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凡社会部落的强大都与技术的革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春秋战 国秦帝国的崛起,到近现代世界诸强:日不落的英帝国,横跨欧亚大 陆的沙皇俄国,如日中天的超级霸主美利坚合众国,无一不在技术领 域曾经或者正在具有领先优势,再如现今之发达国家诸如德、日、法、 韩等国,在技术性的产业格局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单一的民族 对技术的信仰态度,无论是之“形而上”或“形而下”,都不会对于 国运的没落与强盛产生直接的关系作用,除了技术之外,在技术与国 运之间似乎有一只“上帝之手”在平衡着,有人把这称为与相应技术 文明配套的社会文明体制建立。
对于技术背后的这只“上帝之手”如何作用国家的未来历史行程, 实则不是技术创造、发明,太多的科技创造发明证实国运与技术点上 突破无直接关系,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自己的四大发明,谈到过去的 悲催历史,很多人总觉幽怨,这种为技术之优越的心理,实在没有必 要,世界文明是一个大花园,而技术更是一个无国界的力量,技术点 与面的出现,往往会形成对社会文明产生积极一面,我国人擅长技巧, 而在对技术之点的成就令人感叹!然我们国民缺的是在面的整体突破, 这种整体面的突破如何趋强,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认识 和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触摸到技术背后的“上帝之手”。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相关著作中也有所指出的,技术需要社会和伦理的支持,如前面所说,技术在寻求整体面的 突破的时候,需要哲学和心理学等诸多科学来应对。整体看来,多个 因素的混合让其“上帝之手”不可预见。
要解决这样的难题,这不同于解决世界级的数学难题,这是不同 于此的另一种智慧,就如同很多哲学问题一样,真不是一个技术性的 火星计划所能搞定的。对于人类而言,每一次“上帝之手”的出现和 藏身,都会将一时的技术推向一个新高度,同时,“上帝之手”还会 设置一个思想和哲学的高墙阻碍下一次社会技术整体面的成长。笔者 认为这个“上帝之手”的表现形式是某一地区和民族部落出现伟大创 造力的哲学和思想,不过在宇宙的角度看来,“上帝之手”可能并不 存在,所谓的人所在思想领域的形而上或形而下的高墙也不足道。
对于历史的学习,有助于我们在历史中寻找技术与某一部落(个 人)进步及失败找到很多有益经验和教训,感谢我们曾经苦难的过去, 让我们后辈可以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学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对历 史的学习,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一个方法就是对历史中个人命运的关注, 我们在关注中国百年前一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命运,从中总 结出适合现今的技术真理的方法。
在晚清及近代中国历史中,有一些关键性历史事件作为上述观点 的论据,而发生在黄海的一场海战,世界海军八强的北洋海师与刚从 羸弱变得羽翼渐丰的日本海军的一战则较为典型,技术是不能单独决 定一场战争的胜败,我们从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收到日本海 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的劝降信中可见端倪。“......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 睹其致 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 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 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 更张新政,以 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 更张。”
——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信中日方将领客观地提到:“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及“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此战中的北 洋海军的指挥官们大多留洋,掌握了当时海战的最先进技术操作和军 事指挥才能。战败之因,表面看是北洋海军的舰艇速度和炮射速度低 于日本海军,优秀的海军指挥官们又何尝不知道此战败之根源,他们 绝不是我们想象的军事庸才,出港之时,既知此战必败,然而,确是 大清国上上下下在这个时候缺少这样的土壤和气候,将官们最后只能 是“血染海疆”,即使再好的技术也无法拯救没落的清王朝。
拿此海战来说技术,似乎是一个与技术无直接关系的案例,枪、 炮、船舰也非我大清朝所建,然应用之法也是技术一环,如若无整体 的技术面的强大,败之必然。虽然海中有很多中西方文明(日本完全 西化)、个人生死荣辱、民族兴衰等多个层面可以加以书写,本文不 应多谈,实在只是借此说出,海军将士何尝不是技术人员,技术与现实之结合也如同新技术与具体国事的结合后的命运一样,还有一只 “上帝之手”存在,也许是一个民族在某种文明下养成的惰性。大凡 新科学技术与具体国事相结合时,必然不是那么简单了,演变为一个 系统性问题,已有古语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尔。技术与现实问题之结 合的方式,是哲学方法,亟待技术人员寻找的,这种寻找的过程与技 术人员的价值观。
由此可以看出,既重视技术之强弱,并不能直接推动这个社会、 国家强大以及提高特定的人群(个人)的经济或者幸福生活。故笔者 仅能基于技术面如何突破,带来整体部落的技术文明进入新的层面, 并带着一定的历史观来理解中国出现的一种技术之死,也是略有私心, 以求技术创造之生。
影响技术人员价值观的因素除了技术人员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外, 还有相对应的个体环境,比如性别、出生地、年龄、教育、工作、家 庭等。对于真正秉持技术追求的人而言,其内在的结构性与技术结合 的冲突也是存在的,这种结构性冲突往往又因为个体环境的变化,对 技术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同时这也与构成技术人员的社会主流价值 观有很大的关系,给技术人员带着更多关于技术和人生哲学的思考。 而与技术点与技术面的进步有一个共同的聚焦,那就是技术人员的技 术思想和方法,而与技术点不同,技术面的的进步是需要一个让一个 群落一个社会的技术人员的技术思想和方法都有进步,从而得到源源 不断创造生命力。对于中国人来讲,真正开始技术化的第一步,可能国人也开始自 己生产西方蒸汽机和轮船,清朝政府在工业技术浪潮下,派出好几批 留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新技术,这一批詹天佑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人员 也就走进了中国技术的历史。技术面的进步与社会面的制度是同步的, 往往技术面的进步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中,在当下,我们处在网 络计算机时代中,在技术面的整体突破,更是需要一批更大数量的技 术人员创新科技产品,思想和方法是我们技术人员要不断总结的。
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如此说道:
“现代化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而这 一套东西绝不可能自然地在原来的专制制度中生长出来。”
笔者认同茅先生所说现代化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及伦理观念,由于时代及技术的变化,笔者认为需要对此做更多的补 充,将社会结构和伦理观点之外的哲学、心理学等科学一并并入,基 于人性完善我们的技术结构,为技术创造提供良好的土壤、阳光、水 等,如此才可真正锻造国之竞争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