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是整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真理，是整个人类思想智慧的结晶，当然也包含着中国传统哲学。事实上，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思想智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传统哲学，堪称一朵奇葩。它存在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与唯物史观的某些因素，从理论观点上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少相通或相似之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源远流长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如“五行”说起源很早，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推测黄帝“建立五行”。对“五行”说的明确论述，较早见于《尚书·洪范》中。它概括出了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相应的属性：水向下、润湿、味咸；火向上、燃烧、味苦；木可直可曲、味酸；金可顺从人意改变形状、味辣；土可以种植庄稼、收获百谷、味甜。“五行”指五种自然物质或材料，是先民对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经常接触的、有实用价值的五种具体物质的概括。战国时期阴阳家一派，后来和“五行”说相结合，形成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中医的理论基础，它认为人体温表的经络、腑脏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与自然也共为一体，因而四时阴阳是万物的根本，春夏宜养阳，秋冬宜养阴。人体内的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由此阴阳五行说不但广泛地说明了各种事物成分、结构的差别性和多样性，而且更广泛地说明了各种事物的内外联系、关系的差别性与多样性。阴阳五行说还特别重视人事活动与自然秩序的相互关系和协调，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其主要理论形式是气一元论。中国古代尚未形成科学的物质概念，但却提出了接近物质要领的“气”。气的概念，大致来源于先民在农业生产对云气的观察。因为云的变化，对雨水的多少、天气的冷热，对农业生产的收成具有较大的影响。后来，人们常常用阴阳“二气”和“六气”来概括说明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对这一现象与过程的高度概括。“六气”是指阴、阳、风、雨、晦、明六种“天气”，它和地之“五行”相配合，构成了世界的秩序。
中国先哲无论是观察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生活，以及探索人自身的机体活动，具有多方面的辩证思维、辩证观点和辩证方法。中国先哲很早就用联系的观点来观天、察地、视人、看世界。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点，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阴阳互补、相依相待就是各种事物的基本联系和关系，而五行变化、相生相克又表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制约。天、地、人、物，构成了一个包举万有、统摄万象、道生气出、变化日新的有机的统一整体。
早在史前时代，中国就有伏羲画卦的传说。伏羲是氏族社会的一个大酋长，据说他在领导万民时，创造了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现象的“八卦”。“八卦”的核心是阴阳观念，阴阳分别代表宇宙间两种相依且相反的事物、性质、状态、功能、作用和力量，如天、日、君、父、上、高、主动、热、明、干等为阳，表现为一种刚健之道，代表肯定的，现实的力量；相对的地、月、臣、母、女、下、低、被动、冷、暗、湿等则为阴，表现为一种柔顺之道，代表否定的、潜在的力量。阴阳互补、互动体现了一种“阴阳大化”的宇宙秩序，如《周易·系辞上》所指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黄帝内经》指出：阴阳为“万物之始终”和“血气之男女”，并认为阴阳代表了人体内清浊、寒热、强弱、虚实等性质的气或力量，它们彼此制约，相互作用，决定着生命到死亡的全过程。总之，“阴阳”、“八卦”以及单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贯穿着一个最基本的朴素的辩证思想，就是宇宙间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因而通过阴阳双方的不同联系和关系，就可以观察天地万物、社会人事和人身机体的性质、状况及其微妙的变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整合、万物一体思想的特别之处，在于天、地、人三者同处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这比古代西方哲学传统中天人两分的思想有更多的合理与优越之处。老子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易传》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中庸》强调：“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华育。”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可见，中国的传统哲学十分肯定人与天地万物在本体上的一体性，肯定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和宇宙的整体性的统一。除此，中国的先哲们还看到了天、地、人、社会的变动不居、生生不已的发展规律。《周易》的“易”就有变化、变易的意义。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之辩，重点是讨论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践履问题，但也对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中国古代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教育家提出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的见解，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认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荀子的认识论，以行为出发点，并以行为最后归宿。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先秦以后，唯物主义哲学家，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知行关系作出了新的发展。王夫子通过解释《尚书·说命中二》中“知之非艰，行之唯难”一语，从难易的角度更明确提出了行先知后的观点。在行先知后的基础上，王夫子建立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的知行统一学说。他认为在知与行这对矛盾中，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行是知行统一的基础。这是一种行高于知的理论，是中国古代的实践观点。
中国传统哲学常把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和把握，叫做通古今之变。传统社会历史观在古今之辨上的优良传统，可以用“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来概括。社会历史皆是由古到今的，而变化的结果是今胜于古，这一思想在传统哲学那里，是为很多哲学家所赞同的。如商鞅从“世事变而行道异”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治世不可一道，变国不法古”的主张。对于古今之变的动因和主体力量问题，还提出了重视经济因素和民众力量观点，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唯邦本，本固邦安”等等，这些思想，无疑是蕴含着唯物史观的一些因素的。
实事求是地、科学地阐述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放到整个人类智慧的继承和发展中来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联系起来，同时又用中国古代唯物论、辩证法、社会历史观的丰富思想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