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奋斗才是人生的常态
在山东省西北部的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大多数村民们住的是每套280平方米的欧式联排别墅。住宅区里面有花园，有池塘，有灰白色的水泥路面，还有斑驳的梧桐树。房子的质量很好，连户型都与北京的流行步调保持一致，有五个卧室、一个客厅、两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和一个阳台。
不过，村民们的生活方式显得与整个住宅区不大搭调。秋天的一连几个晌午，都有些女 人蹲在别墅门口，用自制的铝皮炉子烧开水。水还没响动呢，炉子先咕嘟咕嘟地冒起了黑烟。她们用的燃料是玉米芯。村民们把玉米秸杆堆在联排别墅的窗外。他们 在门前的小花圃里栽种大葱和白菜，在客厅里劈木柴，在西式石雕旁边儿，吐一地的瓜子皮。
类似的情景俯拾皆是。即使是对村民们的生活方式充满理解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实他们不太衬这样的房子。
造就这一对比鲜明的景象的人，是被他们称为“老板”的梁希森，正是这位49岁的本村富豪，免费给村民们建造了136套花园洋房。村民们隐隐约约地知道，“老板”对他们的一些“落后”做法并不欣赏；而对于“老板”的大计划，他们则一无所知。
豪宅的外壳 农民的生活
梁希森认识大约200个字。在《新财富》推出的2004年大陆富豪榜上，他名列第 376位，资产2.7亿。其实，早在他1995年成立希森集团时，注册资金就已经有了这么多。2002年，当他因在北京接手“全国最大的烂尾盘”玫瑰园， 而快速地攫取了更为巨额的财产，乘坐奔驰轿车回到梁锥村时，感到兑现诺言的时机已经到了。
1981年，梁希森还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毛巾厂，盖起了一幢2层的办公楼。当时他就对同村的人说，“等以后，我给你们都盖上楼房。”那时，中国特色的财富路径刚刚开辟，后来的转型期再分配造就的惊人财富还没有多少人敢于想象，村民们没能对梁希森的话做出任何反应。
到21年后，梁希森召开村民大会，宣布新村搬迁办法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多年以来，梁希森的发家史令村民们感到匪夷所思，尽管同村同族，他还是被抽象化、概念化甚至神圣化了——在村里，“老板”成了梁希森的专有名词，前面不必加上姓氏。
“为什么说‘老板’是大人物呢？”村民尚景天说，“他那个魄力跟别人不一样。”
在梁希森的搬迁办法里，村民们以联排别墅的居住面积280平方米，减去自己家中老 房子的面积，按照每平方米面积100元的价格，与希森集团结算差额，多退少补。农民们可以尽量多地计算自己的老房子的面积，仓库、粮囤甚至鸡窝，都可以计 算在内。最终，大多数村民都免费住进了新村。为此，梁希森埋单4200万元。
在土地方面，梁希森也不占农民的便宜。梁锥村原来的平房全部推掉后，空出来的 480亩宅基地的一部分，加上一些耕地，用来建造了500亩的现代化养牛场。每亩地折合6万元，总额3000万元，入股鲁西牛业公司，股份归出地的农民所 有。也就是说，鲁西牛业公司的四分之一股份属于梁锥村的村民。
最终，回笼到希森集团的资金只有不到30万，平均每户村民只拿了不到3000元。以此代价，村民们把旧平房换成了新别墅，享受到了自来水、自动供暖。另外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到鲁西牛业公司上班，每月拿400—900元的薪水，享受过节福利和养老保险。
不过，住进新村之后，农民们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若有所失。首先，他们的耕地减少 了；其次，余下的耕地也会在两年后被整合成机械化生产的大田，采用美国最新型的喷灌和机械化技术进行种植，即使留在农田里，他们也将成为农业工人。这在经 济上倒没什么——他们深知“种地永远发不了财”——但是在生活方面的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
他们发现，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耕作、辛苦但是逍遥的日子，再也没有了。庭院经济，再也没有了。在院子里种一棵遐迩闻名的乐陵金丝小枣树，秋天用竹竿打落红枣的乐趣，也只能在记忆里渐渐模糊。
在这个鲁西平原上的小村庄里，传统的农耕文明的烙印还从来没有褪色过。现在，属于农业的价值观，占有土地的安全感，按照农历节气生息的习惯，都开始变化了。
与过去不同的是，年轻男子越来越少地在白天出现在梁锥新村里。他们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去鲁西牛业上班。在周围的别的村子里，悠闲生活的迹象依旧明显，有人在黄土路边打扑克，有人下棋。可是在梁锥，除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你能看到的运动着的东西，只有秋天的树影。
不过，“落后”的生活方式依然在这片豪宅间隐约浮现。女人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用搓衣板洗衣裳；村里唯一的商店开在一幢别墅的客厅里，最贵的香烟5块钱一包。尽管280平方米的房子足够大了，人们还是学着他们看到的城里人的样子，把一楼的阳台给封闭了起来。
这天下午，梁利农拿着耙子，在他自己开辟的小小的晒谷场中巡弋。他诚恳地邀请记者 说：“你尝尝这芝麻。”秋天的太阳足，把他的芝麻植株晒得又涩又香。79岁的梁树森的院子里则弥漫着羊奶的膻味，他养了头母山羊，下个四个崽。在房门口， 他和儿子垒了一个灶台，做饭时使用一种我们闻所未闻的拉绳子的圆柱状风箱。
对于新村，梁树森的评价是：“树多了，柴禾好捡了。”
不过，如果只以猎奇的心态观察这里，就找不到人们内心中的真相。毫无疑问，如果把梁希森比作一个电子游戏《模拟城市》的玩家，那么他干得不错。村民们住进好房子，幸福指数显然是增加了。在这里，缅怀所谓传统的、诗意的村庄生活就太迂腐了。
村民们的缅怀既真实，又脆弱。有相当多的村民似乎很难满足，他们抱怨说：“院子没 原来的大。没有喂鸡的地方了。我有个推土的小车子，没地方放。”还有些村民比较虚荣：“我原来的房子，在村里是最好的，现在都一样了，谁家过得好谁家过得 不好，都看不出来了。”有些村民好像不愿意承认自己受人恩惠，说话摸棱两可：“这个事可咋说呢？村里让搬家咱就搬家，哪有啥好啥坏的。”
但是他们都承认：“还是新房子结实，下雹子时不害怕了。”
让梁希森很不满意的是，有的村民告诉他，把厕所建在屋子里，导致他的排泄功能都失常了。在新村落成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确实有不少村民络绎不绝地到很远的公厕去方便。梁希森坚持不在新村里再建公厕，与顽强的村民们对峙，直到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在屋子里解决问题。
“老板”的宏图大业
此次“新居运动”的意义，对于梁希森来说，当然没有节日里派发糖果那么简单。就其生活记忆而言，这是他夙愿得偿的第一步；而就其商业目标来说，则是又一个疯狂念头的肇始。
1965年，10岁的梁希森不得不离开家乡，到河北去讨饭。在1960年，他的3岁半的弟弟饿得透过肚皮能看到肠子，最后饿死了。3年的讨饭生涯，给梁希森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下决心去要饭，这个事太难了，太难了”，二是“天底下还是好人多”。
梁希森的想法至今还带有“丐帮”式的“有饭大家吃”的印记：“我是想领着大家都干事，全过富了才好。要是真正都过富了，就算我过穷了，我让他们帮帮我，他们也有东西往外拿。”
不过，对他来说，真正把事情做成的那一天还远着呢。过去，他是自己私有的集团的首 席执行官，打交道的对象是雇员、政府和商业伙伴。但是关于鲁西牛业公司的宏大构想，正在促使他去深入地改变农民们的生活，甚至全部乐陵市农村的农耕生活方 式。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将付出巨大的金钱上代价，其结果很可能是，他让农民们得到了实惠，同时用经济的钓竿去操控他们的生活。
梁希森认为，农民应该是被改变的对象。“农民的事最难办，素质又低，眼光又浅，思想又落后。”
他向记者表达自己对农民们又爱又恨的感情。他想改变的是这一切，给村民盖房只是其中的第一步骤。在梁锥村，他多次在村民大会上呼吁农民们去除愚昧自私的心理，激励他们改变自己，追赶上时代的潮头。
从未向农民们解释过的，是他对鲁西牛业的宏大构想。用山东乡间的以单数代指复数的语言习惯，梁希森说：“跟他说这个，他也理解不了。”
鲁西牛业公司去年净赚了几百万元，今年3月以后效益更好，每个月的利润达到200 万。按照计划，肉牛的存栏数本该在今年年底达到30，000头，是去年的5倍。不过，这一构想暂时地受到了一点挫折，由于全国性的牛源紧张，在几次屠宰之 后，鲁西牛业公司的存栏数已经下降到3000头。
梁希森要做的其实不是养牛，而是杀牛。鲁西牛业公司并不繁殖小牛，他们所说的“牛 源”是指1岁半左右的架子牛，即阉割过、育肥情况一般的公牛。收购上来之后，工人们会用工业化的方法对牛进行育肥，3到6个月就可以出栏。养牛赚的钱归承 包的农户，比如杜爱萍，她就承包了35头牛。鲁西牛业公司只赚屠宰之后的钱。
鲁西黄牛的肉质在中国三大肉牛之中排名第一，在世界上肉牛的肉质中排名第三，熬出来的油是白色的，肉的花纹很漂亮，吃起来肥而不腻。梁希森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这牛是我们的国宝。”
如果鲁西牛业公司的深加工计划完全实现的话，鲁西黄牛的确会成为昂贵的宝贝。这家 公司是这么计划的：从牛血中提取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血红素，每头牛可以赚2800元；提炼胆汁中可供医药消毒的成分，可以赚800元；提炼软骨， 再赚400元；从牛小肠中粘液中提取肝素纳，可以赚700元；提炼牛脑中的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医药原料，又赚1200元；牛皮整张卖，只值600元，分割之 后就能卖到4000多元；另外，牛骨头磨成钙粉之后，可以喝，可以做陶瓷；牛眼睛可以提取透明质酸等等——全都是价值不菲的生意。
梁希森甚至在打牛粪的主意。在他看来，把牛粪用于耕种实在是太浪费了，如果把它氨化，用来养蚯蚓，最后把蚯蚓和牛粪一起烘干粉碎，就会成为上好的生物高蛋白饲料。
他还注意到，蚯蚓也会排便。“蚯蚓粪更值钱，”梁希森说，“卖给高尔夫球场做草坪养料，600块钱一吨。”
如此一来，一头牛将会卖到5头牛的价钱，值4万7千块钱。梁希森希望，在一定时期 内至少把这一目标实现一半，即每头牛卖出两头半的价钱，那也是2万3千块钱。他的目标是在乐陵市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肉牛培育基地，养65万头牛，等于全市人 均一头。按照每年屠宰32万头牛、每头牛卖2万3千元计算，届时每年的销售额会达到74亿元人民币。
“牛多了总不是坏事，等牛肉真多了，不稀罕了，还能当窝头吃。”梁希森说。
他乐意设想，将来的孩子们没事儿干的时候，就吃块牛肉，吃那么几代人，中国人的身体就不会比外国人差了。
这还不是他的全部构想。除了准备把牛粉身碎骨之外，梁希森还谋划着相关的一系列畜牧养殖业的宏图，他的兴趣至少还针对着鸡的全身、孵化到11天的鸡蛋等等。
基于如此乐观的前景，他计划在5年之内投入10个亿，把黄夹镇的109个村全部翻盖成联排别墅区。同时整合田畴，把当地农民纳入美式农业生产的体系。
“我感觉，我这个脑袋瓜特别超前。”梁希森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他说，“农民没有人带领不行，光给他盖房也不行，你还得给他灌输思想！”
对于国务院提倡的“公司加农户”策略，梁希森有些不同看法。他发现，农户根本不具备和公司合作的基本经济条件。比如说公司愿意和农户合作，购买后者养的牛，可是农户常常连买牛犊的钱都没有。
他的办法是，把从事个体经济的农民变成受雇佣的工人。“不是公司加农户，而是公司带农户。你给他出钱，给他买牛犊，给他买饲料，最后买了他的牛，再扣掉成本。”
不过，与免费盖房一样，梁希森给农民们提供了价格等方面的优惠条件，至少在鲁西牛业公司的启动时期坚持如此。
梁希森的梦想如果化为实体，这片鲁西北的土地将被悄悄改变。千百年来阡陌纵横的景 象将消失，联合收割机将轰鸣而来。那些幸福、消沉或麻木的村庄，将成为工人新村，去面临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农民们胼手胝足的劳作生涯将彻底结束，他 们将进入一个由梁希森规划、运营、执政的资本新世界。
黄夹镇的新文化运动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梁希森的设计方案里带有一元化价值观的影子，也没有什么人在为此担心。不管怎么说，鲁西牛业公司毕竟只是一家公司，它是一种现代农业的构想，而非一种思想统治力。对黄夹镇的“社员”们来说，能够免费住上好房子，才是首先值得期待的、再实惠不过的事儿。
但是粱希森本人，则强烈地流露出对农村“新文化”的渴望。他不满的是，农民们愚昧、涣散、自私，忽视了不息奋斗的重要性。
对他而言，以下三点是如此的一致，几乎不可分割：A、带领农民富起来；B、让农民奋发图强；C、实现鲁西牛业公司的伟业。其中，B是最让粱希森头疼的一点。
在他看来，比方说，台张村的村民们就很有劣根性。本来，建完梁锥新村之后，粱希森 就准备改造台张村和麻线刘村。这两个村子人数都比较少，距离粱锥村很近，三个新村可以形成一个漂亮的小板块。两村的村民最初都同意了。2004年3月，希 森集团派出的建筑公司，把建筑材料都拉到了两村的新村基地。此前，希森集团表示，两村的新村会和粱锥新村完全一样。
两村的新村建起围墙之后，台张村的村民发现，他们的围墙是24厘米宽，而粱锥村的 围墙是38厘米宽，也就是说，少了一排竖砌的砖。台张村的村民觉得，刚开始建设就与粱锥村不一样，那么新村的房子的质量最后肯定不如粱锥新村。他们派出 20多位代表与负责施工的工程师谈判。村民们缺乏谈判技巧，上来就一味强硬：“我们不搬了！”
梁希森的想法是，在围墙方面，粱锥新村是个特例。他自己住在粱锥新村，出于安全需 要才把围墙建厚，别的村要那么厚干什么？不料，台张村的一些村民直接对梁希森说，这样盖，即使新居建完，他们也不会去住。梁希森不高兴地回答说，你不进去 住，我还建这个干什么？他让施工队拆掉围墙，撤走了。
台张村的一些村民后来又后悔了，他们找到村支书张俊山，问能不能跟梁希森再商量商量，把房子盖起来。张俊山说，我哪有那个脸去找人家？
“农村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样！白给你盖房你还不乐意！”张俊山说，“再好的事它也有不同情的！”
记者询问粱希森，是否有重新启动这两个新村的建设的计划。粱希森的答案似乎带有惩罚性质。“那得排到整个黄夹镇的最后了。”他说，“这两个村的意识不行。”
在离粱锥村稍远一点儿的地方，许家村的新村施工正在进行，建筑格局与粱锥新村完全一样，围墙厚度则是24厘米。粱希森的岳父母、姑姑、姐姐、妹妹都住在这个村。明年8月，许家新村就将落成。
对于新村的建设，许家村的村民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镇定自若。他们的房子看上去完全 没有280平方米大，而且质量也比联排别墅要差得多，这使得他们的态度显得有点儿怪。“搬不搬都行。”“村里都搬，我就跟着搬。”“这个咋说呢？我原来的 房子也不弱！”——这些非常坚决地拒绝留下名字的村民说——“好处也有，坏处也有。”
许家村的村支书叫许利民，他对记者抱怨不已：“农民不懂个啥，开大会他都同意，现在又乱说话。”他认为，新村建设对于村民们的精神面貌大有好处：“粱锥那个文明和我们不大一样，有点儿接近那个城市。”
粱希森希望在农民们中间形成一种勇于奋斗、积极向上的新文化。多年以来，他捐款为周围的村庄修路、建桥、铺设自来水管道，试图用“文明”的生活方式改造农民。对于农民们的生活贫乏，他的怒其不争多于哀其不幸。
他不喜欢各种弥漫在田间农舍里的抱怨和愤慨：“唧咕唧咕有什么出息？闹事的人是最苯的人。”
他承认，过去的经济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但他相信，自立自强、拼命去争取财富的渴望，最终会帮助一位农民去战胜一切。“现在的机会足够了！”
并不是每个黄夹镇的农民都与他们的“老板”一样信奉强者哲学。在新村建设方面，他 们似乎不愿意表达感激，似乎那样就承认了自己受人恩惠。非常明显地，他们不愿放弃庭院经济，希望保有枣粮间作的自有农田，另外觉得外出打工也挺不错。至于 所谓的“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他们并不关心。即使是住进了联排别墅的粱锥村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崇祀祖先、自耕自商、人情冷暖的 传统农村文化之中。
不知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一些村民把梁希森当作了某种可崇拜的偶像。在某村干部家的客厅里挂着3幅大照片，在照片中居于中央位置的不是家里的长者，而是梁希森。
另一些村民则完全相反，虽然真心实意地感激着梁希森，但由于性格内向，反倒与他生 分起来。梁利农是梁希森的本家同辈，身体不大好，受到后者的照顾，在村里当个园丁，每月修修花枝就能收入600元。每次见到后者时他都很踌躇，想叫“老板 ”觉得别扭，想叫“弟弟”又怕不得体，只好什么都不叫。这种阶级差别意识，对于梁希森本人来说当然不是难题，他见到梁利农还是亲亲热热地叫“哥哥”。
这一切，使得黄夹镇的最新生活图景显得有点芜杂，远远不像梁希森在北京的那个建别墅、卖别墅的玫瑰园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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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稿
梁希森：我肯定算是思想特别好的人
梁希森会给人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表达能力很弱；二是思维能力很强。这位 富豪平时沉默寡言，但是谈兴上来之后，很懂得享受喜欢表达的乐趣，当沟通顺畅时，他甚至会表露出别人罕有的热情。他掌握的词汇显然不多，言谈中有大量俚语 和省略，逻辑用语则很少出现。在思维方面，他则很擅长抓住事情的重点，思考问题的方式总是很简洁。
在他为自己排列的成功因素中，按照重要程度依次是：信誉、宽容和远见。由于没读过什么书，他没能准确地表达出“宽容”和“远见”这两个词。
但是，梁希森表现出的严厉，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对于一些不思进取、喜欢享乐的 人，他的态度介乎于同情和鄙视之间。作为一个以勤劳为美德的人，甚至以勤劳为基因优越的证据的人，他差不多不能容忍懒惰。他对村里的一些农民们的懒惰作风 的严厉斥责，足以令其他一些人也感到不自在。
梁希森认为自己是“按劳分配”的收益者，因此在自己的企业里高度捍卫这一原则。在 希森集团的副总中，有人的年终奖金达到了100万，有人则只有1万。他的哥哥想跟他要一辆车，他一直不给，因为“你没做出那个贡献”。不过，今年年底他准 备给哥哥“买辆桑塔纳，花6、7万块钱。”原因是，“今年他表现不错。”
与这个国家的不少识字不多的富豪一样，梁希森的优点是不懂命名，却能实行。至少到迄今为止，他始终在沿着经验和直觉的路径前进。
1999年7月16日，让前后几个房产大鳄惨遭滑铁卢的玫瑰园被迫破产拍卖，梁希森以3.98亿元的高价拿下了这个全国最烂的别墅项目。当时的舆论认为，梁希森此举完全是迫不得已。但是他自己却认为，这正体现了他“看得远”。
1996年，梁希森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来到北京，参与了玫瑰园的建设。由于开发商经营不善，带资施工的梁希森被套牢了。他的净投入是1亿8千万元，工程款结账应为2亿8千7百万元，这笔钱迫使他不得不去收拾玫瑰园的荒草。
“到我接手时，进园子看看，草和房子一样高。”梁希森回忆说。
这位倒霉的刈草者最终刈到了宝藏。1995年北京市政府停止审批新的别墅项目的后续效应，这时渐渐显现出来，加之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砸到梁希森手里的烂尾盘一下子奇货可居了。好像雷雨过后天气放晴，几乎不用怎么照看，财富就像蘑菇一样在玫瑰园里长出来了。
梁希森并不承认自己在北京的发达完全是靠运气。他喜欢说，做事情关键要看有没有后劲儿。在他看来，玫瑰园就是个有后劲儿的项目。当时楼盘里有1000亩地，盖到一半儿的别墅就有160多套，梁希森的想法很简单：这些房子不好，把它们全拆了重建，然后就可以赚到钱了。
玫瑰园早期的经营一直以资本运作为主，房子怎么样反倒在其次，因此利润可观，风险也大。梁希森觉得，只要不这么干，前几任经营者的惨败就完全可以避免。
梁希森在玫瑰园的经营方面，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常人难以理解的智谋。他就是好好盖房子：原来的楼间距太小，就拉开了距离重新建；原来的房子造得糙，就请国外的设计师重新设计。反正北京的房子贵着呢，何必像别人那么鸡贼呢？
他在一个适合比较老实地做事的时间里，做了一件比较老实的事。在他自己看来，他能 这么“碰巧”的原因其实是，自己一向比较老实。作为一个没上过学，只能靠经验做事的生意人来说，梁西森的“好品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做实业的出身。在山 东省乐陵市，他在20多年间一直从事棉纺、五金、建筑和节能设备制造业，因此喜欢强调产品质量，相比之下不那么投机技巧。
这位富豪从小家境贫寒，11岁要饭，13岁打铁，17岁离家谋生，23岁闯关东，他喜欢说，自己从艰辛的经历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梁希森不读书，不看报，信息来源渠道除了电视新闻，就是跟人聊天。遇到一些信件或者传真，梁希森就让司机或秘书给念一念。再秘密一点的材料，就回家“让老婆看一看。”
“他这个文化程度做企业难免要累一点儿，但是他的悟性特别好。”希森集团总裁、清华大学留德博士胡柏耿评价他的老板说，“他做决策之前看不了各种分析材料，就下去转，跟人聊天。”
对于为黄夹镇的农民们免费盖房，梁希森的最高调是，“财富最后都是社会的。”比较低调的说法则是，“小时候出去要饭，我有两个体会最深，一个是穷人太难当了，二是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以前我当穷人，他们当好人。现在他们当了穷人，我就当好人。”
梁希森相当自得的并不是自己的奔驰车——他已经不需要那么虚荣了——而是自己的简朴生活。以不爱花钱为荣，倒是有钱人们的特权之一。
鲁西牛业公司的一头牛每天的“伙食费”是10元钱，这倒比梁希森的日常消费额还 多。他每天要吸一包半的山东产的“将军”牌香烟，花6块钱。早上吃碗面条就行；中午吃两个糖饺子，喝一晚粥；他爱吃甜的，晚上就再来一顿糖饺子。当然，请 客花几千钱块也是经常的事，但是“那不是为我自己花的。”
这差不多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富豪的经典形象：不能忍受懒惰和花哨，饮食起居只讲求习惯和“舒服”，追求财富如同不能停歇的本能，精神压力很大。以他人之苦为乐，比如拼命工作；以他人之乐为苦，比如衣饰考究。
对于当地农民，梁希森的期待是，拼命干活，发家致富。他觉得大家应该以他为榜样。他自诩，如果做工人的话，他也一定是最好的工人。他喜欢那些半夜起床起喂牛的农民，喜欢那些白天给牛洗澡、给牛按摩的女工，因为他们在努力奋斗。
仅有一次，梁希森流露出了他的奢望。“我觉得把黄夹镇这个事情弄好了，可以做全国学习的榜样。”他说自己没有政治目的，要那个干啥？另外，他捐助农民也不是为了在政府取得优惠政策或者避税，税他一分钱也不少交。
“放在毛泽东时代，我肯定算是思想特别好的人。”他说。
基本上，梁希森不大跟身边的人交流他的想法。他的理由是，“跟他们说没用。”他的 改造黄夹镇的计划，至今还没有跟家里人谈过，他们只看见他花钱给农民盖房，还不知道这房子会越盖越多。除了一个弟弟之外，家里人都叫他“傻子”。至于身边 的农民，梁希森认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他的想法。进而，他感到自己因为具备远见而变成了孤单一人。“我的想法谁都理解不了。”他说。
梁希森说，自己从来没有休息日，365天都在工作。尽管他以此为荣，但是被问到累不累的时候，还是由衷地承认“累！特别累！”
但是，每当看到农民们住在破房子里，在院子里喂几头山羊，他就很不高兴。“都什么年代了，城里都什么样了，你还过这种生活？”他对农民们感到失望，“这些人特笨。”
梁希森相信群众是孱弱的，领袖是强大的，“要是没人领着他们干，再过100年，他们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