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民族文化结构和民族心理结构，西方感性有酒神，理性有日神，感性是体育，理性是科学。
从某种意义来讲，数学是全部自然科学的基础和前提，而证明式演绎推论基础上的数学，则是毕达哥拉斯等人创立的。我们知道，几何学上勾股定理一直被人们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论，就连数学这个词也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先使用的。然而在历史上，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宗教团体。 大家知道，很多宗教都有禁忌，有的宗教是不能吃肉，有的宗教是不能结婚等等，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宗教之所以有禁忌就是把肉体鄙弃掉，转移到对上帝和神的膜拜之中，而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是这样，他进行数学研究，实际上也是为上帝为神的一种膜拜，我们怎么探讨宇宙的秘密，我们用数学去探讨，数的本质就是万物的本质，通过数学研究我们可以和神更加接近。
因此我们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人为科学，为数学研究而奉献自己的生命，比如说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是古希腊一个几何学家，有一天他在演算几何题，有人要杀他，他说你先别杀我，等我演算完这道题，我们说这个不是疯话吗，但是毕达哥拉斯和阿基米德相信，数学研究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研究，而是代表一种神，我们揭开这个秘密就跟神接近，因此毕达哥拉斯带有形而上的宗教意义，传说毕达哥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在希腊的历史文献中，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毕达哥拉斯和阿波罗神有关的称呼，有人说他是医药之神阿波罗，
，所以在今天，人们还说他的数学研究，使我们获得了精神的升华，因此毕达哥拉斯他们的研究带有宗教的性质。 这个研究使我们的灵魂获得了一种救助，事实上毕达哥拉斯和以后的柏拉图等人都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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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黑格尔所说，从感性的生活中抽象出点面线体，这是形而上的第一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重新考虑，科学和宗教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去进行科学研究，多数人认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的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而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 这种都需要动力，这种动力在西方世界都是和宗教有关系，我们过去知道，杀不死是一群可恶的宗教徒，但是我们不知道，促使他们去进行科学探究同样是科学的精神，他说既然上帝是伟大的，它怎么可能仅仅创造一个太阳系，也不说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所有这些都围绕着神转，他是这样的信仰，他说这个时候他视死如归要捍卫这个思想，他觉得捍卫这个思想他的灵魂才被救赎，所以这个东西在西方，像阿基米德，布鲁洛这样的人很多，为科学而献身的行业永远不会消失，但是在我们中国， ，没有，如果同学们知道，请告诉我，为什么？文化不一样。 因此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么除了这种超越宗教的动机，科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家的理性用语言按照逻辑进行推理，在确定命题时获得真理，我们老说西方人有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日本学者解释的，是一个很严厉，推理和演绎的语言和逻辑过程，按照这种严厉的语言的逻辑过程，西方人才可以建立起科学体系，不是感悟性的，不是格言式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体育的发达是和狄俄尼索斯精神有关，而科学的发达是和阿波罗精神有关，一个是感性生命的探究，一个是理性思考的探究，在体育事业上我们人要通过体育运动向上帝看齐，而在科学活动中，我们人要通过智力活动向上帝看齐，因为它是最接近于上帝的头脑。
在中国相反感性和理性两性都不发达，我们说，我们道家思想是偏重于感性，应该是有助于体育运动，但是道家是有限度的，我们中国人一般不会限于肉体的迷狂，比较理性，不会干这种犯上作乱的东西，但是文化这个东西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我对我的感性生命有限制有束缚，不要过分的张扬，这个思想和竞技性的体育运动是完全像违背的，大家都是在站在起跑线上，你考虑到这个？你怎么跑？所以道家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而且也有消极的一面，翻开民族的字典，到处可以看到知足长乐，能忍自安，无为人先，不耻人后等等，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文化氛围，不仅使民族的体育事业难以腾飞，而且给整个民族的发展带来了深深的惰性，长期以来，正是这种无形的惰性缠绕着东方巨人的身躯，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缺乏那种将自我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以人的血肉之躯与物质世界的抗衡的勇气，缺乏决心的渴望与冒险的热情，而总是陶醉在所谓的“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所以这个思想是相当消极的，而这个思想我觉得对我们民族精神有负面的因素。 尽管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有他迷人的地方，我个人也很喜欢庄子，但是我们毕竟感受到，文化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是很难剥离的，如果道家思想对感性思想的束缚导致体育精神的退化，而儒家思想也导致了我们对科学的弱化，儒家是偏重于理性的，但是儒家的理性是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不超出社会历史层面去，不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就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追究，所以有人问，孔子说死是什么回事，孔子说谓知生，何知死？他对这个东西存而不论，这是他有优越的一面，我们的理性是有限度，按照康德的讲话，理性的限度如果超越了就陷入了信仰领域，而我们始终不超越，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冷静的民族，我们很少去干一些非常疯狂的宗教性的迷狂，比如说搞点什么人体炸弹一样，我们的身体很宝贵，中华民族很理智、很理性，不容易陷入宗教性的迷狂，但是与此同时，文化这个东西都是双刃剑，同时也就限制了我们理性的追求，科学的探讨。 中国人不比西方人笨，我们可以通过反复测算而算出圆周率，但是我们不可能建立一种阿基米德式公式，我们不可能建造一种牛顿式的力学体系，我们中国人丝毫不比西方人笨，当我们在从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老是急功近利，觉得这个事有用就干，没用就算了，我们怎么可能探讨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反思。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科学就是不发达的，那么我们发达的是工艺。而西方人的科学始终是发达的，包括它的早期思想，但是西方人的早期思想它的发达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因为它没有工艺，它的工艺不发达，所以到了17世纪的时候，归纳法、演绎法结合起来，我们靠的是工艺，不是科学，我们的理论科学始终是不发达，在1996年，现在有一个讨论，很多的科学家参与了讨论，有一个台湾的科学家，他说中国历史的科技发明，如蚕丝、铜器的制造都早于西方，历史学家一定可以列出很多发明事实，证明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过去是优于西方，但大家陶醉于这些的同时，这些领先都只是技术而已，中国长久以来就缺乏科学思想扎根于探求，由于对科学与技术分不清，以至于科学发展的扎根工作长期被忽略了，这才是中国长久以来科学发展不及西方的原因。我们过去更发达是技术领域，是和现实紧密结合的一种领域，而与现实较远的理论科学是不发达，我个人的原因就认为感性和理性分裂不彻底。
如此说来，西方人的感性发达，所以有了体育发达，西方人的理性发达，所以有了科学得发达，我们是不是一无是处了，不是，文化东西就是两面性，好的地方就是坏的地方，我们感性和理性不发达，但是中间这性特别发达，中间是艺术和工艺，而西方相反，西方两级特别发达。 刚才我们说，西方的文化跟它的民族心理结构也是这样，两级发达，但是中间不发达，中间是什么？中间是艺术和工艺，我说西方的艺术不发达，很多同学也不同意，西方有很伟大的艺术作品，艺术不发达有一个概念，不是艺术作品少，而是艺术有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这个问题西方人也看到了，有一个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他在比较西方艺术与东方艺术曾经指出，说欧洲人的艺术有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取向，这句话是西方艺术的要害，古代的西方人以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古代西方人说艺术有什么价值，柏拉图认为，我们现存这个感性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我们这个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世界又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模仿。所以艺术是对真理的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按照摹本必然低于蓝本的思想，艺术是没有价值的，你模仿有什么价值，有一个杯子再模仿也不如这个杯子，从认识论的角度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泊拉图建立一个理想国，他要把诗人驱逐出这个理想国，他说诗人没什么用，同时也伤风败俗。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两级不发达，但中间一级特别发达，艺术和工艺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的艺术发展，与儒道互补是有关系，儒家可能是把要把文章提到经济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地位，道家那城物以游心，逍遥精神更容易让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全部生活，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使得中国艺术很少陷入一种纯粹感性的欲望宣泄，也很少进入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误区，这点对艺术是特别有帮助的。真正理解中国的艺术对我来说是有一个过程，不求形似求神似，传神写意，你只能够去感受，你没办法用逻辑的语言不它说出来，而这些东西是古代人对艺术真正的理解，艺术不是简单的生活模仿。而是在似与不似之间获得一种情感传达的可能性，当你的材料和对象距离越大的时候，张力越大，而艺术就是在这种张力的过程中表达主观的情感，所以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非常有悟性，因此我们的艺术应该说是第一流的。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是一部历史，我们要做它的书记。巴尔扎克也犯贱，你被动去记录，这个有什么好的，所以我不喜欢巴尔扎克，但是反过来说，中国有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叫司马迁，他写过一本史书叫《史记》，鲁迅对它的评价是“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让我看两遍《高老头》我觉得对我是一种折磨，但是我愿意无数遍看《史记》，这个是可以让你跪着读的书。 就短短几句话就把一个苦大仇深的形象表述出来了，这里面有艺术的加工和想象，就司马迁的艺术的创造在里面，司马迁就有这个本事，他几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气质、状貌、特点就勾勒出来，就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项羽就不这么说，项羽一出场的时候，跟他的叔父在街上走，这时秦王就出来了，老百姓在街道的两边，不敢抬头，这个时候项羽说了一句话，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么一句话，就把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豪杰的形象表达出来，他这个话只能是项羽说，不能别人人，比如说吕布韦就不能这么说，吕布韦看见秦始皇，说了一句话，他说“此奇货可居也”他等于买卖了一个国君，自己就是国相，所以你看司马迁的作品真的是让人很有琢磨。 看一个作品也不是哪个专家告诉你多么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愿不愿意一遍两遍或者是无数遍去回味它，老戏迷们听空城计，他在感受那个过程，不是认识什么，这叫艺术，所以我们过去理解，巴尔扎克给我们多少东西，跟艺术不是一回事，艺术不是给我们多少东西，也不仅仅是多么深刻，红楼梦深刻不深刻，红楼梦很深刻，男欢女爱，生死病死都有，但是作者曹雪芹不是像莎士比亚那样，这不是一个思考的问题，思考是要哲学去思考，何必要诉诸于艺术呢？ 所以我们民族艺术本身有很高的价值，西方人感性和理性拿捏不到一块儿，所以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有一个泛科学的文化，我们是一个泛艺术的文化，我说我们体育很多东西不如西方，什么体育不如西方？就是纯粹的感性的迷狂的体育运动不如西方。刚才说到足球，看中国人踢足球输赢不论，累得慌，放不开，进入不了感性迷狂状态，所以文化中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求他说什么制度了，请外国教练都没有用，文化中缺少这种东西，我们艺术中容易取得成绩的成分都是有艺术偏向的，我们体育中都是接近于艺术部分很有成果，比如体操、跳水、花样滑冰、乒乓球，这些我们都很有天赋，这些我们很容易掌握，这不光是骨肉与骨骼的运动，本身有心灵与情感的运动，比如说武术，武术不仅要打得准，打得狠，而且要打得漂亮，打得你眼花缭乱，打得漂亮是有美学概念，不是认识论的概念，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一样。 我们中国的艺术发达，甚至可以从语言中找出根据。
大家知道，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卡西尔，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最大的符号系统就是语言，因此语言这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思考表达情感传递的可能性，因此另外一个德国哲学家，他说语言乃是一个圣地，也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家园。根据语言学家的分析，与印欧语系相比，在语言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因声调而带来音乐性的特点，这一切自然无助于逻辑性的表述和科学的思维，但恰恰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