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瘦了一克的胖子还是胖子吗？
假如世界上有一个胖子，那么他瘦了1克的体重之后，是否仍然还是一个胖子？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一个人不可能因为瘦了1克，就不再被称为胖子了。那么，对于这个已经瘦了1克的人而言，假如他再瘦1克，他是否还是胖子？同样，我们仍然不会因为某人瘦了1克，就不再称他为胖子。但是，假如这个情况连续发生，而我们也始终这样推理的话，那么纵使这个人已经瘦了40千克，我们是否仍应该把他称为胖子？
- “杀人是错的”会阻止你杀人吗？
如，你相信杀人是错的，因此你就有了不杀人的理由。然而，这个理由却无法影响你的动机，因为你就是特别想去杀人。就这种情况而言，你不去杀人的理由就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
至于这种区分是否站得住脚，道德哲学里也有很多争论。例如，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就认为，所有的理由都是内在的。换言之，假如你认同一个行事的理由，那么它便不可能不影响你的动机。当然，你未必一定要按照这个动机行事。就上文的例子而言（你相信杀人是错的，它是你不杀人的理由，但你还是杀了人。），关键在于：假如“杀人是错的”没有阻止你去杀人，那么就说明你根本不认为“杀人是错的”是阻止你去杀人的理由。
- 一道数列难题
还有一个问题始终折磨着哲学家们，即其他的解释方式仍然有可能正确。因此，我们根据不明推论选择的解释，未必就是事实的真相。甚至，这种不明推论原则还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了解真相的阻碍。怀疑论者特别喜欢强调这一点。
例如，假若我们看到一个数列，包含数字 1、2、3、4、5、 6，按照不明推论的原则，我们会得出下一个数字是7的结论。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会把数列的发展规律总结为：在最后一个数字的基础上加1，进而便可得到新的数字。实际上，这个数列的下一个数字有多种可能性。比如，这个数列的发展规律可能是：前面6个数字依次递加 1，此后的数字依次都递加10。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的数字就是16。换言之，根据不明推论的原则和已知的数列，7 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却是错误的。因此面对任何数列，我们推理到的下一个数字，以及我们目前总结的排列规律，都有可能是错误的。
- 乌鸦悖论
亨佩尔曾经提出了一个逻辑难题,叫作“乌鸦悖论” 它始终困扰着哲学家们。即,无论观察多少只乌鸦,似乎都证实了“所有乌鸦都是黑的”。那么,根据标准逻辑,这个陈述就等同于“所有非黑的事物都不是乌鸦”;或者粗略地等同于“假如一个事物不是黑的,那么它就不是乌鸦”。(逻辑学家将第二个句子称为第一个句子的“逆否命题”。)但是, 找到一个非黑的事物(比如黄色的香蕉),是否同样可以作为论据去证明“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呢?总之,假说演绎法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它似乎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具有十分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 桌子是不是一种逻辑建构
逻辑建构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稍微反思一下就会发现,引入这个概念就像打开了一罐蠕动的虫子。问题出在上述的第一种建构方式之中——其他事物的总和而非抽象。我们平常并不把生活中的许多事物看作逻辑建构,但换一种思考方式,它们似乎也适用于这个概念。以桌子为例, 科学告诉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存在桌子这样的独立实体, 它难道不是由许多原子构成的吗?而原子岂不是由更多小于原子的粒子构成的吗?假如科学是对的,难道桌子不是一种逻辑建构吗?我们似乎也是出于便捷的理由,而把桌子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它或许也不过是许多其他微小事物的总和。因为根据原子和夸克的理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其实都属于一种逻辑建构。我们甚至要考虑,一个人到底应该被理解为“人”抑或一种逻辑建构?我们有时难以区分理论与其预设的存在之物,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 我们有自由意志吗？
其实,哲学中许多争论都可被视为寻找更好解释的过程。以自由意志为例，粗略地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作出自由的选择,还是我们的选择都是由先前事件所决定的?”例如,我选择了一杯茶而非咖啡,那么这个选择是否真的出自我的自由意志?抑或以前的经历影响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选择茶?
在这种框架之下,我们的行为面临两种解释方式:自由选择;或不可能作出自由选择,而全由先前的事件决定。人们围绕这一话题已经进行了许多争论,与其说人们争论的是何种解释正确,不如说人们是在寻找最完满的解释方式,它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把握做决定的过程。还有一种“相容论”(compatibilism)的答案,即:人类行为的本质是自由的,但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以往行为的影响。这种解释把“自由意志”视为自由行动的能力,外力或过去经验并不能强迫人们作出选择。换言之,假如我们是自愿的(符合我们自己的本性和欲望),我们的行动就是自由的,纵使这些行为受到以往发生事件的影响。
如此这般进行讨论是富有成效的,并且会得到许多新的替代性解释。例如,丹尼尔 · 丹尼特在他的《活动余地》(Elbow Room)一书中,就分辨了多种不同的自由意志概念,而其中的每种概念都能解释人类自由是否在世界运转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例子表明,寻求替代性解释的众多好处之一是: 解释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变得更加丰满。乍看起来,现有的解释或许已经足够清晰了,但几经考虑,会发现这种显而易见的清晰可能不过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曲解。
- 迸发的直觉可不可靠
有时,我们会把人们迸发出的直觉误认成理性的论证。这种有争议的例子在约翰 · 洛克的著作中就可以找到。洛克问道,假如我们拥有古希腊人的灵魂,却对他们曾经的生活一无所知, 那么我们是否仍是原先的古希腊人呢?基于直觉,人们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实际上并未给出任何有效的论证,来证明我们不再是原先的古希腊人。洛克所做的,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个直觉上并不清晰的问题(记忆是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必要因素吗?),而后用一个依靠直觉就能够作出判断的假设情景进行回答。这种做法只会让我们思考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但它决非给出了一个论证,而作者和读者却都很容易混淆它们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