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伟人，但各国的伟人观却不尽相同。
以英国为例，在古老而宏伟的西敏寺大教堂里，不但安葬着死去的君王，而且安葬着哲学家、科学家、诗人、作家，如乔叟、莎士比亚、雪莱、拜伦、狄更斯、牛顿 等人，或为他们竖立雕像，将他们的名字铭刻于碑石。甚至连18世纪的著名女演员奥尔斐尔德，也被安葬在这神圣的殿堂。伏尔泰说，走进西敏寺的人“所瞻仰赞 叹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所建立的纪念碑；您在那里看到了他们的雕像，犹如人们在雅典看到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的塑像 一般”《哲学通信·第二十三封信》。在他看来，那些为国增光的思想家、科学家、诗人、作家比君王伟大，比君王更受人尊敬。西敏寺的奇观，在咱中国是绝对看 不到的。中国帝王无论明君昏主，只要不是亡国之君，陵寝规模无不出奇的宏大，占地几平方或几十平方公里，并且设为禁区，只有那些皇亲国戚或为帝王打江山立 下殊勋的文臣武将，才有在陵园中占一席地的资格。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诗人、作家，均不准许与帝王安葬一地，并且坟墓大多占地狭小，构造简陋， 有的墓冢甚至与寻常百姓的坟茔相似。西敏寺中的墓群和中国的丧葬等级，虽然反映的只是死者的哀荣，却也可以从中看出东西方统治者和民众伟人观的差异。
在中国古代，“伟人”只是与帝王划等号的，即使像管仲、诸葛亮这样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由于没干上皇帝，也不够伟人的资格。伟大如孔子者，在他活着时， 也是坎坷多难，未被统治者当回事，而是死后数百年，其学说被皇帝作为统一人民思想的工具，才成为“圣人”。至于像李耳、庄周那样的思想家，以及历代的诗 人、文学家、学者、科学家更不可能被视为伟人。这种伟人观，或曰衡量伟人的标准，一直沿袭至今。而今，人们会称李白是伟大的诗人，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但 那只是指他们的诗歌和文学方面的成就伟大，谁如果说他们是伟人，就会有人不赞同，若说他们和李世民、赵匡胤一样伟大，甚至比后者还要伟大，就会遭到质疑或 驳斥——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所谓“伟人”，乃是指嬴政、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者流，以及现当代的革命领袖。李白半生浪迹江湖，穷困潦倒而死；苏轼仕途坎 坷，屡遭厄难，官职最高时也只是个部级干部（兵部尚书），他们岂能与功高盖世，权倾天下的皇帝相比？至于为人类文明做出伟大贡献，并被中华民族引为自豪有 “四大发明”中的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者蔡伦、毕升，以及张衡、祖冲之、张仲景、华陀、李时珍等伟大的科学家，从古至今，也未被国民以伟人视之，而当代的年 轻人知其名者也越来越少，谁若说他们是伟人，十有八九会被人当作笑话来听。
这种一元化的伟人观，或曰伟人标准的形成，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有关，与恒久不变的官本位社会有关。以这种伟人观来衡量，几千年之中国，只剩下一 帮政治家，准确地说，只剩下一帮位尊九五，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皇帝和准皇帝。至于这些人在夺取皇权的过程中搞过多少阴谋诡计、屠杀了多少民众，以及执政 期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如何深重的灾难，则往往忽略不计，而今铺天盖地的歌颂帝王的书籍和充斥银屏的歌颂帝王的影视剧，可以为证。只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或作 家，仍在他们的著作中评说这些“伟人”的功过。
何谓“伟人”？我以为，凡推动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使人类的生存状态得以改善，或能够以自己的思想启人心智，使人脱离蒙昧，使人性向着美与善改变的人，皆为伟人。 英 国西敏寺内所安葬或立碑纪念的人物，恐怕便是以此标准选入的。早在18世纪，伏尔泰就对伟人下过定义，他在《哲学通信·第十二封信》中说，在一次著名的集 会上，有人喋喋不休地争论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凯撒、亚历山大、铁木真、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有人回答说，一定是牛顿。于是他做出这样 的评判：“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位十个世纪以来的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至于那 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 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伏尔泰把政治家说成哪个世纪也不短少的大名鼎鼎的坏蛋，未免偏激，政治家如华盛顿、林肯者，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伟人，而且并非哪个世纪都有。但他的话是对那 些靠强权和暴力奴役人民、使人类文明遭到严重破坏、使社会严重倒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所谓“伟人”的否定，此言甚合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