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片为2010年的央视纪录片，该片以华尔街金融危机为契机，以证券市场为中心，梳理了两百多年来，现代金融来龙去脉，探寻、发现资本市场兴衰与经济起伏的规律，为决策者提供依据，为资本市场的实践者提供镜鉴，为大众提供关于资本市场的启示。同时，也为中国人全面理解华尔街，全面理解美国，甚至全面理解现代金融与一个国家崛起的关系，提供最有益的帮助。这是中央电视台深入华尔街，在历史坐标中，对资本市场的一次庄重表达。
在本片每集开头，都有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华尔街，在看完所有笔记之后，就会对这段话有较深的理解。
四百年前，它是荷兰人的一道墙，
两百年前，它是梧桐树下的金融种子，
一百年前，它塑造了美国的崛起，
今天，它是一张撒向世界的金融之网，
这张网强大又脆弱，光明又黑暗，
这张网既能让经济加速，又能让经济窒息，
它就是——华尔街
第三集 两条道路
本集是《华尔街》的第三集，主要介绍了美国成立之后两条道路（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博弈，下图为博主概括的本集主要内容：
1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
“如果每个人都投资，却没有人失败，整个体系就无法运转。因为市场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一些人成功，其他人失败，生活本就如此。”（投资家雷姆·罗杰斯）
也许现在的华尔街已经习惯了和政府保持距离。但是，的确，它们曾经非常接近过，甚至于只隔一条马路。1789年4月30日，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在纽交所对面的联邦大厅里宣誓就职的。纽约，成为了临时的首都，而这个崭新的国家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破产了。
“在战争中，华盛顿的军队自筹资金，有时，他们抢夺农民的食物。”（纽约大学金融史学家教授理查德·希勒）
“我们从法国和荷兰借了大量金钱。”（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
“但他们会写个欠条，然后，欠条再变成债券。”（纽约大学金融史学家教授理查德·希勒）
在独立战争中，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总共留下了高达5400万美元的债务。这些债务挑战着新国家的品格和尊严，华盛顿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部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0-1804)。
“汉密尔顿出身贫寒，他是私生子，曾在商行工作，在那里学习贸易，学习做买卖，大多数开国元勋不懂得买卖，他们是大农场主。”（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
这些农场主出身的开国元勋们只能想到通过多印纸币来解决问题。汉密尔顿认为，如果用通货膨胀的严重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那么这个已经一无所有的国家还将永远失去国家信用，不能再借到钱。33岁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开始筹谋一个计划。既然没有钱来还债，那么就把债务留下来，但是要不失掉信用，要体体面面地留下来。
在美国金融博物馆里，记录了一句汉密尔顿在24岁时说过的话。他写道，在1781年：“国债，如果不太多的话，将是一种对国家的恩赐”。
汉密尔顿的计划是这样的：财政部面对的是一文不值的货币和五花八门的独立战争债券和借条。首先，财政部发行新货币，手持旧货币的人可以按照票面价格进行一比一的兑换，这样旧的货币退出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信誉良好的新货币。之后，政府开始发行新债券，而新债券只能用新币来购买，这样新币又回流到财政部。最后，财政部用这笔钱来回购在战争期间的所有债券和借条。至此，旧帐全部还清，政府用新债代替旧债，留住了国家的信用，这个计划被后人形象地称为“旋转门计划”。
汉密尔顿是从残酷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强势人物，他对人性洞若观火，汉密尔顿相信，人类有利己的天性，这种天性很难改变，但明智的立法者可以审慎地使之改道，造福大众。
“绝大多数人一方面有利己心，另一方面有同情心。设计一个制度的时候，你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一种空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在国会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另一个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家庭背景大相径庭，他的父亲非常富有，父亲去世时，他大概四五岁，他继承了几百名奴隶，弗吉尼亚州的数千亩地，他是全国富有的人之一，在他年轻时。1776年的初夏，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杰斐逊来到费城独立厅对面的这间小旅馆，几天后，宣言的第一稿就在这里完成了，他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
“美国是英国的孩子，我们继承了英国的政治文化，就是有限制的政府权力，个人权力，就是个人自由不能被干涉。”（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
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因为他担心国家的信用与命运会被华尔街的疯狂所操弄。更让他警惕的是，在汉密尔顿的计划中的一个细节，就是各州将不必自己偿还债务，而由联邦政府统一承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权力和义务从来都是对等的。
“杰斐逊断言，汉密尔顿的政府会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杰斐逊想要一个小中央政府。”（纽约大学金融史学教授理查德希勒）
一直以来，美国的建国者们小心地防范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美国，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是信赖而是制约。为了控制好它，建国者们甚至在战争约束后留下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就散了，大家跑回自己的家乡继续种田过日子。所以，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挑战了以杰斐逊为首的一大批开国元勋们出发时的共识，反对者们跳过了现实的困境，来直接声讨汉密尔顿的计划是一个危险的黄金圈套。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搁置了旋转门计划，却形成了美国的两大党派，今天人们熟悉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诞生就源于两个人的矛盾，而政府的权力是否应该进入市场的讨论也由此发端，延续到了200多年后的今天。
1787年，汉密尔顿作为主要的召集人之一参加了制宪会议，这部宪法使脆弱的联邦政府拥有了力量。“如果人类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进行统治，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这句话出自一本叫《联邦党人文集》的书，它从人性的弱点出发，论证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权力的边界。汉密尔顿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制宪会议召开的时候，托马斯·杰斐逊正在法国出任公使，他目睹了法国大革命，认为欧洲的革命和流血都是由于工业化带来的利益冲突造成的，他为自己的国家庆幸，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他希望这片足够丰饶的土地能够安抚住人性中不安的欲望，使美国人停留在自己土地上，而不是在追逐工业化的利益中失去平静而优美的生活。
“杰斐逊展望的国家由年轻的农场主组成，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
“汉密尔顿觉得，美国要强大，就要变成制造国。”（纽约大学金融史学教授理查德·希勒）
“汉密尔顿期待一场工业革命。”（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
“所以，他建立金融体系，为企业家、工厂提供资金。”（纽约大学金融史学教授理查德·希勒）
“杰斐逊对钱毫无概念，他不知道钱该怎么使用，不知道如何创造财富，而汉密尔顿知道。”（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
纽约，不是杰斐逊喜欢的地方，他所希望的美国是一个将由理性与美德来推动的国家，这种理想为野心勃勃的华尔街埋伏下了一面坚固的道德围墙。
1790年初夏，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住在华尔街上，汉密尔顿还在游说国会通过他的旋转门计划，而杰斐逊要尽早把美国的政治中心带离这里。两个同样焦虑、同样需要妥协与支持的开国元勋托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终于在1790年6月20日坐在了一起。那是一次决定美国未来的谈话，1个月后，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在国会中得到了通过。1790年8月，联邦政府离开了纽约，从此，华尔街和华盛顿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成长，开始了政府权力和金融势力之间的扶持和较量。
现在，每天行走在曼哈顿大街上的美国人都会看到悬挂在墙上的一个电子显示器，它实时更新着美国的债务总额。2008年，美国国债进入10万亿美元时代。
200多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跟随着巨大的债务数字一路走到了世界的最前端。在这本200多年前的账册里，记录着汉密尔顿上任的四年内财政部的帐目。到1793年，这个国家共发行了6420万美元的新国债，足以还清全部旧帐。从债务到恩赐的故事，是被汉密尔顿这样完成的：他把债务变成了一种新的金融产品投向了华尔街，经纪人们使国债的价格不断攀升。1794年，美国的债券在欧洲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从此欧洲的资本开始漂洋过海流入了这个年轻的国家。汉密尔顿发行的国债启动了美国，也启动了华尔街。
在华尔街上，总有人怀疑华盛顿的动机：政府是想解决危机，还是想利用危机？华尔街渴望有更多的机会，但危机似乎总是让这条街道失去更多的自由。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6月推出了金融监管新政，2010年7月21日又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这一系列改革把美联储武装成了一个权力空前的全能型监管者，一个最强大的中央银行。
美国独立公园管理员：你看，这里已经不是银行了，也不对外开放，它的建立源于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这间国家独立公园里的仓库曾经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汉密尔顿在1791年创建了这家银行，作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机构和融资机构来发行国债和国家货币。
“那是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不能算是监管者，但至少是个中央机构，可以监视银行。不过，汉密尔顿创建的中央银行立刻受到了杰斐逊及其支持者的严厉指责，比旋转门计划更让他们无法容忍的是，政府权力开始直接向市场延伸。”（金融史教授查理斯·盖斯特）
“在美国，我们总是有巨大的恐惧：对于权力的集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直到1913年才有中央银行，直到20世纪。”（前美联储纽约分行副行长彼得·巴克斯坦斯基）
1842年，英国著名的作家狄更斯开始了美国之行，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上床睡觉之前，我从住所的窗户向外张望，马路对面有一栋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呈现出一丝幽灵般的哀伤。第二天早晨起来，它的大门仍紧紧关闭，空气冰凉。
狄更斯看到的，就是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争论之下最终被关闭的美国中央银行。
2 失去中央银行之后美国的发展
“我们美国没有中央银行，这像个传说似的，但我们就是没有。”（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
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华盛顿和华尔街渐行渐远，政府不再以任何形式管理市场。而在权力真空之下，华尔街的私人金融机构却趁机独揽了美国的金融大权。
对于生活在100多年前的人们来说，即使是看到了铁轨断裂、蒸汽锅炉爆炸、两列火车相撞，或者更严重的事故，也不能阻止他们对于火车这种崭新的力量的幻想与痴迷。失去了中央银行的美国就像这些激动而失控的列车，虽然仍然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但却成为了西方世界中最自由、最不稳定的一个经济体。
一些华尔街人认为，在美国有双重标准，一个是给华尔街的，另一个是给剩下的整个美国的。
英语：（2009年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年会）你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半月前，奥巴马总统来到华尔街的情形，神情严肃地做了一个演讲，人们坐着，听完后和他握手，但是谁也高兴不起来。第二天，他去了汽车俱乐部，表现得像参加大选一样，发表了激昂的演讲，说为他们而工作，还责备了华尔街。我想说的是，这里有两个很不同的总统，但确实是同一个人，就他向国人宣传的方式而言，很明显，华尔街不值得被信任。
在美利坚合众国200多年的历史上，华尔街得到华盛顿信任的时间似乎并不多。1799年，一个叫威廉·杜尔的人死在了纽约的监狱里，留下了一张独立战争时期的借条。
纽约州的农民把两头奶牛借给了大陆军，而签收的人正是这个死去的囚犯，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信任的战友——威廉·杜尔。今天，在华尔街上，威廉·杜尔这个名字更多地是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联系在了一起。当华尔街还是一条年轻而粗糙的街道时，就被指责充斥着股票骗子和投机分子。1792年，一些关于纽约银行的谣言出现在华尔街上，致使这家银行的股票大幅下跌，然后，有人开始偷偷地大量买进，这个人就是威廉·杜尔，谣言也是他散布的。
“你要用你的道德在华尔街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华尔街就是吃你钱的地方，就是掠夺你的财富，而且很冠冕堂皇掠夺你的财富。”（加拿大皇家银行顾问陈思进）
这时的威廉·杜尔是汉密尔顿的助理，他的行动源于一条内幕消息：中央银行将收购纽约银行。汉密尔顿将很快着手这个计划，而威廉·杜尔要在此前收购到足以控制纽约银行的股票。他疯狂地四处借钱，最后居然用承诺支付高额利息的方法向城市里的小业主、车夫、园丁、女佣等普通民众集资。1792年3月，威廉·杜尔再也支付不起承诺的利息，他的资金链终于断了。城市里聚集起可怜的投资者，他们咒骂威廉·杜尔是个骗子。泡沫在欲望的挤压下终于破灭，恐惧第一次降临华尔街，从此，每隔大约20年就会有类似的贪婪和绝望在这里反复出现。
“1792年华尔街的危机让杰斐逊更加质疑汉密尔顿的政策。但是，汉密尔顿认为，虽然我们不渴求金融危机，但如果经济要现代化，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纽约大学金融史学教授理查德·希勒）
汉密尔顿向人们解释，在华尔街值得尊重的股民、券商与无耻的赌徒之间存在着界限。而杰斐逊说，华尔街根本就是人类本性的大阴沟。
1792年的这场危机结束两个月后，有21个经纪人和3家经纪公司在华尔街63号的一棵梧桐树下签定了一个协议，经纪人们庄严宣誓并承诺对外交易将收取佣金，彼此交易拥有优先权。
1792年5月的《梧桐树协议》被认为是华尔街最早的自我管理，基本的交易规则开始逐渐形成，华尔街的经纪人们建立起自我约束的证券行业协会，以自律的方式防止危机的发生，从而避免政府的干涉。自此以后，在华盛顿的视野之外华尔街开始了一个世纪的自我生长。
1896年5月11日下午两点，摄影师威廉姆·赫斯用一个叫摄影机的设备第一次捕捉到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城市，沿着汉密尔顿的目光已经又向前走了一个世纪，它就要到达属于它自己的美国世纪了。
就在美国经济一路狂飙突进之际，却有人想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时不安到浑身颤抖，他就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64年，林肯预言，终有一日，我们的财富将集中在个别人的手中，而那时合众国也将走向灭亡。
190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证券总值约为600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3.2倍。以摩根为首的富豪们云集在华尔街，洛克菲勒、梅陇、卡耐基，他们实际上掌控了这个国家的金融权力。
离纽约不远的哈特福德，是金融魔术师约翰·皮尔彭特·摩根出生的地方，摩根相信自己的团队会对国家资本市场进行诚实与适当的管理，在20世纪初的美国，谁能成为担当这一切的力量？
“当时，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摩根的有生之年，美国没有联邦储备委员会，所以，他自己承担了中央银行的责任。”（《摩根传记》作者琼·斯特劳斯）
1901年，华盛顿迎来了一个年轻而充满斗志的新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他强烈地感觉到了在华盛顿之外已经形成了另一个强大的权力高地——华尔街，罗斯福总统想把它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然而华尔街是一个已经习惯了自由的市场，并拥有了自己的力量。
摩根，华尔街上最有权势的人物走进了罗斯福的办公室。摩根问道，政府在做决定之前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华尔街呢。罗斯福说，事先对华尔街发出警告是我们恰恰所不愿做的事情。摩根说，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请派您的人和我的人会谈，他们可以修正。罗斯福说，我们不会那么做，我们不愿意修正错误，而是想结束错误。这是华尔街与华盛顿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政府似乎占据了上风，但是五年后，摩根所带领的华尔街将在金融危机中证明，谁才是强者。
今天，麦迪逊大道上的摩根图书馆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间屋子以前有家具，曾经是藏书的地方，现在都搬到楼下了。”（J. P. 摩根曾孙罗伯特·彭诺耶）
摩根的曾孙罗勃特先生说，摩根家族现在已经没有过去那么辉煌，后代们从事着各种行业，凭借自己的能力而生存，他也从没有过要当银行家的想法。但是，在这间曾祖父的办公室里，他还是会感觉到一种模糊不清却浩瀚无边的力量。
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是到1907年，美国人开始担忧养老、疾病和就业等问题，他们变的狂躁而焦虑。1907年中旬股市开始暴跌，人们开始争着从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一家信托公司总裁开枪自杀，倒闭和恐慌开始了。
“那时候，银行界团结在一起，在老摩根的领导下试图为市场带来流动资金，让华尔街及国家经济重新站稳脚跟。”（金融史教授查理斯·盖斯特）
1907年10月22日，财政部长从华盛顿来到摩根的图书馆，摩根告诉财长立即注资2500万美元以增加流动性，当储户能从银行取到钱的时候，恐慌就会散去。在这种危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臣服于这个当时全世界最有能力的银行家，尽管他已经是一个70岁的老人。
“他召集了其它几家银行的行长来这里开会，就在隔壁的房间，他锁上了房门，不让他们出来，除非他们拿出钱来平息恐慌。”（J. P. 摩根曾孙 罗伯特·彭诺耶）
要彻底结束这场危机，摩根还需要一大笔资金，而且要快。他把银行家们锁在这间书房里讨论，自己在办公室里等待结果。这些银行家不愿借钱给要倒闭的企业，可是，见死不救就会引起市场的恐慌，那将是一场无法挽救的金融骚乱。
“最后，凌晨四点摩根走进房间，拿出了一份声明让他们签字。摩根抓住其中一个公司总裁的袖子，把他拖到桌子前面拿出一张纸说，在这里签字，笔在这儿，这个人这才同意签字，其他人也都同意签字。”（《摩根传记》作者琼·斯特劳斯）
最后银行家们同意出2500万美元去解救这场危机，摩根用个人的力量控制住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使它没有长时间持续，也没有造成巨大损失，他是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华尔街上另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强势人物，他在1907年应对危机的措施深远地影响着美国今天的金融体系。
但是很快，美国人就为在他们的国家里一个私人银行家拥有了如此大的权力而感到害怕。1913年摩根去世，9个月后，美国国会立法批准设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从此，美国又有了中央银行。
在此后的近100年时间里，美联储在货币调控中所承担的职能在一步步地转移和分化着经济权力。它被美国政府逐步授权，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监管者，这也持续引发着华尔街的忧虑和追问。
（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电视节目资料）：所以，我们不再是自由市场了，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触摸我们，你说的非常正确，自从中央银行控制了足够的资金，它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许多人把它叫做监管。
“这才是问题，市场本该发挥作用，清除自身弊病，再从头开始，就是这样，这就是市场要做的事情。”（投资家吉姆·罗杰斯）
“政府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合法的，但只有行业本身会告诉你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好的商业行为。”（第26任证监会主席哈维·皮特）
1804年，杰斐逊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第3任总统，而汉密尔顿则淡出了美国政坛。这年夏天，就在这条河上，汉密尔顿划着船去对岸的新泽西州参加一场决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阿伦·伯尔的决斗）。在决斗前，他在日记里写下将不会向对方开枪，结果，对方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47岁的汉密尔顿在第二天不治身亡。那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是最神秘的一场决斗，汉密尔顿的死让整个纽约一片悲伤。
今天的华尔街是被汉密尔顿的理想引渡过来的。
汉密尔顿去世后的第5年，杰斐逊回到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间的一个农庄，他一生对土地和劳作充满敬意。1826年7月4日，这天是《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天，83岁的杰斐逊静静的离开了。8年的总统生涯，微薄的薪水使他早已入不敷出，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贫困中去世的总统。
2008年以来，华盛顿和华尔街就像一对需要相互警惕的同行者，一起渡过危机中的每一天，小心地寻找着走出去的道路。
2009年9月14日，这一天是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一周年的日子。就在这天，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在华尔街纽交所对面的联邦大厅发表演讲。
美国总统奥巴马：很荣幸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联邦大厅。两个多世纪前。我们第一届国会在这里成立，我们的第一任总统也在这里宣誓就职。就在这儿，在合众国最初的日子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就在争论如何才能管理好这个年轻的经济体，如何才能回馈民众的天赋与激情。两个世纪后，我们仍然在这些问题中挣扎，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在危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