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有位互联网大佬说，中国的用户是愿意用隐私交换便利的，引来网上一片声讨。隐私权作为人身权利的一部分，是受宪法保护的，宪法第四十条还明确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了公权力依法检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商业公司显然不在授权之列。大佬可能在实然的世界里待得太久，忘了还有个应然的世界。
不过，纵使能用键盘把一位大人物怼得不敢吱声，我们也知道这谈不上什么胜利，隐私仍然每时每刻都在泄露。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在手机和电脑上勾选了无数用户协议，这大概就是他所谓的“愿意”，但如果并没有另一个产品可选，这种“愿意”终归是虚伪的。更糟糕的是，许多越权获得的信息，转手就进入了市场，流向未知的黑暗。
因为切身，隐私问题更容易被关注，但这只不过是新科技带来的新麻烦之一。在更大的图景里，计算机科学发展一骑绝尘，而我们生活的其他部分显得没跟上节奏。乐观的人说，这就像汽车替代马车，只要等配套的东西齐备就好了，高速公路、交通法规、驾校、保险，这些一应俱全后，所有的麻烦和冲突就会消失，生活质量还能上一个台阶。更有一种技术乐观主义说，计算机技术不同于以往的科技进步，这里会存在技术奇点，跨过这个奇点后，人类会获得全新且颠覆性的力量。按这种说法，既然这次变革如此迥异，反而就有理由怀疑能否消化它，它完全可以不像汽车一样被驯服。
当然，另有一点显而易见：科技变革的社会后果并不仅仅取决于它本身的属性，更取决于发生在何种社会。
《工具还是武器》
布拉德•史密斯 卡罗尔•安•布朗 著 杨静娴 赵磊 译
中信出版社2020年2月
这本书广泛讨论了新技术引发的诸多问题，如隐私安全、网络犯罪、网络战争、社交媒体加剧观念分裂、科技重构商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问题等等。作为微软的总裁和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声言，“如果你掌握了能够改变世界的科技，那么你就有责任帮助解决你所创造的世界面临的问题。”
以数据执法为例。微软每年会收到75个国家的超过5万份搜查令和传票，要求微软配合提供IP地址、联系人列表甚至是电子邮件内容。在美国，正常流程是检察官先从法官那里申请到一份搜查令，拿着它才能要求微软配合。大部分时候还会附带一份封口令，禁止微软告诉用户你正在被调查，并且超过三分之二的封口令期限是“永久”。从微软这样的第三方获取资料，本就不应是常态，因为正常情况完全可以拿着搜查令去找当事人。事事要求保密就更不合理了，面对越来越多的搜查令和封口令，微软决定起诉，它有两点论据：一，滥用封口令让微软沉默，这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二，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人们免受非法调查和扣押的权利，在有封口令的情形下，人们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被调查，也就无从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法官并没有完全支持微软的主张。但在诉讼过程中，微软广泛征集同盟，有来自科技界、商界和新闻界的组织，还有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前官员，他们通过“法庭之友”陈述参与此案，这个声势足以促使司法部认真考虑它过去的做法。经过谈判，司法部对封口令使用作出更严格的限定，也要求检察官在从第三方调取资料前，应该先尝试寻求当事人的配合。最终微软撤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