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不久前病逝，居然在国内没有任何动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至少知识界应该记得他。两年前纪念改革开 放评选各种“二十大”的时候，最有影响的20本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赫然在榜。我们不是特别健忘吧。
在文学版上谈一个已故历史学家，好像有点不相干。我是想说说对黄仁宇文字的印象。古人讲：言而无文，其行不远。一个写作的人，不论他是写小说，还是写历史，如果文字没有风格，都是一大悲哀。成功的例子是司马迁，而不太成功的例子是班固。陈寅恪如何，似乎不大好说，他的《柳如是别传》无疑是风格之作，但每写完一段照例要引用诗词一首，这种写作方式，至少令很多人不能卒读1。但陈寅恪名气太大了，大到没人敢说《别传》让人读不下去，就像没人敢说皇帝身上没穿衣服。还是让我来童言无忌吧。
让我们来看看《万历十五年》的开篇第一段：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难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总体风格平实、雅驯，偶尔不乏机智，如“属猪”。属于那种底气十足，但故意只使出六分力的文字。有一点境界。有点像金庸。很少使用“的地得”。我一直觉得“的地得”是垃圾，是懒人的法宝，多少人使用“的地得”时几乎处于睡眠状态，把个句子写得跟绕口令似的。因此，我一看见少用“的地得”的人就觉着亲，遗憾的是这种人并不能经常碰见。黄仁宇是一个。
经常有人在讨论文字的风格。一种误解是，有风格的文字，必是口语化的或方言化的。王朔是京片子，但至少他的新作《无知者无畏》，彻底毁在京片子上了，看起来过嘴瘾比思想更让他陶醉。徐江就此写了篇短评《人要想犯傻，挡也挡不住》。王朔评价老舍还算中肯，但说他的徒子徒孙邯郸学步，已经到了让人呕吐的程度。京派和海派一直互不服气，但海派落在下风，原因竟是他们的普通话写作比京派更地道。再如鲁迅，使用一种不成熟的白话文来写作，却往往有突兀之美。
有人呼吁用“标准的普通话”写作。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现实是，你到底是想写小学生作文，还是想给领导写发言稿？念稿子，使太多的领导看上去毫无魅力。谁敢说自己是“标准普通话”写作的大师？我倒知道，写小说的要故意让句子不通，看上去才够味儿。不是没一个聪明人，实在是现在的标准普通话缺乏魅力，不堪大任。
黄仁宇，更典型的是金庸，都是普通话写作，但他们都有意识地向古典白话吸取营养。看看黄仁宇的句式，“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而不是“是中国的明朝万历十五年，以干支纪年 则是丁亥年”。以标准普通话论，我杜撰的后一句无疑更常见，但也 更没有味道。起首动词，黄仁宇以一个“在”字、一个“论”字，顿时让两个分句灵动起来。这是古典的精髓，救了现代汉语一条狗命。
纯技术讨论就此打住。更重要的是思考方法。平庸的思考方法，永远只会生产平庸的文字；太多的平庸文字，是因为太多的人只会平庸地思考。
有人评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使我们可以把历史当做标本来观察，而不是像传统的编年史或断代史那样一锅糊涂粥，也不像现在更偷懒的专题研究，拿一个土丘就说是一座山。
他说，就像横着切开一个苹果。
发明横切苹果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拿这种苹果彼此相认。横切苹果，果核会呈现一个五角星形，又美丽又诡异。毕达哥拉斯学派陶醉于这个五角星，把它视为打破常规进行思考的象征。毕派经常处于地下状态，所以需要接头暗号。要是他们大摇大摆地聚会，可能会被乱棍打死。习惯了平庸思考的人们岂能容得？
黄仁宇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观察角度，也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觉。这就像，你吃的是鱼翅宴，主食就不可能给你上一盘窝头。这不是高级或者低级的意思，而是指匹配，好马配好鞍，好的文字自然会追随好的思考方法。这是一个经验，很难从理论上讲清楚。即使黄仁宇本人，他还写过很多书，但再也达不到这种文字水平。那些书水准参差，文字也掉下来了。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所谓“天成”，就是指不同寻常的思考方法；没有这个，文字永远只不过是一串锁链穿起来的奴隶。
李方
中国青年报2000年2月21日
卒读，读音zú dú，指结束，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