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规虽设，犹奈“度”何

在决策的时候，慢了就叫迟疑不决，快了就叫鲁莽轻率，时机准确了才叫当机立断。在谈恋爱的时候，要求过多，忸怩作态，那么会惹烦对方，只有“识时务”的撒娇才算是优雅；如果过于讲道理，死理性，吹毛求疵，那么只会吓跑对方，大煞风情。在计划某项工作的时候，日程编排过于细致琐碎，使得计划赶不上变化；工作安排过于含糊，指标量化宽松，则使计划不能有所提领以致难以具体施行。有一种人反应灵敏，乐于“抖机灵”，但小聪明过了头，越过底线，反误了卿卿性命；有一种人反应麻木，不善表现，但坚守信念和原则，进退有度，可以笑到最后；有一类人缺乏内省，倾向于把问题缘由归咎于外因，将自己置身度外，作壁上观，也无自知之明，可以说是“拎不清”的惹人嫌；有一类人过于自省，总是把所有问题和错误都独自承担起来，默默承受一切，对自己责备求全，以为理当如此，这样容易得抑郁，导致身心俱损。再拿男女关系来说，如果女方几个月都不曾见男方一面，她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男方对关于他们俩之间的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她即会怀疑他对她的一切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了，信念既失，疑窦即生，她就很难再尽力费神地维持这段关系。不消说，关于男方如何恰当好处地处理女方的小情绪，促使嫌隙消弭，心中无所揣测，同时还能兼顾自己的所需和所虑，这也就是一个对“度”的拿捏和把握的问题。

可见，所谓的“度”，如同尺规上活动的游标，是一种灵活可变的规则。所以说，就算有了规矩，我们必然还要斟酌尺规上面的“度”，然而其中深微奥妙之处，亦非常人之所能明察体会。

从系统的角度讲，调整这个“度”，跟美联储加息、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诸如此类的操作如出一辙，这是一种负反馈调参过程。我不打算在这里讲这些专业的、技术性的“度”，我只讲与单个个体——人相关的“度”。这样的“度”是一种模糊、朦胧的界限，莫如泾渭之分明。处于局势紧绷的状态当中，时常窥测人心，揣摩舆论的风向，结合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经过一番理智与情感的交战后，设定了一个“度”，最终做出一个影响局势发展的决策。然而揆诸实际，向来没有意料当中那般妥帖、恰当、顺利。所以说，拿捏好这个“度”是有困难的。

拿捏好这个“度”是一种技术。

粤菜讲究“镬气”，即厨师在炒菜时对火候的掌控，无论是不够火候还是过了火候，起锅后的菜都已失去了期望的口感和色香，而对于食客来说，只有一种感观便是菜炒得不好吃了。厨师在把握火候这个“度”时，过犹不及，欠也不及，“过”和“欠”都导致了同一种结果：菜不好吃了。大道理如法律与流程和小道理如套路与技巧大家都懂，计划有了执行力也到位了，但为何总有人做不好，而又有人总能做得漂亮做得成功呢？其实到了这个层面，好不好、成不成的关键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这里面大部分都是灰色地带。譬如说，纪检是踩着别的干部的尸体升迁上去的，而查处的对象一般又是敢于做事的干部，其结果是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行，因为改革就是要突破常规，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违规违纪。如何区分违规违纪和改革的界限，如何敢于改革而又不翻船，就成了考量纪检干部和改革干部政治智慧的重要手段。所以说，原材料有了、灶头有了、炒菜流程也有了，此时只有火候是关键，把控这个炉火，拿捏这个“度”，恰当了就是人中龙凤，偏颇了就是老鼠打洞。

把“度”的标尺拨向左边或是右边，其中存在许多坚守和妥协。

万历首辅张居正之所以能位极人臣、权倾一时，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种样式的矛盾。人性的“阴面”和“阳面”，所有人都是有的，不独士大夫为然。处于首揆的位置上，无论他对任何一位官员进行惩处或罢免，还是奖赏或擢升，对他存有微词的人总是存在的。不妨细想，作为一名内阁首辅，对官员的处置不是褒就是贬、不是升就是降，难道还有其他的吗？那些试图弹劾他的人不过是借道德之名以谋他利罢了，讪君卖直，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张居正要把握好坚守和妥协之间的“度”——他要维持万历皇帝与满朝文武之间的平衡之势。面对大明王朝庞大又精密的官僚机器，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分停下，使之与落后的部分不至相距甚远，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约之效。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创造寻租空间。凡是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问题，所谓道德，只有在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的态势下才能拿出来讨论。若从道德的高地上俯瞰，必然看不清事实的细微精妙之处，也就不能辨析事物的内在主次矛盾之别，必将做出迂腐、荒谬、贻笑大方的决策。

在做取舍的时候，“度”决定了取多少、舍多少。

我们都知道，选择比努力重要，其后一句是：选择必然伴随着失去，选择的代价就是机会成本。“选择”是一种需要大量练习、艰苦磨练而得到的技能，这就是决策能力。决策过程包含了对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仔细对比，这是一个及其辛苦的高级认知过程，而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一场赌博。另外，“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在做决定时，要考虑周全，把握好“度”，认识可以透彻但决策不能太彻底或太绝对，否则会起反作用；碰上紧急事件时候，自己首先不能慌乱，要考虑好全局，理清主次急缓轻重，找到切入点后再放手施行，才能圆满解决。下决心之后，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初衷，坚守自己的底线，无论发生什么事，或是极悲或是极喜，只要大致的方向和原则不发生改变，底线不动摇，最后的结局都是可预料的。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古人教导我们：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在一个既有的伦理道德框架内，秉持一种核心价值观，不要担心能否成功，结果如何，只考虑应不应该去做，是否合乎天理、合乎人伦。

这个“度”的设定的根据是什么，也就决定了这个“度”是“欠”还是“过”。

当我们要设定一个恰当的“度”来处理某个问题时，一般从两个方面出发：其一，客观方面的，也即从若干个事实出发，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中探求其中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这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其二，主观方面的，也就是个人经验，经验来自实践，可以说个人经验也是客观的且理性的，经验能否在主观因素里面占据更大的份额，取决于个人的经历和思维水平，这关乎到是否“老成练达”。那么，主观因素里面剩余的份额是什么呢？就是常说的直觉。这种直觉的利弊难以界定，但却能在关键决策期间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因而可以力挽狂澜、左右局势的发展。直觉在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中精炼、升华而生，这就是圣人所推崇的“厚积薄发”。

对“度”的考量与斟酌的动力唯有源自实践。

“度”的设定过程乍看像是一门艺术，在一般人看来“玄之又玄”，但可别忘了“艺术源自生活而高于生活”，换句话说，设定“度”的依据、经验和直觉归根结底还是源自客观的实践过程，不存在生来便会做决策的人。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他们有的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实践里去。加之这样的人大都恃才傲物，眼高手低，只能算是半吊子的知识分子。接受高等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实际的工作。基于资源有限和信息有限的事实，在决策过程中要做到有的放矢，“的”就是首要目标，“矢”是针对该目标的适用的方法论和理论工具。不懂得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相当于在乱放箭，打不中目标；把箭拿在手里摆来摆去，当做古董一样啧啧称赞，沦为理论收藏家，指望不上解决问题。理论知识是实践的指南，不是考试的教条。“度”的设定，之所以看似一门艺术，那是因为不懂得学以致用；之所以不会用，那是因为实践太少了，遑论格物致知。

在做决策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理性确系一种奢侈。

经济学理论的首要前提假设便是：人是理性的。那么多用于建模与规划的方程组和公式，权衡利弊，精算得失，统统都是机械式的描画和表征，从来没有完全准确地预测出人性的宏观表现，这是因为人性的阴阳在微观层面上是“测不准”的。理性的决策素来是一场具有科学性的赌博，哪怕气运游丝于缕，也不妨赢得大满贯，博得身后名。然则，纵有一手好牌，又怎敌他晚来风急？结论和道理恰如地摊上论斤卖的小说，都是不值钱的，只因知易行难。人们决定离开这边，去往那边，就好比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围城外的人想要进来，他们在做出“出去”和“进来”的决策时，各自怀抱的“度”的分寸千差万别。熙熙攘攘，皆为利往，仿佛一群羊在篱笆边上跳进来跳进去，谁赢谁亏，孰轻孰重？纵然尺规齐备，也教人枉自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