注 (黄色) - 位置 2386
有鉴于此，长三角一体化版本将不断迭代升级。最基础的 1.0 版本是实现交通一体化。在此进程上，交通一体化的加速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所带来的时空压缩将润物细无声地替代特大城市的要素集成和配置能力，新产业、新经济也将各大城市置于同一起跑线上。长三角一体化 2.0 版本，聚焦于生产要素统一配置。三省一市对生产要素，特别是对新经济领域极为重要的科创要素的态度，将转为“不求所有，但为所用”。长三角一体化 3.0 版本，以平台一体化为核心，以“一网通办”为手段，通过一体化人才互认机制，打通医疗、社保及交通出行账户，着力打造统一的服务平台。长三角一体化 4.0 版本，即实现土地、财政等宏观领域的一体化，通过组建产业、财政平准基金来落地财税分成，打造“复式灶头”的财政结构。
一体化示范区战略意图
标注 (黄色) - 位置 2431
长三角目前正面临这样的发展悖论，尤其是上海，经济增长明显乏力，增速从 2010 年的最高点 10.3% 降至 2018 年的 6.6% ， 2019 年上半年更是回落至 5.9% ，低于全国增速 0.4 个百分点。依托造船业、汽车行业等传统产业所建立的经济领头地位已经被动摇，与周边一些地区的 GDP 差距也逐步缩小。 GDP 垫后，这既不是龙头城市应有的成绩，也无法证明其在高质量发展上的先行一步。
书签 - 位置 2440
标注 (黄色) - 位置 2442
况且，一体化推进多年，“体制瓶颈”“条块分割”的状态下，同构现象始终是长三角难以摆脱的痼疾。例如， 23 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 13 个和 12 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真实写照。从改革开放初期各地争先恐后上马“五小”（指小煤矿、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电等）企业，到当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争夺，无不诠释了产业日益同质下城市间产业竞争加剧的状况。虽说区域内发展水平相近、资源禀赋相似，在缺乏统一协调下，很难实现错位发展，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始终存在。当各地都打着从一体化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小算盘，区域一体化与地方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结果便是看似一团和气，实则“貌合神离”，更难以发挥出类似于纽约城市群、东京城市群那样的引领和辐射功能。有鉴于此，建立示范区，推动长三角深度一体化，必然要打破上述局面，可以说，示范区是在“协调经济”大背景下的历史产物。
上海“由硬变软”
标注 (黄色) - 位置 2488
上海不仅要向高端制造拓展，而且还将依靠市场力量挖掘高端制造的潜力，并将踏着市场高端制造的热点——极端制造前进。虽然人类从骨子里抵制或害怕“极端”这个词，因为它有失偏颇，但“极端制造”确实吸引人，它不仅是一个工业术语，也可被视为一种专注精神。通俗地讲，极端制造是指极大型、极小型、极精密型等极端条件下的制造，主要用于制造极端尺寸或极高功能的器件。极小型制造有如芯片制造，极大型制造有如飞机模锻框架制造、万吨水压机加工模锻框架制造，极精密型制造有如发动机旋流槽、心脏搭桥及血管扩张器的制造。此类制造需要尖端科技支撑，正吻合上海科创的资源禀赋。
标注 (黄色) - 位置 2502
第一，靠“与顾客相处时间”生存的企业将明显增多。如果对初级产品收费，就是产品企业；如果对有形产品收费，就是商品企业；如果对自己的行动收费，那就是服务企业；如果对与顾客相处的时间收费，则是体验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用与顾客共处的时间做生意。
标注 (黄色) - 位置 2512
综上，平台经济、国际接口、体验经济、极端制造业代表着契合上海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向，将成为上海经济的新亮点。在有助于逆转上海自身经济滑坡的同时，也能够使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错位协同、融合发展，从而破解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同构竞争困局。
浙江产业调整
标注 (蓝色) - 位置 2518
七山一水二分田
标注 (黄色) - 位置 2546
然而，劣势反而倒逼了集聚效应明显。如在产业方面，浙江桐乡不出羊毛，却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浙江余姚不产塑料，却有全国最大的塑料市场；浙江海宁不产皮革，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浙江嘉善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市场。
标注 (黄色) - 位置 2561
制造业向精致制造升级。
标注 (黄色) - 位置 2563
第五，大力发展体验经济。作为人类继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第四大经济发展阶段，体验经济为城市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体现为旅游产业与现代农业的结合，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江苏“刚柔相济”
标注 (蓝色) - 位置 2607
《中国制造 2025 江苏行动纲要
标注 (蓝色) - 位置 2608
《 2018 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
标注 (黄色) - 位置 2625
一是成为先进制造业的主战场。制造业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如今传统制造业依靠人力发展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未来先进制造业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先导力量。
标注 (黄色) - 位置 2629
现阶段，以新材料、医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江苏先进制造业在规模、体量上不断壮大，未来更要从产业竞争力和创新性发挥引领作用，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尤其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部署，以创新驱动发展。
标注 (蓝色) - 位置 2638
云锦、苏扇
安徽成为“后起之秀”
标注 (蓝色) - 位置 2673
“3+1”（高速、高铁、航空 + 互联网）
标注 (黄色) - 位置 2729
因此，长三角一体化必将从聚焦于交通一体化的 1.0 版迭代为聚焦于生产要素统一配置的 2.0 版——长三角三省一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趋同，交通一体化的加速，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所带来的时空压缩，正在“润物细无声”地替代特大城市的要素集成和配置能力，新产业、新经济也将各大城市置于同一起跑线上。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上海有它的强项，江浙皖也各有自己的优势”。上海的研发能力、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均在全国领先，江浙皖在生物医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方面的竞争力也在全国首屈一指。三省一市产业布局正趋于模块化，协调发展。加速这一趋势，正是长三角一体化 2.0 版的应有之义。
标注 (黄色) - 位置 2749
因此，未来的长三角一体化也必将进一步迭代到 3.0 版——以平台一体化为核心，以“一网通办”为手段，通过一体化人才互认机制，打通医疗、社保及交通出行账户，着力打造统一的服务平台，同时推进实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有计划地逐步实现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目录的统一。要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遇”，以此破除长三角各地在人才资格认证、医保、社保、文化娱乐等领域实行“地方割据”的制度基础。
标注 (黄色) - 位置 2760
因此，未来的长三角一体化必将进一步迭代到 4.0 版，实现土地、财政等宏观领域的一体化。
城市刮起“对标风”
标注 (黄色) - 位置 2788
例如，纽约的开放式创新街区“硅巷”，为诸多城市提供了城市创新空间的建设样板；东京的 TOD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建设，则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有效范例；而伦敦成立夜间经济活动委员会来提振消费，亦成为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范本。
标注 (蓝色) - 位置 2809
“筑了巢也难引来凤”
扩功能还是造新城
标注 (黄色) - 位置 2910
城市化上半场（ 1.0 阶段）是从分散到集聚的过程。
标注 (黄色) - 位置 2917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的界定， CBD 是城市地理中心，更是城市经济和商业功能的核心，城市化上半场从要素分散到集聚，最终在城市核心区构成金融、商贸、商务高度集中，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完善，交通通信便捷，生产要素快速集聚扩散的物质空间。换言之，成就 CBD 是城市化上半场发展的必然，是城市经济 1.0 阶段成熟的显著标志。而城市化下半场（ 2.0 阶段）则迎来新特征，与上半场相反，是从集聚到再分散的历程。
标注 (蓝色) - 位置 2929
轨道交通总里程 2500 公里，是全国总里程第一的上海市的约 4 倍）
标注 (黄色) - 位置 2940
更进一步而言，中国城市化上半场“非典”式崛起和迅速发展背后的玄机在于，中国城市化是建设出来的，而不是按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自然发展出来的。
标注 (黄色) - 位置 2963
一是土地资源浪费问题。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2016 年全国新城新区总面积近 4 万平方公里，而人口不足 4000 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000 人，是国家建设用地人口密度标准的 1/10 ，大量土地资源被低效利用。其中以康巴什、曹妃甸等“空城”“鬼城”最为典型。二是“城市病”日趋严重。城市盲目扩大规模，必然拉长城市生活和生产半径，导致城市运营效率降低。大量人流每天在城郊之间奔波，饱受“钟摆式”流动之苦，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加重了对交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三是城市功能与现实需求脱节。“强政府、弱市场”的城市发展，往往因造城理念太超前难以有效落地推进，如孤悬在上海市中心 75 公里外的临港，既无法“以港兴城”，又因产业生态限制尚难作为独立辅城发展，落得白天新城、晚上空城之境遇。部分城市规划甚至异化为“政绩道具”，出现“一任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四是城市发展落差加剧。一些先发城市迅速拉开与其他城市的距离，从 2019 年 GDP 百强城市的数据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占到了 50% 以上，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强省，一省就有 10 多个城市入榜。甚至随着城市空间规模扩大，内部也出现发展不均衡现象。这从舆论对成都“南部繁华似上海，北边却似小县城”的调侃中，便可窥一斑。
智慧城市：技术虚拟狂欢？
书签 - 位置 3141
标注 (黄色) - 位置 3142
根据联合国预测， 1950 ～ 2050 年的 100 年内，全球城市化率将翻番， 2050 年将有 68.4%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而用先进的技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众望所归的最佳解决方案。例如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除了借助智能化交通系统来帮助市民大幅缩短通勤时间，政府还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通过路灯上的传感器实时搜集路况与车流量信息，智能化调整交通信号，以减少骑乘人士被红灯拦下的次数，引导市民选择自行车出行，带领城市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标注 (蓝色) - 位置 3151
其次，错把手段当目的，陷入唯技术论的窠臼。
标注 (黄色) - 位置 3156
在中国，部分职能系统是垂直延伸的，比如公安系统有自己的数据系统，卫生、税务和法院等部门也各自有系统，纵向信息或许能实现共享，但横向数据流通却有阻碍，这就造成了“条状孤岛”；而先地方再中央的模式，则造成了“块状孤岛”。如此一来，以技术提质提效、改善民生，成为一句空谈，智慧城市似乎也沦为一场技术理想主义的狂欢。
标注 (黄色) - 位置 3184
回顾历史，城市的发展从来都是磕磕碰碰、饱受非议的。巴黎大改造前，法国的知识分子近乎诅咒般地抱怨这座城市的脏、乱、差，惨无人道的生活空间和不可理喻的贫富差距。大改造后，奥斯曼的计划实际上解决了不少当年巴黎存在的问题，并让大改造成为拿破仑三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正面政治遗产。但是大改造本身又创造了许多新的问题，抱怨依然存在，对其诅咒的程度并没有减退。城市的发展历程大抵都是这样，充满着问题，解决一部分问题后又引发新的问题，智慧城市亦是如此。城市始终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不是一次性交钥匙工程，基础设施体系的改造相对容易，但社会系统运行的惯性、人性和习惯的改变，起码要靠代际的周期才能切换过来。同时，发展的实际意义也始终在人——只有人们产生向往美好的动力，城市才能真正地进步和发展。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标注 (蓝色) - 位置 3224
然而，正如管理大师彼得 · 德鲁克所言：“在动荡的时代，动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延续过去的逻辑。
标注 (黄色) - 位置 3234
也许用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所提的“水坝式经营”来概括最合适不过了。具体来说，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把永续经营和“活命哲学”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储备充足的现金流。日本企业经常面临地震、海啸、台风、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等危机，有很高的风险管理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日本企业喜欢以存钱的方式守住经营的安全底线。稻和盛夫曾说，“即使京瓷 7 年不赚 1 分钱，企业也照样可以活下去”，因为京瓷有 7000 亿日元左右的现金储备。徐静波先生在喜马拉雅的《静说日本》里讲，日本企业内部留存现金几乎和日本每年的 GDP 一样多。
标注 (黄色) - 位置 3245
第三，不可替代的底气。控制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可替代性，在美国打压华为最厉害的时候，《日本经济新闻》请了一家专业公司对华为的最新手机进行解剖，结果发现，在华为手机 1361 个零部件中，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只有 15 种，占比 0.9% ；中国制造的零部件 80 种，占比 4.9% ，而日本制造的零部件数量达 869 种，占比为 53.2% 。“中美神仙打架”，日本反而凭借高端制造优势成了最大赢家。
产业与企业深度羁绊
标注 (蓝色) - 位置 3287
哈佛商学院大学教授迈克尔 · 波特提出五力模型对行业基本竞争态势（供应商和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潜在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行业内公司间的竞争）做收敛。
把握“迭代”时代
标注 (蓝色) - 位置 3326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标注 (蓝色) - 位置 3350
换言之，科技迭代已经不再是单一学科，如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研究的分离，而是寻找彼此间的联系、勾兑与融合。
标注 (黄色) - 位置 3353
除了企业内部的科技创新“由分离走向融合式”迭代，由于科技走到今天面临越来越高的创新门槛，早已超越了单个企业所能企及的范围，同样将倒逼产业链参与者走出自身的局限，真正通过生态系统进行合作式创新迭代。例如， ADI 既宣布与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中移物联网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又与诺基亚贝尔为共同拓展物联网市场签署谅解备忘录，还与百度在自动驾驶感知与导航领域达成合作携手推进“阿波罗计划”，以及与业界应用厂商建立各种联合实验室进行技术应用创新生态合作。总而言之，恰如查尔斯 · 罗伯特 · 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所言：“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物种生存，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物种生存，而是那些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生存。”对企业家和企业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把握“迭代”时代，或许才是长命之道！
企业“弹性与变形”机制
标注 (蓝色) - 位置 3370
。美国财政部前部长鲁宾说过一句话：“关于市场，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句话成为“名言”。
爆炸式增长的基本条件
标注 (黄色) - 位置 3414
按照经济学家约瑟夫 · 熊彼特的说法，这些英雄让经济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重组了产业，并寻找到了做旧事情的新方法。他
标注 (黄色) - 位置 3460
由此也可看出，当下，企业管理俨然已进入“倒三七”阶段，即传统管理 70% 重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内部版本升级， 30% 在对外开疆拓土；而当世界经济一体化，尤其是经济文明、经济形态大切换之际，行业无边界、供应链无尺度成为常态，企业就将把 70% 的精力投向外部， 30% 留在内部。
疫情倒逼零售改革
标注 (黄色) - 位置 3533
看透趋势，才能创造模式。鉴于上述趋势，再加上消费直到 2016 年才真正成为中国的“三驾马车”之首，中国商业零售还处在粗放经营的初级阶段；有这么一句话形容中国零售行业与日本的差距：“中国的零售是最好做的，在国内赚不到钱，在日本这种饱和市场更是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中国商业零售既可大有作为，也需自我进化。
新消费的幕后推手
标注 (黄色) - 位置 3604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托夫勒就预言“服务业最终会超过制造业，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服务经济的下一步是走向体验经济。
标注 (蓝色) - 位置 3650
《 2019 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
小品牌、大消费之困
标注 (蓝色) - 位置 3739
沉疴旧疾
下沉市场，无限潜能
标注 (黄色) - 位置 3917
未来，下沉市场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潜能，尤其是当下中国进入内循环阶段，开发国内潜在市场势在必行。虽然下沉市场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并不意味着进入下沉市场发展适合所有企业和品牌。究竟是应该遵循“二八定律”追求头部效应，还是应用长尾效应在下沉市场迅速铺开，抢占更多用户市场，还是要依据企业自身的定位和未来发展诉求来看，而不是盲目追风。
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
标注 (蓝色) - 位置 3929
《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标注 (蓝色) - 位置 3970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标注 (蓝色) - 位置 3973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只有我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我们才会去学习弹琴、写诗词，或者装饰房间。”
文化艺术陷入“冰火两重天”
标注 (黄色) - 位置 4016
其中最为诟病的，当属已成为成都人笑谈的“龙潭水乡古镇”，这个曾经冠以“成都清明上河图”“成都周庄”头衔的“古镇”，号称投资 20 亿元，是集酒店、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复合业态，试营业 3 天就吸引超 13 万游客，却在运营 4 年后成为一座空镇。
标注 (黄色) - 位置 4019
文化艺术在商业化过程中，容易因一味迎合大众口味而失去自我。以歌曲为例，近年来，古风音乐甚是流行，表面上看，这些歌曲朗朗上口，实际上作品良莠不齐。如某高校文学院副教授曾批评古风歌曲《盗将行》，“歌词为了做到古风古韵，进行了大量典故与古人作品的堆砌，但典故里的内容与歌曲想要表达的内容完全不搭”。
短视频，“长文化”
标注 (蓝色) - 位置 4140
卷帙浩繁
新时代教育的五大趋势
标注 (黄色) - 位置 4181
然而，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缺乏参与，作为学习者的个体又因对职业教育的误解而不愿被分流，各类高职院校沉迷“升本”而想“去职业化”，多而不精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痛点。
标注 (黄色) - 位置 4194
正如美国作家柯林斯与哈尔弗森在《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书中写道：“在终身学习时期，乐于提高自己学习水平的人会开始从国家手中收回教育责任。”
标注 (黄色) - 位置 4208
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作品《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
标注 (黄色) - 位置 4220
。彼时，基于产业互联网的混合学习必然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基本模式，这之中，上海作为中国产业互联网的排头兵，也是教育需求的集聚地，教育产业互联网将大概率在上海率先突破。
从“教育投资”到“学习体验”
标注 (黄色) - 位置 4244
未来学家丹尼尔 · 平克认为，未来的人有 6 种技能很重要：设计感、讲故事的能力、整合事物的能力、共情能力、玩的能力、找到人生意义感。
标注 (黄色) - 位置 4252
积极心理学奠基人米哈里 · 契克森米哈赖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完全沉浸于某种活动的体验中时，便会感受到莫大的喜悦。比如艺术家、运动员、棋手和外科医生等，莫不如是，他们的幸福感无关职业、财富等外在因素，而在于内心的富足。可见，当教育的功利性外壳被剥离，其体验的内核将熠熠生辉。
最困惑的群体——留学生
标注 (黄色) - 位置 4315
第一，从学历到经历再到能力。一直以来，“唯学历论”大行其道，不管是用人单位招聘，还是教师职称选评等，学历都是关键因素。然而，学历仅仅代表过去的知识学习状况，如今，时代飞速进化，陈旧的知识已经无法跟上时代迭代的脚步，“唯学历论”越来越站不住脚。而且，仅有知识储备，没有将知识运用于实践、积累经验形成自我的经历，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但是，经历虽然能帮助“解决问题”，而能力却可以做到“解决好问题”，尤其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拥有了创新、创造、集成、沟通、协调等能力，才能真正将过往学历、经历等转化体现。第二，从智商到情商再到逆商。智商代表着智力的高低，智商高往往意味着头脑聪明。然而一旦进入社会，面对的不再是熟知和擅长的规律性的知识及固定的公式，而是要面对以人为核心的复杂局面，此时需要的是与自我、他人和社会交流互动的能力，是心智上的较量，也是知识、见识与智慧的考验。且当下正处百年一遇之大变局，波动和不确定性越发普遍，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不再只是看他登顶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此时，抗压抗挫折能力，即逆商，起着重要作用。如褚时健，每次都能从困境中重生，他在玉溪卷烟厂鼎盛时期锒铛入狱，却能在 75 岁出狱后东山再起。越挫越勇就是对逆商最好的注解和褒扬。而如何看待社会与时代变化，处理好社会、家庭、工作及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考验的更是人的综合素质。由此，纠结于留学还是不留学，恐已失去意义，关键还是要回归到能力的培养与逆商的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