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社会有两种宗教精神，“日神”与“酒神”两种对立的精神。
“日神精神”源自阿波罗（Apollo）崇拜。
“酒神精神”源自狄俄尼索斯（Dionysus）崇拜。
大体说来，阿波罗(Apollo) 和狄俄尼索斯(Dionysus) 的宗教崇拜都是父系社会后期、氏族制度解体、文明时代诞生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相比较而言，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可能更早一些，因为它的仪式中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逝去不久的母系社会的一种追忆和留恋。
本来，原始的人们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他们充沛的精力和原始的欲望随时都能够象山泉一样尽情地流淌。但是，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便不得不用后天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压抑自己的情欲，从而把那种最初支配人们感性行为的原始驱动力压抑到意识的底层，以致于形成了那种暂且屈服于理性而又时时准备犯上作乱的潜在的心理能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据说是由色雷斯人传至希腊的酒神仪式便在广大平民中得到广泛的流传，狄俄尼索斯（Dionysus）是色雷斯人信奉的葡萄酒之神, 于是便有了“酒神“崇拜。
然而，酒神崇拜作为异化现实的一种反叛形式，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有其破坏性。那种粗野的、狂放的、毫无节制的感性行为，在文明的社会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于是，作为酒神精神的对立面，日神崇拜出现了。
与狂放不羁的狄俄尼索斯不同，端庄宁静的阿波罗浑身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著名的得尔福神示所里（Delphic oracle），有权威的男女祭司可以在一种精神迷狂的状态中获得阿波罗那神圣的预言。可见，在希腊人眼里，阿波罗是智慧和理性的化身。阿波罗不仅是希腊的日神，而且是希腊的音乐之神，他用七弦琴代替了葡萄酒，用精神的沉醉代替了肉体的沉醉，从而为遭受异化痛苦的希腊人找到了一种新的解脱方式。如果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表述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狄俄尼索斯式的解脱可说是一种直接的“宣泄”，而阿波罗式的解脱则要算是一种变相的“升华”。
在日神崇拜试图战胜酒神崇拜的过程中，有一个神秘的中间人物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传说中的音乐家奥菲斯（Orphic）。奥菲斯是日神阿波罗和司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卡利俄帕(Calliope)之子，这样的身世使他生来便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 他相信灵魂的轮回，相信音乐和一种神秘的知识可以实现人们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由于他反对纵欲行为，结果被狂热的酒神侍女们（Maenads）撕成碎片。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Bassarrids），奥菲斯是作为日神教的殉道者而牺牲的，而他的思想和行为，也的确符合我们所理解的日神精神。
总之，在我们看来，日神和酒神精神是从同一现实生活中分裂出来的两种彼此对立的宗教情绪。前者是精神的沉醉，表现为一种禁欲的对精神世界、宇宙本原的不顾一切的追求；后者是肉体的沉醉，表现为一种纵欲的对感性生活、肉体存在的忘乎所以的肯定。叶秀山在《希腊奥林帕斯山上诸神之古典精神》一文中也认为：“如果说，阿波罗神是光明、智慧、理智的象征，狄俄尼索斯神则代表了玄暗、野性和放纵”。
由于上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同关系，致使儒家、道家思想与日神、酒神崇拜所体现和影响的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心理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不难看出，日神与酒神的对立，使得 ；而反观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仅为互补，则使得 。这一差别，不仅根植于中国与西方早期文明时代不同的社会土壤，而且作为两种相对稳定的“民族心理结构”对于以后的“民族文化结构”和“民族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由于感性与理性冲动发展得比较充分，使得西方世界狭义的“民族文化结构”以相互对立的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方面，是体育；在理性方面，是科学。
从表面上看，东、西方都有着类似的体育活动，然而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着的深刻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体育不单纯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仅是为国争光，而是对于人的感性能力的开掘与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表现人的感性能力的各个方面，无论危险多大和代价多少，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为此，他们不仅可以攀登绝壁、可以潜入海底、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悬崖跳水和危险异常的汽车大赛，而且可以进行并不美妙的“健美比赛”和有害无益的“赛吃运动”…。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那样的荒唐可笑，甚至被斥之为一种“吃饱了撑的”无聊举动。然而，西方人却进行得那样一本正经，甚至严肃得有些神圣。这简直是一种宗教，是由酒神精神所演变而来的奥林匹克精神。事实上，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原本就是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其中的宗教意味还可以从点燃并传递“圣火”这一仪式中体现出来。这种精神不仅使得体育事业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占有着庄严而神圣的地位，而且使得西方人的体育活动中至今仍保留着某种酒神式的迷狂。在残忍的西班牙斗牛和屡禁不止的英国球迷闹事活动中，我们难道看不出狄俄尼索斯（酒神）崇拜仪式的影子吗？
在西方，充满感性冲动的体育活动与酒神崇拜有关，那么体现理性追求的科学活动就与象征智慧的阿波罗”日神崇拜“相关联。
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是全部自然科学的基础，而证明式的演绎推论基础上的数学，则是由毕达哥拉斯等人创立的。
然而在历史上，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宗教团体。加入这一组织的信徒，不仅要掌握有关数学、天文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要恪守诸如“不准吃鱼”、“不准吃豆子”之类的禁忌。那么，建立这个宗教神秘组织的毕达哥拉斯本人又何以偏偏对数学研究具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这显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圆形是完全符合几何学上的概念的，无论我们如何小心翼翼地摆弄我们手中的直尺和圆规，总是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破绽。因此，要对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与推论，即建立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就必须将对象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高度。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等人对于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进行研究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日神精神。一个显然荒谬而又意味深长的传说告诉我们：毕达哥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除此之外，许多古代典籍都有着毕达哥拉斯被人们直接称颂为阿波罗的记载。
在毕达哥拉斯接受阿波罗精神影响的过程中，奥菲斯教派或许起到了某种中介的作用。因为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流行之前，奥菲斯的学说已经在南意大利地区相当盛行了。因此，有学者认为，“奥菲斯教的灵魂回转世和净化说以及它的宗教伦理思想，直接影响了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的学说，对于赫拉克利特和爱利亚学派的思想也有影响。” 康福德在《从宗教到哲学》一书中指出，毕达哥拉斯是奥菲斯宗教内部的一个改革者，他用数学代替音乐而成为探索彼岸世界的途径和精神沉醉的手段。事实上，在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研究中，音乐也确实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希吕托在他的《驳众异端》中指出：“他对数作了深刻的研究，断言宇宙进行歌唱，并且是被和谐地构成的，他又是第一个将七星的运动归为旋律的人。”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毕达哥拉斯为什么要用圆规和直尺来代替阿波罗和奥菲斯的七弦琴了。也就是说，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无论是天体的运行轨道，还是音乐的节奏旋律，都体现了某种神秘而和谐的数量关系，于是，从事数学研究，也便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正象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在将宇宙解释为数的尝试里，发现了到形而上学的第一步。…所以正是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原则，在感官事物与超感官事物之间，仿佛构成一座桥梁。”
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上述分析，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的起源及其与宗教的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却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事实上，正是为了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才使得欧洲历史上的毕达哥拉斯们几乎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这一在其产生之时并无实际效用的事业；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科学追求，才使得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使用演绎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零打碎敲。这样一来，宗教与科学的结合便同时提供了动机的超越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