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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的大城市，特别是南方内陆的大城市，基本是靠行政资源优势+巨量转移支付堆砌起来然后大搞基建，刺激商业，进而拓展各类服务业发展起来的城市。
行政资源优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作为省会，我肯定有与省会配套的强大的科教文卫机构，比如大家都说的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最好的文化场馆。这个机构设置是不分东西南北的，只和行政级别有关系。
这个优势，小城市是没有的，即使是江浙最发达的县级市也一样。当然，这个机构是否强大，也和整个省经济实力以及省会凝聚力有关系。省内经济实力强而省会凝聚力弱，那也是不行的，就像山东济南这种。这块来说，成都，武汉，长沙基本是超级省会，凝聚力很强。
有了行政资源优势，最多只能凝聚一下省内的资金人力，但以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实力，也还是远远不能与沿海省份相比。所以外挂就来了，就是这十年来巨量的，中央给内陆省份的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才是改变这些省会城市面貌的利器。首先，钱是层层下拨的，所以省会一定占到最大便宜。这块资金用来干什么呢？两点，一是给财政供养人员也就是地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发工资，二就是大规模开启拆迁卖地+基建投资的模式推动城市化。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三大经济实力不错的群体，与基建相关的行业内的小老板，拿着拆迁款的近郊农民，待遇优渥的体制内职工。有经济实力就有消费能力，接下来，红红火火的商业就伴随着日新月异的城建一起启动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特别是成都，可以聚集起大量的高端消费场所与奢侈品品牌专卖店，街面上更是潮人涌动，一派光鲜。而在商业的繁荣里，又产生了一批从事这些商业的小老板，作为第四类经济实力不错的群体。
借助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城市商业，基建业提供的诸多基层工种机会，省内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又进一步聚集省会，更加助推资源的集聚与消费的旺盛。人口就是红利。省会所有高端的，好的东西，说穿了需要一个庞大的人口金字塔作为基础，既要尖端，也要体量。
比如说，没有全省的病人作为案例库，没有省内最优秀的医生，怎么会有最好的医院？没有全省最优秀的学子，没有省内最优秀的教师，怎么会有最好的学校？没有省会最庞大的消费人口，没有省内最富的有钱人，怎么会有最好的商场？
依靠着原有的行政资源优势，加上转移支付带来的城建的繁荣，商业的发达，资金的充裕，人力的汇聚，个别城市的中心城区如成都还会跳过制造业的阶段，直接产生一些高端服务业，比如设计，计算机，文化传媒，直接吸收大量省内乃至省外学历人才，创造大量税收。
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典型的内陆省会繁荣模式，是非常自上而下的。也因此，省会与非省会，中心城区与周边郊区，城市与乡村的面貌，差别异常之大。越往周边，越往下，行政资源越少，基础建设越差，商业氛围越萧条。
这是内陆省会模式和江浙县城模式最大的不同。
江浙县城行政级别有限，行政资源上，当然和中西部广大县城一个样。有限的中小学，有限的医院，有限的文化场馆，几乎不存在的高校。江浙县城也拿不到什么转移支付，毕竟全省都没有转移支付可拿。
所以，江浙县城的繁荣，绝不是什么自下而上的模式，而是恰恰相反，靠的是基层村镇自生的，民营经济的繁荣，是自下而上的。
靠着本地小老板与内陆而来的庞大的年轻劳动力，这里形成较为完备的民营工业体系，随后才有了地方政府的充裕财政收入，以后的模式，和内陆省会其实就较为相似了，也拆迁卖地，也大搞基建，也开始有差不多的那几类有经济实力的消费群体，开始推动民间商业的繁荣。
也正因为基础在于基层，所以，在江浙县城一级，就可以有足够资金人力的汇聚，有远远超过内陆县城的繁荣的商业，这是和内陆完全不同的。当然，由于行政级别，人口体量的限制，江浙县城依然无法达到特别是目前较为发达的内陆省会那种程度。
这就是为什么内陆省会与江浙县城，城镇收入差别并没那么大，但农村收入却差异巨大；中心城区，内陆省会与江浙省会差别也不大，但普通地县镇却面貌截然不同，至于到了农村，那更是天壤之别。一个产业遍地，基建完善，干净整洁，一个……就不说了。
写了这么多，是想写写在我眼里，这两地的差别，以及构成这些差别的真实原因。作为江浙人士，我当然肯定内陆许多大城市的繁华，发达，确实在很多方面必然远远超越江浙县城；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繁华发达却也有其局限，有其缺陷。
而作为江浙县城本身，有没有能力趋近于那些内陆省会的那些优势呢？在我看来，目前确实面对巨大挑战，而最大的一点就是产业升级，也就是从传统制造业往高端制造，服务业转型，如此一来，才可以创造更多的商业基层工种机会和服务业知识工种机会，才可以在下一轮的学历人才抢人和务工人员抢人中，相对内陆省会获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