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离线的时代，我们以自恋的方式与世界建立关系，如今自拍已是一种自然，在剧场化的生活风格中，让真实自我与幻想自我的界线逐渐模糊。
2014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主持人Ellen的手机前镜头集结群星，打造出史上最知名的自拍照之一。
「这是自我展演，你一方面了解自己，同时也变得脆弱。」──英国数码传播学者玛丽安.哈迪(Mariann Hardey)
想像一百年后人类的博物馆里，肯定会收藏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一种普遍出现在全球各地的身体姿态──伸长手、把手机举高至眼睛上方约莫四十五度角处，根据光源进行微调，然后摆弄某种制式表情与姿态。如果是女生，会睁大眼睛、扬起眉毛、歪头微笑、噘嘴或抿唇;换作是男生，则故作阳刚冷酷、或展现绅士温柔。待一切就绪，单手按下快门。
这系列动作尚未结束，还须立刻端详屏幕，检视照片(用手指放大细节、来回琢磨)。接着打开滤镜与修图软件，对面容、身形与肤色进行各种加工，直到满意之后，即时上传社群网络，同时打卡注记、加上hashtag，这才告一段落(但若有人按赞回应，那可能又是另一组连续强迫行为的开始)。
未来博物馆的收藏解说，会写着这叫「自拍」(selfie)，在2013年正式被纳入牛津大词典。2018年的《Wired》杂志则说：「自拍是透过网络、把我们和不同物理时空连结起来的一种方式。」
用自恋连结世界
若想进一步回顾人类自拍的历史，其实更早仍要溯及照相机发明的十九世纪中期。当时巴黎街头已有摄影师架起笨重相机，来来回回调整后慎重对着自己拍下珍贵照片。就像当时画家不再只是描绘神圣的上帝形象，反倒开始提笔描绘自身真切的肖像。这是文明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尝试高举旗帜的革命性时刻。
自拍於是展现了它激进的意义原型，似乎是颇为正面，关乎一个现代人，渴望从僵固的既定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自我实现的进化慾望。
如此前进至另一个「自拍前史」的运动高点──1970年代中期，当时连普普艺术大师安迪沃荷(Andy Warhol)都开始实验性地以自拍来创作。这相当程度要归功於科技物件发明的突飞猛进，日益满足自拍的硬件需求。
比1979年SONY发布个人随身听(Walkman)更早──视觉带动「新自我」主张的速度，总是比听觉和其他感官来得快且剧烈，1972年宝丽莱(Polaroid)推出SX-70随身相机，能即时成像、自动吐片，超过六百万台的全球销量缔造了历史。《Life》杂志因此以「魔法相机」(Magic Camera)来称呼它。
「魔法相机」的概念持续发酵。来到21世纪，在数码相机、智能型手机(尤其是备有前置镜头的iPhone4)接连问世，以及社群网络(尤其是Instagram与Facebook)的加乘效果后，终於造就「自拍时代」的全面降临。如今自拍早已不是一时风行的流行现象，更透过细致的身体内化，习惯性地融入年轻世代的日常生活中。
任教於麻省理工学院、知名的科技与心理学家雪莉.透克(Sherry Turkle)，於巨着《在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中，便指出人们在「永不下线」的新时代，拥有一种「拴上连结的自我」(a tethered self)。这里头存有一个深刻的吊诡性──个人主义「培育自我的文化，引诱自我以自恋的方式与世界建立关系」。
根据统计，在2010年iPhone4诞生前，英美青少年上传至网络的所有照片中，已有近八成是自拍。而在接下来短短两三年，也就是连严肃拘谨的牛津词典都正式收录「selfie」的同时，上述比例数字更是急速飙高超过九成。
也就是说，自拍逐渐变得无须刻意为之了，大家也早已见怪不怪。好比吃饭拿起餐具根本就反射行为，如今自拍便是种「自然」拍摄，一种自恋作态与积极社交的行为混合体，彷佛成了应对百无聊赖疏离生活的必要「小确幸」。
(图说)安迪沃荷1970年代时就习惯随身携带拍立得，也因而创造一些充满实验意味的自拍肖像。
讽刺美丽强迫症
於此同时，从人气「网美」到爆棚「网红」，从基本自拍到进阶自拍──使用各种辅具，包括简易自拍棒甚或高阶空拍机，自拍文化既与社群网络紧密连动，自拍技巧与艺术般的创意构图的持续翻新，当然就和人气指数的不断飙高，互为因果。
比如在空拍机开始量产进入大众消费市场之前，澳洲旅游局便曾推出「史上最强五十亿画素自拍服务：GIGA Selfie」。让观光客可以在特定景点，透过手机下载App进行人体定位，然后从远端遥控超高分辨率相机完成自拍，再自动透过电子邮件传送照片给你。由此自拍出的相片就不只拍到自身，还能连同人物周遭广袤壮观的景色都一并摄入。
所谓的自拍商机，至此风起云涌而来。首先是美容产业、彩妆和运动品牌，林林总总涉及「为呈现更美好自拍样貌而生」的身体塑型消费，在2010年代中期屡创市场佳绩。其次是推陈出新的拍照、修图与滤镜APP，不仅展现分众化、剧场化的各式生活风格，也模糊甚至重塑了真实vs.虚拟或想像身体的界线。 英国艺术家赛门.佛克索(Simon Foxall)曾如此一语道破：「自拍让真实自我以及幻想自我的界线变得模糊，从此人就在这两种自我之间剧烈摆荡。」
由此，临床精神病学所谓的「丑形恐惧」或「美丽强迫症」(Body Dysmorphic Disorder)，在自拍文化的推波助澜下，似乎变本加厉了。近期的美国医学研究期刊，已证明这个讽刺趋向。相机滤镜与修图软件带来了多少美化的愉悦，其实也就意味着，催促出多少丑感的焦虑。
以前人们会拿着明星的照片去请求整形(至少还清楚意识到那只是种完美的想像参考)，如今却反倒指着手机里经过修图的自拍，要医生为他们量身客制──「这就是我，应该拥有这个样子的我」。
自我迷恋和自我恐惧，从此更加一体两面、相生相克，竟成了自拍时代人们最矛盾却又无法自拔的沉醉心态。
自拍赋权的可能
愈来愈常见的「自拍成瘾(或强迫)」(selfitis)、搭配着相关的另一种焦虑意识──「手机不在恐惧症」(Nomophobia)，不仅改变人们的身体意识与自我感觉，也广泛影响生活场景的氛围和品质。
一方面，各种第三空间(意指居住与工作空间以外的休闲或学习性公共空间)因为自拍打卡而变得更加「视觉中心导向」。比如一家老餐厅即便食物美味，现若不能在自拍需求上给予装潢设计的跟进满足，它就可能无法维系人气。同理，一家安静书店为了吸引顾客，也不得不让自拍客任性入内，恣意嘈杂地攫取影像。
另方面，可能更令人担心的，则关乎隐私与人权议题。许多商业公司和社群媒体，会利用各类手法鼓励民众自拍上传，藉以「钓鱼」收集个资及其消费数据。而国家机器，从民主美国到极权中国，也或暗或明地藉由自拍识别系统，钜细靡遗在终端屏幕彼端，操演着欧威尔小说《1984》里「老大哥一直看着你」的监控。
不过话说回来，广泛的自拍文化始终仍保有赋权(empowerment)的一些可能。尤其是对弱势女性、有色人种、同志社群、移民移工、流离难民而言，自拍既有助於身处边缘的个体，想像并重建自信形象，也能据此连结他们彼此，拉近被主流论述权力分化的距离感。在艺术评论家艾丽西亚.埃勒(Alicia Eler)所着《自拍世代》(The Selfie Generation)一书中，便举出很多实例说明：透过分享自拍所形成的数码新社群，如何协助底层同伴开展新的社运动员、突破既定物理性与心理性的疆界限制。
更遑论，近年有愈来愈多艺术家，不约而同都以自拍作为主题或形式，既是对自拍这个当代人类重要行为的直接引用、也是一种「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自拍vs.反自拍对话辨证。这些创作努力，都有助於突破看待自拍文化的狭隘二元对立观点。
毕竟，每一位自拍者，日夜摆荡在自信与自怜的冲突动态中。而关於自拍美妙或脆弱的诠释，一百年后的人类博物馆，这才刚开始收集各种矛盾的经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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