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当下的启蒙》，我对人类的未来更乐观了。
虽然我知道，摩根·豪泽尔说过：
“悲观主义者的话听起来像是一种善意的劝告，而乐观主义者的话听起来则像是在兜售私货。”
但是，闪开！让我尽情歌颂人类的进步和未来！
注：本文大部分内容摘自平克的《当下的启蒙》。
《当下的启蒙》概述
《当下的启蒙》是当代著名思想家史蒂芬·平克的巅峰之作。通过讲述人类的进步史，平克论证：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是这些弥足珍贵的理念，让人类在科学、政治、道德、民生等所有领域取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进步。
平克用大量的数据，说明了以下进步现象：人们的预期寿命不断增长，传染病不断被控制（因为疫苗的发明），饥荒越来越少（因为农业的进步），战争越来越少，暴力犯罪越来越少（因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意外死亡越来越少（因为安全装置的增多），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越来越少（因为预测能力），人类智商越来越高（因为营养变多、受教育变多），人类的知识越来越多（因为科学），文盲越来越少，上学年数越来越多，为维持生计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少，干家务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家电和自来水、光），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因为电子设备），食物越来越丰富（因为冷链技术和运输技术），人类变得越来越富裕，也越来越幸福，并且还将更幸福。
但悲观者的论调始终存在，悲观者认为人们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衰落，悲观者认为人类的前景会更加恐怖，人们将饱尝异化、焦虑、冷漠、恶心之苦。
平克认为，悲观主义者无视或者忽视了人类所取得的进步，他们不知道人类进步背后的真正推手，而只是焦虑于当下的问题和困难，他们需要被再次启蒙。
上面就是全书的精华浓缩，如果你很忙，看到这里就可以退出了。
一些精华观点
1、我们为什么需要不断启蒙：因为我们可能倒退到原始状态；人们健忘、忘恩负义，把我们拥有的一切当成理所当然。太多的人已经忘记，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进步这些理念，让我们拥有现在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
2、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
3、只要你站出来讨论某个问题，并同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给客观标准来检验，那么你就是在诉诸理性。
4、戴维·多伊奇说：“只要我们大胆地运用理智，就可以在科学、政治以及道德等所有领域取得进步。“
5、人类繁荣最大化的目标：生命、健康、幸福、自由、知识、爱、丰富的体验。
6、两位发明化肥的化学家，以27亿人的数量，成为20世纪历史上挽救最多生命的科学家。
7、在19世纪中叶，收获和脱粒一吨谷物要花25人一整天的时间。今天，一个人开着联合收割机，只要6分钟就能做到。
8、历史上那些曾经全民动员、动辄死伤数百万人的全面战争已然作古。
9、社会进步使得犯罪成本提高但收益降低，犯罪分子就不太愿意去做了。
10、弗林效应：人类智商（IQ）在不断增长，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人类IQ增长的速率接近每10年3个智商点数。
11、人们一直认为，智商是和遗传密切相关的，身高也是这样。但人类的平均智商和平均身高在过去数十年里持续增长。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至少包括：更好的营养条件和更少的疾病。
12、衡量进步的一个标准是看人们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不牺牲多少时间 。仁慈的上帝在把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伊甸园时说：“你们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13、拜家电和自来水所赐，人们在家务劳动中花的时间几乎减少到1900年的1/4。我们做家务的时间越少，就可以把越多时间花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加强与爱人和朋友们的联系、体验大自然和异域文化的富饶，以及享受智慧与美学的创作成果。
14、电子技术是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无价之宝，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人们和家人、朋友的接触变得更频繁。
15、精灵给院长3个选项：金钱、名誉和智慧。院长选择了“智慧”，精灵消失，院长抱头陷入了沉思，15分钟过去了，一位教授忍不住问道：“怎么样？嗯？”，院长喃喃地说：“我应该拿钱的。”
16、无论在哪个国家，相对富裕的人都更幸福。
17、随着时间推移，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它的国民也相应地变得更幸福。
18、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才是决定幸福感的关键。
19、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并在关系中发现意义。
20、生命是通过欲望、情绪、愉悦、痛苦这种直白的本能来实现的，平均看来，愉悦的体验，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于我们生存和孕育后代的，而痛苦的经历，往往不利于生存。
21、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变得更健康、舒适、安全、富足、社交关系稳固、为人所疼爱，我们就会觉得更幸福。
22、食物、舒适、好奇、美、刺激、爱、性和友情，都是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有利于人类存续下去的，而不是肤浅的放纵或享乐。
23、所谓智慧，是在平衡自我内在欲望之间的矛盾。道德和政治则是平衡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24、任何一种有形实体，在暴力面前都不堪一击。我们都极容易受到暴力的伤害，如果我们都同意克制暴力，就能享受到巨大的好处。
25、人类内置的道德总是要求“非暴力”。施暴者可能横行一时，但被施暴集体的力量最终会占上风。
26、不管什么文化，最终，人们都会坚信，活着好过死亡，健康好过疾病，富足好过匮乏，自由好过胁迫，幸福好过苦难，知识好过迷信和无知。
看到这里，书中最重要的精华观点已展示完毕，如果你很忙，可以退出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请继续。
《当下的启蒙》及其作者
比尔•盖茨评价说：“这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
该书于2018年2月出版（中文版于2018年12月出版），一时造成轰动，被评为《纽约时报》2018年Top100图书、《经济学人》2018年最佳图书、《卫报》2018年必买图书。
该书的作者为史蒂芬·平克，犹太人，1954年9月18日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中产家庭。
2007年，史蒂芬·平克与瑞贝卡·戈尔茨结婚，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
1976年，史蒂芬·平克取得麦吉尔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1979年取得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
1982—2003年，平克在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任教，专心研究儿童的语言学习模式。史蒂芬·平克最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神经学中心的掌门人。
2003年，平克被聘为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2008—2013年，因在教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平克被授予哈佛学院荣誉教授头衔。
平克是世界公认的顶尖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
他长这个样子：
总的来说，帅，有气质。
为什么要持续启蒙
平克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不断启蒙：因为我们可能倒退到原始状态。
“如今，一个人活到七八十岁不再是稀奇的事情，市场里充满了各种食物，清洁的净水只需拧一拧水龙头就喷涌而出，垃圾废物得到良好的处理，各种药物为我们消除疾病的痛苦，儿子不必送上战场，女儿可以走在安全的街道上，人们不会因为批评强权而锒铛入狱或惨遭杀害，衬衫的一个口袋就能装下全球的知识和文化。但这些都是人类自身的成就，不是宇宙慷慨的赠予。”
“然而，在世界上那些还不太幸运的地方，战争、匮乏、疾病、无知和致命的威胁仍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自己的国家也有可能倒退回这些原始状态，因此忽视启蒙运动的成就实在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他说，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理念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需要竭力辩护。
因为： 人们健忘、忘恩负义。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
著名脱口秀演员Louis C. K.在一次题为“Everything's Amazing and Nobody's Happy”的对话节目中讲了个段子：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绝妙的世界里，但是这种绝妙却被一帮矫情的蠢蛋浪费得一干二净……飞机是最糟糕的东西，就因为有人下了飞机之后跟你喋喋不休地抱怨……他们抱怨的东西，比方说：“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我们上了飞机坐定，可是他们却让我们在跑道上干等了40分钟。”……噢，等了40分钟，然后呢？
你后来有没有像鸟一样飞起来？你有没有不可思议地冲到云层之上？你觉不觉得人类能飞本身就是个奇迹？不仅飞上了天，你后来还平平稳稳地靠着几个轮子降落到了地上，你连空气是怎么把这个该死的庞然大物举起来的都弄不明白……你是飞到天上了，还坐在一把椅子上。你就是希腊神了！……坐飞机太慢了？从纽约飞加利福尼亚只要5小时。以前的人要花30年！这一路上你们中还要死几个人，指不定哪里飞来一支箭就射穿了你的脖子，而同行的其他人只能就地把你埋了，插根棍子，上面顶着你戴过的帽子，然后继续往前走……莱特兄弟要知道今天的我们这么多事，肯定恨不得给我们（裆上）来一脚。
启蒙是什么？
我们看看1600年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是怎样理解世界的：
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风暴，淹没大海上的船只。
他相信老鼠是从秸秆堆中自己长出来的。
他相信，如果一个人被谋杀，那么只要凶手在场，尸体就会流血。
他相信可以通过植物的形状、颜色以及纹理来判断它的药用价值。因为上帝设计自然的目的就是让人类能够理解。
他相信彩虹是上帝的旨意，而彗星则是邪恶的预兆。
他相信梦可以预示未来，只要能掌握解梦的方法。
然而，130年后，经过启蒙运动，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就不信这些。
1784年，康德在一篇以“启蒙”为题的文章说：
启蒙是指“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个不成熟的状态，指的是人们因懒惰和怯懦而服从于宗教或政治权威的状态。
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在《无穷的开始》中说：
“只要我们大胆地运用理智，就可以在科学、政治以及道德等所有领域取得进步：乐观主义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All evils are caused by insufficient knowledge）
用人话说：人都是求善的，只不过因为知识不足，有人做了错事。
如果人坏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私欲过重。
而私欲过重，是因为缺乏这样的知识：应该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
启蒙强调什么
启蒙有四个要素，基本围绕两点：人类如何获取知识，人类要过得更好。
第一个要素是理性，理性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基础。什么是理性？只要你站出来讨论某个问题，并同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给客观标准来检验，那么你就是在诉诸理性。
第二个要素是科学，科学，就是理性对认知的加工提炼，并以此去解释世界。
第三个要素是人文主义，其目的是为道德确立一个世俗基础，而非诉诸宗教。
第四个要素是进步，人文主义认为，人类完全可以取得进步，人们的一切努力都应该围绕进步，而进步的目的是最大化人类的繁荣和福祉。
历经数万年，人们的知识的日趋丰富，对世界的认识日趋接近原象，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富有影响力的人会相信狼人、独角兽、女巫、炼金术、占星术、放血术、毒瘴、动物祭祀、国王的神权，或是彩虹和日蚀的超自然预兆。
现在，人们更多追求：生命、健康、幸福、自由、知识、爱、丰富的体验，实现这些人类繁荣最大化的目标。
什么是进步？
有人会说，这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没有绝对的答案。
这个回答很安全，看上去四平八稳，但却平庸、无聊。
平克认为，正确的回答是：
生存好过死亡，健康优于疾病，温饱胜过饥寒，富足强于贫穷，和平好过战争，安全胜过危险，自由优于专制，权利平等强于偏见与歧视，识字好过文盲，文化胜过无知，智慧强于愚蠢，快乐好过痛苦。与亲朋好友、文化自然的亲密接触胜过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数据来测量。如果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那就是进步。
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认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增多，就是人类的进步。
而人类确实在进步吗？
看完这本书，你就知道，答案是肯定的。先看看暴力的减少：
注意：暴力属于野蛮，野蛮的减少就是文明的增多。
平克在2011年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分析了暴力是如何减少的：
首先，经过“平靖进程”，人类从无政府自然状态过渡到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暴力死亡下降到原先的1/5。
其次，经过“文明进程”，随着早期现代欧洲建立起一整套法律制度和自我规范，暴力犯罪的数量减少到原来的1/40。
再次，经过“人道主义革命”，在启蒙时代，人们废除了奴隶制、宗教迫害和残酷刑罚。
最后，是“长期和平”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战争日趋减少，内战、种族灭绝和独裁统治大幅减少。
可以再多想一下，暴力的不断减少，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导致的结果？
暴力为什么不会越来越多？或者说，暴力完全有可能越来越多？
平克说：“衣服不会自己变干净的，如果你看到一堆洗好的衣服，这并不意味着衣服是自己变干净的，而是有人把它们洗好了。如果某种暴力行为呈现下降的趋势，那说明是社会、文化或物质环境的某些变化导致其发生下降。如果这些条件一直存在，暴力就可能继续维持较低的水平，甚至会进一步下降，可一旦它们不复存在，情况就会不同。”
悲观主义者的言论
悲观主义者是始终存在的，他们有存在的价值。人们永远需要对立的观点，否则就会失衡。
近200年来，无数的悲观主义者著书立说，宣称现代文明非但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在逐渐衰落，并处于崩溃的边缘。
他们认为：即便环境污染不会将我们置于死地，核武器、纳米技术、网络恐怖、生物恐怖、人工智能或者其他生存威胁也必定把我们推下悬崖。它将逐渐沦为一个充满暴力和不公正的人间地狱：一个遍地恐怖主义、懒散之徒、血汗工厂、犯罪集团、非法交易、流亡难民、社会不公、网络欺凌、暴力性侵与仇恨犯罪的世界。
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将人推向了一片毫无灵魂的精神荒漠，人们远离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在满足各种口腹之欲的同时，个个孤独无依、物质至上、循规蹈矩、毫无个性、灵魂空虚。人们饱尝异化、焦虑、混乱、冷漠、欺诈、无聊、不安以及恶心之苦。
他们说的是对的吗，悲观主义是正确的吗？
平克完全不认同，所以写下了本书，可以说，这本书，就是批判悲观主义论调的。
人类活得更长了吗？
现在你猜猜，全球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多少？
注意要考虑到那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我做过一个现场测试，有说40多的，有说50多的，有说60多的。
2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说是71岁。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15年，这个答案是71.4岁。（更近的年份，我未找到统计数据。）
这和你的猜想相差多大？
在1800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预期寿命超过40岁，到1950年，欧洲和美洲的预期寿命已增至60岁左右，远远高于非洲和亚洲。
202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77.3岁，提高了1岁。中国在“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中提出，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1 岁 。
从19世纪起，世界开始了一场“大逃离”（the Great Escape），这是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明的术语，意指人类从贫穷、疾病和过早死亡的宿命中解脱出来。人类预期寿命开始提高，并在20世纪加速上扬，而且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
人类之所以预期寿命提高，离不开这几点：医疗技术提高、战争减少、农业进步、暴力犯罪变少、意外死亡减少、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提高。
我们看看这几点的进步史。
传染病一直是是死神的最大杀器
那些体积微小、繁殖迅速的生物将我们的身体作为食料，它们借助各种飞虫、蠕虫或者排泄物，从一个人体钻入另一个人体。
例如黄热病，这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性疾病，感染者在痛苦死亡前会全身发黄。一份有关1878年美国孟菲斯市黄热病疫情的文献记载道：患者“爬进各种扭曲变形的洞里，他们的尸体往往要等到腐烂变臭才会被发现……（一位母亲的尸体）手脚摊开，躺在床上……四周都是咖啡状的黑色呕吐物……孩子们在地板上翻滚、呻吟”。
在传染病面前，富人也无法幸免。1836年，当时的世界首富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1777-1836）死于脓疮感染。
英国历代君主在痢疾、天花、肺炎、伤寒、肺结核和疟疾面前纷纷倒下。美国总统也不堪一击:
1841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在就职典礼后不久便染上肺炎，31天后因感染性休克去世。
1849年，卸任才3个月的詹姆斯·波尔克死于霍乱。
1924年，美国时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16岁的儿子因打网球时磨起的水泡引发感染，不治而亡。
人类应对传染病的最佳方法，就是疫苗。
1955年4月12日，一个研究小组宣布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可靠。理查德·卡特描述了人们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场景：那一天，“人们低声祈祷、敲钟、按响喇叭、鸣响汽笛、燃放礼炮。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活，学校放假或者召开庆祝大会，人们举杯相庆，拥抱孩子，走进教堂，冲陌生人微笑，与仇家和好”。纽约市本打算为索尔克举行彩带游行，但被他婉言谢绝。
饥荒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存的最大因素
饥荒的问题，直到最近这些年才有好转。
平克在书中引用了瑞典作家和历史学家约翰·努尔贝里曾引述他的一位先辈的童年回忆，故事发生在1868年冬天的瑞典。
“我们经常看到母亲独自哭泣。生活对她来说太难了：实在拿不出吃的摆上餐桌为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充饥。消瘦、饥饿的孩子们经常从一个农场走到另一个农场，只为乞讨几片面包。一天，有三个孩子来到我们家，哭着乞求些吃的，好压一压因为饥饿而引起的腹痛。母亲眼里满含着泪水，可不得不告诉他们，我们只有一些碎面包了，我们自己还要靠它们来充饥。当看到这些陌生的孩子们恳求的眼神和目光中绝望的痛苦，我们哭着央求母亲给他们分一些碎面包。妈妈迟疑地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这些不知姓名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吃下食物，然后就去下一个农场了。从我们的农场到下一个农场，还有好远的路要走。第二天，人们发现，在从我们家到下一个农场的路上，三个孩子饿死了。”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安乐乡：人们摄取了太多的卡路里，我们的问题不再是吃不饱，而是吃太多。
正如喜剧演员克里斯·罗克（Chris Rock）的观察，“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穷人反而肥胖”。
这有赖于农业的进步。
自一万年前农业诞生以来，人类一直在从基因上改造动物和植物，有选择地培育那些热量最高、毒素最少、最易种植和收获的品种。玉米的野生祖先是一种只结几颗坚硬种子的草；胡萝卜的祖先看起来、吃起来都像蒲公英的根；许多野果的祖先是苦的、涩的，果肉硬得像石头。
在乔纳森·斯威夫特1726年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大人国的国王曾向格列佛介绍他们的道德准则：“如果谁有本事能让玉米结两个穗，或让只有一片叶的草料长两片叶，谁就更仁慈、更有人情味，对国家的贡献比整个国家的政客加起来还要多。”在小说创作后不久的英国农业革命中，人们确实让玉米结了更多的穗。
到1909年，化学家卡尔·博施（Carl Bosch）完善了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发现的化学反应过程，实现了用甲烷和水蒸气把空气中的氮元素变为化肥的工业生产，取代了此前大量使用鸟粪为贫化的土地施氮肥的做法。这两位化学家以27亿人的数量，成为20世纪历史上挽救了最多生命的科学家。
工业革命的成果也帮助了农业，在19世纪中叶，收获和脱粒一吨谷物要花25人一整天的时间，今天一个人开着联合收割机只要6分钟就能做到。
战争是影响人类寿命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战争一直都是各国政府的重要活动，而和平不过是从一场战争结束到下一场战争开始之间的喘息。
如今，国家之间的战争逐渐停止。历史上那些曾经全民动员、动辄死伤数百万人的全面战争已然作古。每年死于战争的人数不到20世纪80年代的1/4、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7、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1/18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0.5%。
下图是大国之间战争的统计数据：
关于暴力犯罪
在最危险的国家，其凶杀率比最安全的国家高出几百倍。
这些危险国家包括洪都拉斯（每年每10万人90.4起凶杀案）、委内瑞拉（53.7起）、萨尔瓦多（41.2起）、牙买加（39.3起）、莱索托（38起）和南非（31起）等。
而在最安全的国家，科威特（每年每10万人0.4起凶杀案）、冰岛（0.3起）或新加坡（0.2起）要低数百倍。
两个凶杀较多的地区：拉丁美洲北部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世界上一半的凶杀案发生在23个国家，这些国家约占人类全部人口的1/10，其中有1/4发生在巴西（25.2起）、哥伦比亚（25.9起）、墨西哥（12.9起）和委内瑞拉这4个国家。
在一个国家内部，大多数凶杀案集中在几个城市。例如在委内瑞拉，其首都加拉加斯，每年每10万人120起；在洪都拉斯的第二大城和工业中心圣佩德罗苏拉，每年每10万人187起。
在一个城市内部，凶杀案集中在几个社区；在社区内，他们聚集在几个街区；在街区内，许多凶杀案是由几个人实施的。平克说：“在我的家乡波士顿，70%的枪击案发生在5%的城市范围内，一半的枪击是由1%的年轻人所为。”
凶杀案件中最大的一类，是彼此并不熟悉的年轻人为争夺地盘、名誉或复仇而发生的冲突。一个拥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国家，可以将这一循环扼杀在萌芽状态。
在2014年，经过与世界卫生组织讨论， 历史犯罪学家曼努埃·艾斯纳（Manuel Eisner）提出了在30年内将全球凶杀案发案率降低50%的目标。在平克看来：这个目标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几乎有些保守了。
艾斯纳曾用一句话总结如何在30年内将凶杀率降低一半：“有效的法治，合法的执法、对受害者进行保护、迅速而公正的判决、适度的惩罚、人道的监狱为基础，对可持续地减少致命暴力可谓至关重要。”
有效、合法、迅速、公正、适度、人道等形容词，将艾斯纳的建议与受右翼政客青睐的、对犯罪绝不手软的强硬态度区别开来。尽管进行更严厉的惩罚既廉价又在情感上令人感到满足，但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经常违反法律法规的人只是把惩罚当作了罕见的意外—是的，惩罚很可怕，但这是“工作”带来的必要风险。相反，如果有效执法、违法必究，让惩罚可以预见，即使不那么严厉，不法分子也更可能在日常决策中有所顾虑。
社会学家托马斯·阿布特（Thomas Abt）和克里斯托弗·温希普（Christopher Winship）对2300多项研究进行的分析，这些研究几乎覆盖并评估了近几十年来我们尝试过的每一项政策、计划、项目、规划、干预，甚至包括一些“偏方”和“暗门”。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要减少暴力犯罪，唯一的、最有效的策略是“集中吓阻”（focused deterrence）。
首先，必须“像激光一样专注”地瞄准犯罪现象猖獗或是刚刚开始蔓延的社区，对准那些正在伺机欺负弱小或四处寻衅的个人和犯罪团伙。行动必须传达一个简单有力的信息“停止射击，我们会帮助你，继续射击，我们就把你关进监狱”。
其次，另一种经过验证、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惹是生非的人是冲动的：他们往往利用机会去偷窃或破坏财物，对他们遇到的人大发雷霆，而忽视了长期的后果。作乱者还有自恋和反社会的思维模式，比如他们觉得自己总是正确的、他们有权得到普遍的尊重、与自己看法不一致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以及其他人没有感情或权益等。
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教会犯人如何自我控制，教会他们如何识别和对抗那些妄想。对高危青少年开展心理咨询或预防计划，教给他们愤怒管理能力和社交技能。
社会进步会导致暴力减少。社会进步使得犯罪成本提高但收益降低，犯罪分子就不太愿意去做了。当汽车、房子和货物都更难盗窃，行人携带的信用卡比现金更多，黑暗的小巷有了路灯照明和视频监控，潜在的罪犯将不能为他们的盗窃欲望找到发泄的出口。
如今，消费品变得日益廉价，谁会为了一台钟表式收音机冒险闯进别人的公寓呢？
意外死亡的减少
一个名为16世纪英格兰的日常生活和致命危险” (Everyday Life and Fatal Hazard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的网站，有时也被称为都铎–达尔文奖（Tudor Darwin Awards），每月更新历史学家对验尸官报告的分析。
当时的人们，死因包括食用受污染的鲭鱼、爬窗时被卡住、被一堆煤泥块压死、被篮子上的肩带勒死、在捕猎鸬鹚时从悬崖上跌落，以及在杀猪时跌倒在杀猪刀上等。
在没有人工照明的年代，任何在天黑后冒险外出的人都面临着在水井、河流、沟渠、护城河、运河和污水坑中溺水的危险。
然而，当专家们的建议经采纳成为法律、建筑规范、检查制度和实践标准后，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下面仅仅为美国的数据：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人摔死的可能性下降了72%，因为他们受到了栏杆、标识牌、窗户护栏、扶手杆、施工护具、更安全的地板和楼梯以及安全检查等措施的保护。在剩下的可能性中，大部分死者都是体弱的老人。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消防部门的职能从单纯的灭火转变为预防火灾。现在，无处不在的洒水装置、烟雾探测器、防火门、消防通道、消防演习、灭火器、防火材料和消防安全教育吉祥物（如“斯莫基熊”和 “消防犬斯巴克” ）。
如今，更少的美国人会因溺水而死，这要归功于救生衣、救生员、游泳池周围的护栏、对游泳和救生的指导，以及对儿童潜在危险更高的警惕性，因为小孩儿甚至可能会在浴缸、马桶甚至水桶里溺水。
现在消防队接到的报警电话大约96%是心脏病发作和其他医疗紧急情况，其余大部分是小火灾。一个典型的消防员每两年只会见到一幢起火的建筑物。
固体或液体中毒的死亡率不降反升
2013年，98%的“中毒死亡”是由毒品（92%）或酒精（6%）造成的，其他的死亡几乎都是因为气体和蒸气（主要是一氧化碳）。
处方类阿片（不含非法的海洛因和芬太尼）的使用数量在2010年达到顶峰，现在可能正在下降。
政治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采取相关的对策：监测处方、鼓励使用更安全的止痛药、谴责或惩罚那些肆无忌惮地推销成瘾药物的制药公司、使纳洛酮等解毒剂更容易获得，以及用阿片类拮抗剂和认知行为疗法治疗药物成瘾者。
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减少
当气温上升或骤降时，人们可以待在有空调的室内。水坝和河堤不仅可以存蓄饮用和灌溉用水，甚至可以从一开始就防止洪水的泛滥。预警系统使人们可以在飓风登陆前撤离或避难。虽然地质学家还不能预测地震，但他们经常能够预测火山爆发，让生活在火山口附近的人有所准备。
今天最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是较贫穷的国家。2010年在海地发生的地震造成20多万人死亡，而几周后在智利发生的一次更强烈的地震仅造成500人死亡。此外，海地因飓风而丧生的公民人数是较为富裕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10倍，而两国在地理上相邻。
并不是说，每过10年，世界就会奇迹般地经历更少的地震、火山和陨石撞击，而是说一个更富裕、技术更先进的社会能够避免自然灾害造成损失，酿成人类的大悲剧。
总之，从各个方面而言，生命都变得更加安全了。在20世纪的进程中，美国人死于车祸的概率降低了96%，在人行道被撞倒的概率降低了88%，死于飞机事故的概率降低了99%，死于高空坠落的概率降低了59%，死于火灾的概率降低了92%，死于溺水的概率降低了90%，死于窒息的概率降低了92%，死于工伤的概率降低了95%。
在富裕国家，生命的安全保障甚至更高，在相对贫困的国家，生命的安全系数也会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富裕的重要性
学术圈有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院长在主持教职员工会议，此时一个精灵出现，答应院长可以从金钱、名誉或智慧三个愿望中选择一个来实现。
院长回答说：“这很简单。我是个学者，我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当然要选择智慧。”精灵一挥手，消失在一阵烟雾中。烟散了以后，大家看到院长双手捧头，陷入了沉思。
1分钟过去了，10分钟、15分钟过去了。最后，一位教授忍不住问道：“怎么样？嗯？”
院长喃喃地说：“我应该拿钱的。”
平克说：平均而言，较富裕的国家彼此之间的战争较少，较不可能因内战而分裂，其公民更加尊重“解放”或自由价值观，比如妇女平等、自由、民主和环境保护，同样不足为奇的是，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国民会变得更快乐；而令人惊讶的是，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国民会变得更聪明。
人类会因为富裕而变得更聪明吗？
人类的智商居然在不断提高？
弗林效应：人类智商（IQ）在不断增长，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人类IQ增长的速率接近每10年3个智商点数。
1984年，当哲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第一次把他观察的现象摆到心理学家们面前时，许多专家都以为这是一个错误或是玩笑。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怀疑弗林效应的真实性了。
2018年的一项分析包含了271个样本，涉及31个国家和400万人，再一次证实这个效应的存在。
人们一直认为，智商是和遗传密切相关的，身高也是这样。但人类的平均身高在过去数十年里持续增长。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至少包括：更好的营养条件和更少的疾病。
有人认为，营养变好了，会更有力促进大脑发育，因为大脑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和蛋白质；此外，生病孩子体内的免疫系统会指挥身体让它把更多的物料用于抗击疾病，而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大脑的发育。
然而，成人的弗林效应更明显，这意味着在长大成人过程中学到的经验，而不仅仅是儿童时期的生理体质，才是推高智商的主要原因。
最显然的经验莫过于教育经历。从20世纪初开始，理解式教育就逐渐成了教育中的趋势，分析性思维通常是人们在学校里学到，即便有的老师可能从来不会把这种思维单独提出来作为一堂课讲，但是只要学校的课程需要学生理解和推理，而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他们就能学到。
典型的智商题是考察人们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抽象能力、归类能力，比如“一小时和一年有什么共同点？”、“鸟之于蛋相当于树之于什么？”、“假设X国的所有东西都是用塑料做的。那么，X国的烤箱会不会也是用塑料做的？”
这些题目，对于上过学的成年人而言，简直易如反掌，而且，在学校里，他们也会经常遇到这种题，做多了，自然能得到高分，我认为这是人类IQ值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题目的人，我想，他大约不会认为X国的烤箱也是用塑料做的。
一旦他做一次，他就不会再错。
知识获取的进步
在17世纪前，读写能力只是一小部分精英人口才能享受的特权，他们的数量不到总人口的1/8，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19世纪。19世纪，全世界识字人口的比例翻了一番，20世纪，又翻了一番，至此，全世界83%的人都掌握了读写的能力。在那目不识丁的1/5人口中，绝大部分是中年人和垂暮的老人。
在中东和北非的许多国家，文盲率在超过65岁的居民中高达3/4，而同样是在这些国家，青少年和20多岁年轻人的文盲率仅为个位数。意料之中的是，世界上识字率最低的国家正是位于那些最贫穷、最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比如南苏丹（32%）、中非共和国（37%），还有阿富汗（38%）。
在1820年，世界上超过80%的人都没有上过学；等到了1900年，大多数生活在西欧和盎格鲁文化圈内的人口都享受到了基础教育带来的好处；而今天，全世界80%的人口都拥有了送孩子上学的机会。以目前的形势预测，等到21世纪中，大概只会有5个国家的国民就学率低于80%，而到了21世纪末，全世界的未接受教育率将会跌到零。
1920年，在美国14~17岁的青少年中只有28%的人能在高中上学；到1930年，这个比例几乎上升了一半，而到了2011年，80%的青少年能够从高中毕业，毕业生中有将近70%的人能够考上大学。
1940年，只有不到5%的美国人拥有本科学位；而到了2015年，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几乎达到了人口的1/3。
当前，上学时间最短的国家为塞拉利昂，只有4年，而最长的则是美国，有13年。
生活质量问题
衡量进步的一个标准是看人们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不牺牲多少时间 。
仁慈的上帝在把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伊甸园时说：“你们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种地是一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活计。
游猎也不轻省，游猎民族每天在狩猎和采集食物上花费数个小时，而且要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处理食物上（比如砸开坚硬的坚果），还有收集柴火、挑水以及其他体力活。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部落曾被称为“最早的富裕社会”，但是他们一天至少需要劳作8小时，一周工作6到7天，只为能吃上一口饱饭。
上班也好不到哪里去，1870年，西欧国家工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为66个小时，比利时工人的工作时间甚至长达72个小时，而美国工人每周需要工作62个小时。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工人们逐渐从工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这种情况在西欧国家更明显，那里的工人现在每周的工作时间38小时，而在工作热情高涨的美国，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了40小时。
平克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祖父上班都不敢请假的故事：
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的祖父还在蒙特利尔一家没有暖气的奶酪商店上班，他每天没日没夜地工作，一周工作7天，生怕因为向老板要求减少工时而被解雇。后来由于当时尚且年轻的我的父母替他提出抗议，祖父才有了零星的假日。直到劳动法得到更好地执行后，我的祖父才有了稳定的、一周工作6天的生活。
在来之不易的一天假期里，我的祖父喜欢读读意地绪语报纸，然后穿上夹克衫，打上领带，再戴一顶浅顶卷檐软呢帽，出门拜访他的姐姐或者我们一家。
家电把时间还给我们
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一项技术的存续时间足够长，它的价格就会开始趋向于（但是永远不会达到）零。”
照明技术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点：
公元前1750年，一个古巴比伦人需要干上50个小时的苦力才能换来在烧芝麻油的油灯旁阅读一小时楔形文字石板的时间。
1800年，一个英国人需要用6个小时的工作换取一小时的蜡烛燃烧时间。
1880年，你需要工作15分钟以换取一小时的煤油灯照明；
1994年，小型螺口日光灯一小时的照明成本仅相当于半秒钟的工时，照明成本降到了两个世纪前的1/43000。
现在，如果一天你离开家门的时候忘了关掉某盏灯，你可能不会像50年前的人们那样感到心疼。
拜家电和自来水所赐，人们在家务劳动中花的时间（这是人们最不喜欢的时间消耗方式）几乎减少到原先的1/4，从1900年的每周58个小时变成了2011年的每周15.5个小时。
单是洗衣服耗费的时间就从1920年的每周11.5小时降到了2014年的每周1.5小时。
平克说，我们祖母那一代人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泵水、封装食物、搅奶油、做泡菜、腌制、打扫、上蜡、刷洗、拧水、洗衣服、烘干、缝合、修补、编织、打补丁上。
现在，我们为照明、家务和食物牺牲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我们可以把时间花在美好生活的追求上：加强与爱人和朋友们的联系、体验大自然和异域文化的富饶，以及享受智慧与美学的创作成果。
电子技术让人们疏远？不！
电子技术是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无价之宝。
一个世纪前，如果哪家人举家搬迁去了另一座遥远的城市，那么基本上再也不会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或是见到他们的面。夫妻因为学习、工作或是战争分居两地，只能把收到的书信读了又读。万一新的信件来迟了，他们还会猜疑到底是因为邮差迟到，还是对方在怄气、移情别恋又或是横遭不测，从而陷入深深的绝望。
与从前相比，人们花在陪伴亲属上的时间、朋友数量的中位数还有与朋友会面的频率都没有变化，他们拥有和以前一样多的情感支持，对自己维系的友谊的数量和质量都很满意，完全不输给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同胞们。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用户和朋友的接触变得更频繁（虽然不是面对面的接触），他们认为这种电子联系改善了他们的友情。
在19世纪末，世界上不光没有因特网，就连收音机、电视、电影和音乐唱片也没有，不仅如此，大部分的家庭甚至也没有书和报纸。作为娱乐活动，男人只会去小酒馆喝酒。
作家兼编辑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 Dean · Howells），童年时代的他会在俄亥俄州自家的小屋里反复读被他父亲用来糊墙的旧报纸，以此为乐。
这种逮到一点有字东西就看的景象，估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我们比以前变得更幸福了吗？
倘若我们有丝毫的感恩之心，那么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一个生活在2015年的美国人和他或她半个世纪前的同辈相比，能够多活9年，只需要把1/3，而不是1/2的收入花在购买生活必需品上。此外，他每周还能多享受8小时的休闲时光。他可以浏览网页、用智能手机听音乐、在高清电视上点播电影、与亲朋好友视频通话，或者去餐厅吃泰国菜，而不是午餐肉炸饼。
但是，似乎我们仍然不够开心，为什么？
1973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现了一个有关幸福感的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
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 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 几乎一样高。而如果从历史上比较，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裕，国民的幸福感并不会增加。”
心理学有两种理论来解释这个悖论：
1、“享乐跑步机”（Hedonic Freadmill）理论认为：人们会逐渐习惯他们拥有的财富，就像眼睛会适应和习惯亮暗更替一样，就像人们在跑步机上适应速度一样，人的适应能力会迅速将财富变化引起的感受消除，并回到一个与遗传有关的基准线上。
2、“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的幸福感高低，由自己相对于同胞的处境好坏所决定，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作为整体变得更富裕，那就没有人会觉得更幸福。
这两种解释是不是感觉都还挺不错的？
然而，平克指出，大数据表明：伊斯特林悖论并不存在。
伊斯特林发现悖论的时候在1973年，那时还没有大数据，如今，我们对于财富和幸福的关系有了太多的证据，结果表明根本没有伊斯特林悖论：
无论在哪个国家，相对富裕的人都更幸福，不仅如此，富裕国家居民的幸福感也更高，随着时间推移，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它的国民也相应地变得更幸福。
这个新发现是数个相互独立的研究分别得出的结果，包括由安格斯·迪顿牵头的研究项目、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2016年世界幸福指数报告》。
图中标注了131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生活满意度与平均收入之比。注意所有的箭头都指向右上的对角，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国内居民的生活就越是幸福。不要忘记这是一张对数关系图，如果是在线性图里，箭头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将陡峭得多。
而越是富裕的国家，提升同等幸福感所需的额外金钱就越多。伊斯特林悖论会被提出的原因之一：在没有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年代，的确很难在高收入的区段内发现幸福感微小的提升。
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才是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幸福感能被生活中不幸的遭遇，如失业、致残永久降低，也可以被好事，如美好的婚姻、移民到幸福感更高的城市永久提高。
有证据表明：中大奖的的确确可以在长远上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人们还将变得更幸福吗？
我们可以把幸福看作一个古老生物反馈系统的产物，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变得更健康、舒适、安全、富足、社交关系稳固、为人所疼爱，那我们就会觉得更幸福。
幸福感的作用是指引我们追求与康乐有关的事物：当我们感觉不幸福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争取那些可以改善处境的资源；而当我们感觉幸福的时候，就会变得安于现状。
此外，幸福感有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年龄效应），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作为一个成年人这件事逐渐驾轻就熟，当困境和难题出现时，他们就能用累积的智慧和经验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上。
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国家都会变得更富裕。而成年人会越来越控制得了自己的生活，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究会变得更幸福。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什么？
人文主义在从1933年开始的三部宣言中，阐明了它的目标。2003年发布的《人文主义宣言III》申明：
1、关于世界的知识，是通过观察、实验和理性分析而得来的。人文主义者发现，科学，是确定这些知识的最好方法，也是解决问题和发展有利技术的最好方法。我们也认识到，思想、艺术以及内在体验的全新领域，每一样都受制于批判性智慧的分析。
2、人类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无引导的进化改变的结果。我们认为自然是自行存在的，我们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完整的，我们知道事物的本来面目和我们希望的样子是不同的……
3、伦理价值观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并经实践检验。人文主义者将价值观奠基在人类福祉之上，这一福祉受人类境况、利益和关切点的影响而成形，并延伸到全球生态系统和其他领域……
4、人生因参与人类理想奋斗而充盈。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发展、并以深刻的使命感激励我们的生活，在人类生存的欢乐和美丽、挑战和悲剧中，甚至在死亡的必然性和最终性中找到惊奇和敬畏……
5、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并在关系中发现意义。人文主义者努力实现一个相互关爱和照顾的世界，使它免于残忍暴行及其后果的影响。遇到问题，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合作解决……
6、努力造福社会，使每个人幸福最大化。我们致力于使人类摆脱生存的残酷，减少苦难，改善社会，发展全球共同体。我们寻求尽量减少环境和能力的不平等，支持自然资源和人类努力成果的公正分配，以便尽可能多的人能够享受美好生活。
与禁欲主义不同，人文伦理不会对寻求舒适、快乐和满足的人的内在价值进行评判。
人靠什么而存续
生命在茫茫物质中生存下来，有赖于某种精妙的结构，这种结构抵抗住了熵的破坏，抵御了来自有生命和无生命危险的攻击。
生命是通过欲望、情绪、愉悦、痛苦这种直白的本能来实现的，平均看来，愉悦的体验，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于我们生存和孕育后代的，而痛苦的经历，往往不利于生存。
这意味着，食物、舒适、好奇、美、刺激、爱、性和友情，都是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有利于人类存续下去的，而不是肤浅的放纵或享乐。
然而，任何一种有形实体，在暴力面前都不堪一击。我们都极容易受到暴力的伤害，如果我们都同意克制暴力，就能享受到巨大的好处。
历史上暴力事件的下降，证明这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人类内置的道德总是要求“非暴力”。施暴者可能横行一时，但被施暴集体的力量最终会占上风。最后，连最无情的反社会者都会重新回到道德的圆桌会议。
不管什么文化，最终，人们都会坚信，活着好过死亡，健康好过疾病，富足好过匮乏，自由好过胁迫，幸福好过苦难，知识好过迷信和无知。
我们探索宇宙、生命和心智的奥秘，我们会战胜那些折磨我们的力量，尤其是自身的黑暗部分。我们会活得更久、受苦更少、学到更多、变得更聪明、享受更多的小乐趣和丰富的经历。很少有人会遭遇杀害、攻击、奴役、压迫或剥削。
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痛苦和巨大的危险。但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如何减少这些痛苦和危险的想法，而且人们还在不断思考着新的想法。
尾声
看完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对人类更有信心了？
人类在本能上知道什么是好的，并永远向着自己认为好的方向发展。
至少：活着好于死亡，健康好于病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