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论：改革进程中关于人性的考量

改革是一个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任何一种体制和模式，无论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是低效的还是高效的，都会存在各自的有利于自我保持的相对平衡体，始终存在现有利益的享受者以及与之对立的受损者。人们一听到改革，首先就会想到自己将来在改革中失去什么？人们姑且可以接受在改革中无所得益的结果，但绝不愿承受在该过程中丢掉原有的利益的后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天然地对改革怀有一种抵触的情绪，急于采取“自保措施”。当一场改革使人们感到自身的利益将会受到侵害时，就会自发地动脑筋“趋吉避凶”，产生一系列应对改革政策的对策，俗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为对改革进程的反作用。再者，由于在各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中存在利益目标之间的差异，存在着利益刚性，存在着宏观与微观上的利益摩擦和碰撞，因而经常使改革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大刀阔斧的“一刀切”改制的实施必然受到多方利益相关群体的抵触，进而触发旧体制的内生动荡，更遑论新体制的建立与推广。

时至今日人们仍对双轨制有所怨言，但不得不承认在某些领域施行双轨制是抵消改革进程中的负面效应的有力措施。双轨制形成的客观必然性在于旧经济体制只可能逐步退场，新经济体制也只可能逐步建立，新旧体制的交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漫长的过程也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的其中一个论据。改革伊始，承包制作为双轨制中的一种过渡机制的具体形式，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改善企业经营机制的权宜之策。承包方受益，发包方监管，在承包过程中的其余参与者因得不到与其劳动价值匹配的收益而怨声载道。尽管如此，承包制还是显著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搞活了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双轨制带来的不公平让步于其所能达到的高效率。在逐步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同时，仍需以“萧规曹随”的原则来对待在改革过程中触碰到的硬石头，籍此延续旧体制模式的某些领域，尽管它们依然制约着新经济体制的成长与发育。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采用并强化直接的行政控制手段时，也不要忘记这是在为向间接的宏观控制手段为主的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要意识到这仅仅是临时性的措施。经济体制改制后商品价格实行行政管控，通过“剪刀差”机制完成了工业现代化成果的原始积累，其代价就是农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农民的利益被有意忽视。当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时，这正是长久压抑的农民利益需求得到全面释放、工业反哺农业的重大时刻！由于新旧体制空间包容度的广阔和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双轨制将会长期存在，“一马到位”式的改革措施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将会难以成功。

人心似水，民动如烟。朝令夕改的政策，民众不信且不应，政府政策的稳健性影响民众对未来的信心。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出现了一波生育浪潮，许多大妈都迫不及待地催促自己的儿媳妇抓紧时间生二胎，她们都在担心“二孩”政策是一阵风，唯恐三两年政府就收回了这个政策。在我们看来，“家婆的焦虑”是杞人忧天。如果站在更高的社会层面上看待这个政策，那么就能明白：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口结构导致了“二孩”政策的推行，不是上面某个官员拍脑袋的结果。民众之所以畏惧政策朝令夕改，一方面是自身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国家政策的不信任感导致的，而后者源自他们这一辈人的早期经历，关于这个缘由在此按下不提。另外，在改革措施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们带来近期利益的损失时，运用利益机制来指导实践中的改革，掌握人们的心理规律，采取补偿和疏导手段可以淡化人们的损益感。当年在推广由安徽凤阳农民自主发起的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时候，农民和基层干部之间存在利益失衡，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村干部对农村改革持观望态度，改革进程因而得不到长足进展。我们大可以用食指指着这群村干部愤懑地呵斥：“你们作为人民的公仆，竟敢为了一己私利而置浩浩荡荡的伟大改革事业于不顾！凡是不愿干的，统统换下！”但结果却是损失蔚为可观。试想，如果把这批拥有声望和经验的基层干部全部撤下，那么农村改革的工作由谁来承担，难道还要重新培养提拔一批新干部吗？如果用行政命令驱使他们去推行和实施改革政策，那么在处理事务细节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人浮于事的懒散风气，于是他们成为了改革进程中的一种阻力。如此指责他们有悖于先烈精神确系有失宽厚了，而这样的呵斥源自一种“文人思维”：纯粹以道德来要求他人、以情绪来处理问题、以机械思维来实现理想。考虑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那么就应当让基层干部也能在改革的浪潮中获益，让“吏”和“民”成为一个由长远共同利益捆绑的集体，主要办法有：身份不变、同劳同酬；基准不变、等价补偿；责任不变、分散疏导。限于篇幅，这方面的细节就不再论述了。

更为现实地说，改革的目标就是把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也要把蛋糕分匀，损有余而补不足，倘若改革不能以长久利益计，则是折腾一番之后徒增了恩怨是非。没有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无法谈建设。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当今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论语》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人们最怕的莫非不均不公和老无所依。“不均不公”人们尚且可以忍耐之，因为这是一个时间过程，其中仍存在诸多进退取舍的余地和讨价争取的空间；但“老无所依”却是一种对自身未来状况的判词，人未老却知其老无所养，那必然会惶惶不可终日，对今日闷闷而无所恋。今年香港的局势就是最真实的注脚。

诚然，改革进程中的每一项决策都是重大而又充满风险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必须要把对人性的考量放在首位。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民生小事恰恰能折射人性的特征，人性的宏观体现在于群体的舆论风向，真实的现状往往藏匿于沉默的大多数人当中，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归根结底还是源于这样一群沉默的大多数人。既然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既然各项经济改革措施或迟或早都会给人民带来实惠，那么就没有必要对经济改革的某一具体方案去向人们反复强调理论上的利害得失，而应当从人的属性出发，考量人性的阴阳两面。在改革的实践当中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人性方面的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