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宪制》文稿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大国宪制》,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先生。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这是一本被市场、被读者低估的书。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我们因为习以为常,而忽略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过去都在潜意识里认为,“中国”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讨论。但是,只要稍微观察一下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区域,就会发现,单一文化区并不可以天然地孕育出国家,比如印度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还有古希腊文化区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这是这本书第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它让我们能跳出原先的历史认知和格局,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国家和历史。

这本书得到很高评价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完全是就“中国”论“中国”,也就是只考虑、讨论和分析古代中国的真实场景和问题,而不是用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解构中国。

过去我们熟悉的很多历史和政治名词,比如“封建主义”“民主”“专制”等,都是西方历史观念下的产物,对西方自身的历史而言,这种分析和研究是精确和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但是,中国和西方毕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如果完全用西方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来讲述中国历史,就会出现偏误。比如,西方的研究者习惯认为,“皇帝”或者“国王”是代表某一个阶层的统治者,因此,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很注重皇帝的出身。但很少有西方人能理解,皇帝对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而言,不单单是一个统治者,还是一个承担非常重要社会职责的公共角色。所以,就“中国”论“中国”,我们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

正是在这两个价值之下,我们才能通过这本书理解一个核心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不是“自古以来”“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最终构建成功的。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大国宪制”。这里的“大国”,指的就是中国,这里的宪制,说的不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而是建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包括在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经济等等各个方面的制度设计。

接下来,我就通过三个部分,来讲述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作为一个“文化区”的中国,为什么会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看,在“构建”和“保持”国家的问题上,中国面临过哪些宪制难题,我们的老祖先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第三部分,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宪制”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以及这对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提供了怎样的认知和视角。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

很多时候,我们读历史都有一个障碍,就是我们身为中国人看中国历史,就像站在院墙内看墙内的景色,看什么你都会觉得很自然,但只有当你对比墙外景色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墙内的景色有多么特别。有可能方圆百里,就这么一个院墙,剩下都是荒山。有关中国政治统一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中国至少在周朝的时候,就形成了成熟的“华夏文化圈”,然后过了几百年,秦朝才完成了“华夏文化圈”的政治统一。今天我们再回看这段历史,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圈并不少,但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并不多。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古希腊”就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由无数个城邦组成的地理文化区。同样,罗马帝国在兴盛的时期,虽然有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文化圈,所以罗马的最高宗教场所才叫“万神殿”,里面供着许多神,这些神并不是一个体系,而是分属于各种文化。而等到基督教将欧洲文化统一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崩溃了,虽然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尝试统一的人物,比如查理曼大帝和拿破仑,但是都不成功。所以,中国在很早的时候能实现政治统一,是一件值得详细说一说的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有一个很广泛的解释,就是说中国的地理环境,比较容易实现政治统一。而和中国差不多大的欧洲,就因为地理条件破碎,这一座山,那一条河,实现政治统一非常困难,而更利于地方自治。这个说法,听上去有道理,中国北有草原,东、南有大海,西南是青藏高原,西北是沙漠,内部空间封闭,可不是利于统一吗?但这只是表面上,如果你细致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地理环境,不仅不比欧洲好,还可能更恶劣。

比如,欧洲最大最高的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而在中国境内,像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祁连山等山脉不知道比阿尔卑斯山高多少,太行山、巫山、五台山,也都跟阿尔卑斯山差不多。论河流的话,中国的长江、黄河都是世界排名长度前五的河流,而欧洲的第一长河伏尔加河和第二长河多瑙河,在世界上都排不进前十。所以,中国地理环境比欧洲地理环境更容易统一的说法,不成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得以在较早的时期就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实体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草原,第二是黄河。我们先来说草原,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在长城以北的地区,因为降水量不足,无法进行农业耕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只好采用游牧的方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有个特点,不仅单一低效,而且极不稳定。马、牛、羊从出生到成熟的过程,远比水稻、麦子要复杂和漫长,同时草原上气候恶劣,一场瘟疫或暴风雪就能造成大规模的牛羊死亡,所以,草原的生活是极其困难的。物资不够怎么办,只有抢,而被抢的就是中原的农耕区。

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比如匈奴、突厥、蒙古等等。这种军事压力,异常的强大,在战国时期,赵国就曾经在一次战役中面对十几万匈奴骑兵,而在汉朝初年的时候,刘邦更是曾经被40万匈奴骑兵围困在白登山上。面对这样的军事压力,中华文明想要生存,就必然要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治体才行,否则靠一两个诸侯国,是抵挡不住草原骑兵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也正是匈奴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时期。

第二个原因是黄河。在习惯上,我们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但是,这个“母亲”的脾气不是很好。黄河虽然是世界第五长河,但是它的含沙量是世界第一,高达40%左右,而含沙量高就会严重影响下游河道,容易引起决堤,甚至改道之类的水灾。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两千多年中,黄河引发的水患高达1600多次,其中26次改道。每一次水灾都有会造成几万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受灾。所以,治理黄河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难题。同样,面对这么大一条河流,小诸侯国是没有能力治理的,所以也必须依赖强大的政治实体的力量。这也是促使中国形成统一政治体的主要原因。

你看,虽然草原和黄河这两大原因,都是地理因素,但是,这种地理因素可不是地理决定论。不是说北方有草原,中原有黄河,就是促成中国政治统一的原因,这个原因,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最开始生活在中国的人,不会觉得北方有什么麻烦,因为草原上也没几个人,也不会觉得,黄河很可怕,因为人少的时候,土地有的是,水灾来了也好躲,实在不行,我离远一点。这个问题不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而是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断升级的结果。

第二部分

现在,我们虽然知道了促成中国政治统一的两大原因,但是,有原因不一定有结果。欧洲虽然不用面对频繁的水灾,但是在面对游牧文明入侵的问题上,和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欧洲仍然无法完成统一?所以,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在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进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有哪些困难,中国又是如何解决的?

一个国家,想要成立并长久地持续下去,不是解决一两个大问题就可以了,而必须解决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比如,印度之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构建起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无法确保自己的军事安全,在几千年中印度不断地遭到北方的入侵。而罗马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确保政治稳定,从诞生之初,一直到它灭亡,罗马政治体制换了很多次,这就造成了其内部政治极不稳定,以至于权臣辈出,国家分裂,甚至出现过“四帝共治”的局面。所以,每一个国家都要面临不同的“宪制”问题。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在国家建构中,究竟遇到了哪些具体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首先说明一点,这是一本全面讨论传统中国宪制问题的书,所以书中涉及的领域非常多,作者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家庭伦理、军事安全、行政区划、度量衡、经济模式、语言文字、科举制、皇帝等十多个宪制问题。其中有一些,比如家庭伦理、经济模式、科举制和皇帝,它们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作用,大家都比较熟了,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如果你有兴趣,建议你看看原书。这里,我重点说说其中的四个问题,军事安全、行政区划、度量衡和语言文字。

先来说军事,刚才说到,在军事上,传统中国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文明。而在和游牧文明长期对抗的过程中,中原地区一步步完成了政治统一。也就是说,对于传统中国来说,一开始并不是先有政治统一,再进行军事构建,而是在北方的军事压力下,中原先有军事构建的需求,然后在军事构建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政治统一。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是军事塑造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塑造了军事。至少,从西周的政治分裂,到秦朝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是这样的。

同时,军事对国家的影响和塑造还不仅仅在于政治层面,中原和草原之间的军事对抗,并不是一两场战役就能结束的,而是长达几千年的对抗过程。所以对于中原来说,想要保证国家安全,就必须维持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而维持常备军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财力,没有财政支持,军队根本维持不下去。比如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财政匮乏,崇祯皇帝居然穷到向大臣伸手要钱。因此,早在春秋时期,国家就开始向民间直接征税。到了汉朝,汉武帝将盐、酒等贸易划归国营,由此又增加了一部分国家收入,此后的各个王朝都延续了这些经济政策。也就是在这种规模的财政收入基础上,才能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

除了军队之外,长城对于传统中国的塑造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过去,很多人都对长城有一个误解,认为长城是一个没有实际作用的政治象征,是统治者好大喜功的杰作。甚至很多专业的历史学家也持这种观点,比如美国的沃尔德隆、日本的杉山正明。因为,虽然修建长城的目的是抵御游牧文明,但它似乎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这里其实有一个误区,无论长城多么雄伟壮阔,在实际的军事活动中,它仅仅是一个工具,就跟城墙一样,不是说城墙被敌人攻破了,城墙就没用。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长城不仅仅是一道墙,起到阻隔的作用,它还有很多非常具体而实际的作用。最基础的作用,就是被称为“烽火狼烟”的军事预警系统,这种办法在今天看起来很土,但在现代通讯技术发明之前,这是世界上最高效的信息传递方式。

同时,长城宽阔的城墙,可以说是当时的高速公路,军队无需翻山越岭,而是直接在平坦开阔的城墙上行军,一路追踪狼烟,直接抵达事发地点。更重要的是,长城一旦建成,中原的边界就永久固定下来了。游牧文明虽然可以入侵长城,但是却无法占领长城,更无法控制长城内的土地,如果想控制长城和占据中原的土地,他们就必须放弃草原的生活方式,而进行中原化的改变。甚至在大多数时候,游牧文明都不能在长城附近活动,因为对他们来说,长城是一个固定的军事威胁,随时都有可能从关隘里冲出一支中原的军队。所以说,长城对传统中国的塑造和构建有很着重要的作用。

说完了军事,我再来说说内部的行政区划。如果你把中国地图和美国地图放在一起对比,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美国州一级的行政区划都是规规整整,横平竖直的,但是中国省一级的行政区划,都是犬牙交错,很不整齐的。不仅不整齐,有些省的地理划分还很奇怪。比如在地理上,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和四川、重庆是一体的,汉中和重庆可以作为四川的军事屏障,历史上它们曾经也属于一个行政区域,就是益州,但是,后来汉中就被有意地划到陕西。再比如河南省并不完全在黄河以南,而是横跨黄河。同样山东省也横跨黄河南北,而江苏省和安徽省则是横跨长江。

显然,这样的设计增加了行政的成本,难道说古人都头脑发热了。要知道,划分行政区划从来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有意作出这样犬牙交错的设计,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简单的,横平竖直地划分?

原因很简单,中国太大了,在信息和交通都不方便的条件下,国家越大,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就越难。因此,中央政府就要尽可能降低地方独立的可能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川,如果将汉中划归巴蜀,天府之国要自立为王就容易得多,历史上就有“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说法。于是,把汉中划归陕西,事实上形成了对四川的钳制,可保一方平安。这可以看作是传统中国,在行政区划方面的“宪制”思路。

说完行政区划,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领域,就是统一“度量衡”。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很重要,但你能说得上来,它为什么很重要吗?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如果度量衡不统一,一个国家的建设根本无从谈起。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古代并没有现代社会那么发达的金融体系,没有信用货币,只有价值货币。比如,秦汉时期的货币,都是由相应价值的铜铸成的,所以秦朝的铸币叫“秦半两”,汉武帝时期的铸币叫“五铢钱”,“两”和“铢”都是重量单位。一枚“秦半两”的价值和半两铜相当。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度量衡就不单单是计算问题了,如果度量衡不统一,货币体系根本无法建立,国家的经济就会产生混乱。另外,如果不统一货币,秦朝的官僚体制都没法建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不统一货币,官员的俸禄都没法发放,更何况在官僚体制的基础上,再去推行国家的税收和管理。因此可以说,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国家运行就无从谈起了。

而除了度量衡之外,还有一个领域的统一也十分重要,就是语言和文字。我们都知道,在先秦时期,不仅度量衡不统一,连文字也不统一。这其实说明了一个现象,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拼音文字会不断地演变,中国的方块字也会不断地演变。所以,在历史上,不仅秦始皇对文字进行过统一,历朝历代都在做文字的统一工作,具体方式就是编订字典。比如,汉代有《说文解字》,晋代有《字林》,宋代有《类篇》,明代有《字汇》,清代有《康熙字典》等等。

为什么要这么不遗余力地统一文字?这里要说的不是文字的文学价值,而是另外两个原因。第一,文字不统一,国家行政体系就没有办法运行,皇帝和官员之间都无法交流,还怎么治理国家。第二,如果任由文字变化,就会加重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信息壁垒,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重大的文化分裂,国家也会因此分裂。所以,在过去几千年中,无论地方语音如何变化,文字始终是统一的。

那为什么不干脆把语音也统一了呢?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在古代,使用文字的毕竟是少数人,大约只有总人口的5%,好控制,但话是所有人都要说的,根本控制不过来,却又不能任由语言随意演化。所以古代中国政府退而求其次,通过各种办法,来统一官僚体系内部的语言发音,最终形成了“官话”。

“官话”,第一是为了让官僚体系内部信息交流通畅;第二,是给全社会树立一个标杆,你要在家种田,不会官话,没关系,但如果你想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社会精英,进入行政系统,就一定要掌握官话。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问题,文字的统一和官话的推广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和思想统一的基础。所以,这也是“大国宪制”的关键部分。

以上就是书中详细分析的几个中国的宪制难题与解决办法。你看,历史上,无论是军事安全、行政区划还是度量衡和语言文字,在国家构建的过程中,都有我们过去想象不到的技术困难和实际意义,这些都是“大国宪制”的历史使命。在前面两个部分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有中国”,包括中国所遇到的外部挑战,构成一个国家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和中国自身的解决办法。而在知道了这些内容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这本书的根本问题,就是“宪制”上。第三部分,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宪制”的根本含义,以及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这是一本被严重低估的书,这本书被低估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大国宪制”这四个字上。大国当然指的是中国,但是宪制是什么意思?是在说政治吗?还是在说宪法?这两个话题似乎有点冷僻。那能不能给这本书换个名字呢?还真不行,因为这本书的灵魂就在于“宪制”这两个字。

“宪制”是一个外来词,英文是 Constitution。同时,中文里的“宪法”一词,对应的英文也是 Constitution。不过,宪制和宪法的英文词源虽然相同,但这两个词的意思却完全不同。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这个词,是在美国独立之后才出现的,是指一个国家能写出来的,关于文化、思想、政治、军事的总条款,比如《美国宪法》。

但“宪制”不是指任何确定的条款,而是在说怎么用一系列制度、观念、习惯、道德、文化去构造,去建成一个国家。这些东西的总和,叫做宪制。比如,我们在第二部分中说到的,全部都属于宪制,却不一定能写进宪法。听完了前面的内容,相信你应该能分辨出来,签订《美国宪法》的制宪会议,只是美国国家构建的一个环节而已,而“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甚至“五月花号”都是美国宪制的一部分,是美国国家构成的关键环节。

宪法和宪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宪法记录的是一个静态的条款,是一种已经确定的事实,如果签订一个“宪法”,美国就能成立,那还用得着打独立战争吗?而宪制的重点,不在于那些已经确定的结果,而在于在这一结果出现之前,我们遇到的问题,找到的方法和付出的努力,也就是我们前两个部分中说到的那些内容。一句话,要了解美国,看《美国宪法》是没用的,必须回顾美国的“宪制”过程。同样的,了解中国也是一样。

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其实并不是,它涉及到一个如何理解历史的角度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就说到,这本书有两个价值,第一是提出和解答了一个被我们大多数人忽略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中国?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还有一个价值,就是作者并没有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描述中国,而是回到中国历史独有的场景中去,就“中国”论“中国”。为什么不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看中国的历史价值呢?这是因为欧洲的历史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

比如,西方的历史研究法把欧洲的希腊、罗马时期定义为“奴隶社会”,希腊、罗马崩溃之后,欧洲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之后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关于西方历史的“三段论”。而把这三段论运用在中国历史上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尴尬的局面。按照这个说法,中国应该跟西方一样,最早的社会是奴隶社会,于是夏、商、周都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终结之后,就应该是封建社会,于是秦朝以后、民国之前的历史,就成了封建时期。尴尬的是,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时代,说的是公元8世纪到15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分为几百上千个诸侯国,没有实质上统一的国家。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方法,中国诸侯国林立的封建时期,主要是在周代,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的“封建时代”就结束了,这就是欧洲的历史研究法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典型例子。而我们之所以直到今天还习惯称1911年之前的中国为封建社会,就是用西方历史研究套用中国历史场景的结果。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传统中国“公民”问题的讨论。所谓“公民”,就是一个人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资格或身份。一旦具有了这种“公民”身份就等于同这个共同体有了一定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例如,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接受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没有公民这么一个概念的,除了政治精英之外,一般的农民和商人似乎没有政治权利,而仅仅是“接受者”和“追随者”,于是,这成了很多人诟病中国政治的主要理由之一。但就像马克思·韦伯指出的那样,不仅传统中国社会没有“公民”,在近代以前,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和其他除了欧洲之外的社会都没有“公民”。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公民”是常态,有“公民”反而是非常态。

那能不能更进一步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传统欧洲社会会有“公民”这一概念?这本书的作者苏力老师认为,简单来说就是,平民和政府之间缺乏沟通渠道,因此为了确保平民有意愿和权利参与政治,欧洲社会只能从法律上强制规定每个“公民”都对国家有一定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但在传统中国,政府和平民的沟通,是通过科举制来实现的,大部分通过科举制进入官僚系统的精英,不仅是平民出身,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具有平民性质的大家族。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不需要在法律上专门定义一个所谓的“公民”,以实现政府与民间的交互与沟通。

你看,这本书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宪法和宪制的区别,也不仅仅是“为什么会有中国”的回答,而是让我们意识到了,过去我们在谈论历史的时候,总是带着现代人的傲慢和西方定义的视角,而忽略了真实的历史场景。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部分内容。

总结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讲述的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过,这本《大国宪制》是一本被低估了的书,而通过刚才的叙述,你大概能理解为什么会这么说。这本《大国宪制》表面上看,讨论的问题都很具体,甚至很细微,从军事到行政再到皇帝,还有科举、文化、宗法、封建等等。但实际上,这本书给了我们两个重新理解中国的视角。

第一就是在说,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把那么多散碎的个人,细碎的社会、组织,拼接在一起,完成一个统一大国的构造,而且这个构造还非常强韧,可以穿越几千年的时光,才造就了今天这个大国。第二,就是这本书为我们评价中国文化的那些因素,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标准,不用西方的那些坐标系,而是用我们自己的历史坐标。

通过这两个全新的视角,我们就能知道,中国这个国家在构建过程中的底层逻辑,然后重新理解和看待中国的历史。只有把这个过程梳理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中国今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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