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真实的幻觉”。
然而，逻辑自洽、成体系是一回事，真实又是另一回事。这点，在历史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有时，穷尽一生得出的一个“圆满”结论，经不起一次考古发掘的推敲。
《考古的故事》中记录过现代西方考古学早期的一个著名故事。
十九世纪末之前，西方古典学者一致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只是荷马虚构的地方，一个传奇和传说。因此他们把希腊文明的诞生推断得十分迟，认为不过是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事。
然而，19世纪末一个叫做谢里曼的人对“特洛伊”坚信不疑，他用各种坑蒙拐骗的手段发家致富之后，一心扑在了寻找“特洛伊”上。在主流历史学家的冷嘲热讽中，他还真的挖出了迈锡尼文明的遗址，把希腊文明史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
这样的事同样发生在中国。“五四”初期，科学的“疑古派”十分流行，很多历史学家怀疑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商朝”并不存在。
但随着殷墟甲骨的发掘，中国历史的前身确凿无疑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越来越多甲骨被破译，人们回头来，又惊奇地发现《史记》的记录出奇的准确，商王世系表中诸王的名号都能找到相应的甲骨记录。
在《考古的故事》对几大文明的考证中，这种意外比比皆是。通过对庞贝古城的挖掘，人们可以发现古罗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几乎与今天大同小异，有广告，有竞选，有交际，有俱乐部。
我们认为在殖民者登陆前，美洲大陆一直荒芜，只有零星的印第安原住民部落，但是在美国各中西部州陆续发现了大量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城市文明遗迹，而且算得上相当发达。
至于埃及金字塔、特拉蒂奥华坎遗址、马丘比丘山城、纳斯卡线条地画之类，当然不是外星文明的产物。
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古埃及和玛雅文明等正变得日益清晰，王族谱系、贵族和普通人的生活都慢慢浮现在我们眼前，甚至显得不再有什么神秘可言。
每年度的考古发现都能不断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以往要长篇累牍加以论证的东西，现代考古学只需拿出一件新成果，就能展示清楚。
对以色列地区的大面积考古使得《圣经》古卷不断被发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早期宗教共识形成过程的认识。
《孙膑兵法》的出土，让我们确证它是一本与《孙子兵法》无关的书；新近《齐论语》、古本《老子》等的出土让人看到，孔子有通达道命的一面，而老子也有热心人伦的味道。
因为现代考古学，我们甚至比古人自己更了解古人。我个人在写作中所用的考古资料，甚至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者生前都无从见过。
所以，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理念。就是在成系统的庞大知识体系之外，独辟蹊径，研究那些证据确凿却十分边缘的知识，进而发现全新的历史。
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他认真考据了欧洲中世纪疯人院关于疯癫的记录，写出了《愚人船》一书，充分阐述了“非遗传、非病变导致的社会型疯癫是现代文明才有的产物”。不能不说，福柯的学术想象力真的很丰富。
史学界借助这种考古学思维，重新梳理历史方法，往往别有洞天。黄仁宇对于“万历十五年”十分细致的剖面研究，把明朝的实际情况翻了个底朝天；汉学家孔飞力对乾隆时代“叫魂”流言的研究，全面折射出了整个乾隆时代社会的真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