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人类不平等一直在加剧,只有战争、革命、国家衰败、致命传染病可以扭转趋势:4星|《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归结为如下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经济能力和国家建构的不断发展日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控制,这一状况就难以改变。

 

不平等社会 

作者: [美]沃尔特·沙伊德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标题: 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原作名: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译者: 颜鹏飞 

出版年: 2019-6-1

页数: 528

定价: 98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21704495

 

01

跟《21世纪资本论》可以互参。主题是说:人类有史以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只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有可能大规模长时间矫正不平等;未来的人类社会如何调整不平等,没有好的答案。

基本是一部世界历史打碎之后按照书中的脉络重新说。但是不仅仅是说故事,引用了许多研究成果,说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地区的不平等状况。可以归入大历史类著作。

专家学者型作品,旁征博引,引用的地方都给出详细的出处。

涉及到的世界历史大部分是我不熟悉的,中国历史也涉及到一些。

翻译较差,主要内容不涉及复杂难懂的概念术语,但是有些语句需要反复看好几遍才能明白,有些语句反复看之后还是质疑翻译错了。

总体评价4星,不错。

02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号后面是kindle电子版中的页码,【】中是我根据上下文补充的信息:

1:需要多少亿万富翁才能凑足世界人口财富净值的一半?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如果他们决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辆大客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装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个亿万富翁才能达到这一门槛,#50

2: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进程中,最有力的矫正作用总是由最有力的冲击引起的。4种不同类型的暴力冲击缓和了不平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我将这些称为矫正力量的四骑士。#121

3: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了所谓的“大压缩”,即整个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大规模衰减。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1914—1945年,一般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其自然过程才能完成。早期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缺乏类似的广泛影响。#133

4:衡量不平等有很多种方法。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的百分数份额。#213

5: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信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不会导致绝对不平等的加剧。因此,相对不平等度量标准的前景可能要更为保守,因为它们将注意力从持续增长的收入和贫富差距转移到有利于物质资源分布的更小和多向变化上。#238

6:基于这一原因,史前人类并不需要总是像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的实践所显示的那样平等化。在11700年以前(全新世开始之前时期)的墓葬中,可观察到的物质不平等虽然罕见但已经存在。最著名的因地位差异带来不平等的例子来自桑吉尔,#544

7:当苏美尔人的文献资料在公元前3000年不断扩充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拥有大量土地并且用它们自己的劳动力进行耕种的寺庙,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贵族已经积累了相当大量的资产。只要其他群组成员同意这样,世袭领地的私有化也是可能的。#905

8:汉朝的经验仅仅是对中国不平等历史的定义性特征的首次重复。区隔开主要朝代的暴力动乱注定会减少一些既存的经济差异。新政权实施的土地再分配应该会有助于这一矫正过程,但是通常会让步于再次发生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就如同在隋朝(581年)、唐朝(618年)、宋朝(960年)和明朝(1368年)发生的那样。#1291

9:根据一项估计,【清朝】官员的平均总收入达到了他们薪水、奖励、津贴的官方合法收入的12倍,但是对总督而言,这将会远超过100倍,对和珅这位18世纪下半叶清廷的首辅来说,则高达40万倍。处决和没收财产是实现公平的永恒对策。#1319

10:根据我自己的重构,大约600个【罗马帝国】元老的家庭,20000位或者更多的骑士,130000个十人长,以及另外65000~130000个没有等级的富有家庭合起来,总计25万个家庭拥有的总收入应该在30亿~50亿塞斯特斯之间。在这个情景中,大约1.5%的家庭拥有1/6~1/3的总产出。#1415

11:我能够很轻易地添上一些来自全世界的更多例子,不过基本论点是清楚的。在前现代社会,非常大的财富通常要更多归结为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实力。它们主要在持久性上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国家统治者的能力和实施专制干预的意愿来调节的。#1521

12:我的目标是证实这本书的关键论点: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由技术及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形成之间的交互作用驱动的,有效的矫正需要暴力性冲击,这种冲击至少能暂时限制和扭转由资本投资、商业化以及掠夺性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的伙伴行使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导致的不平等后果。#1640

13: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西欧早期的主要城市中,基尼系数至少达到0.75的较高财富不平等程度是一个标准特征。奥格斯堡是当时德国领先的经济中心之一,提供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从与瘟疫相关的矫正作用下复苏之后,城市财富基尼系数从1498年的0.66上升到1604年超常规的0.89。#1744

  

14:尽管大多数人都遭受了损失,但就相对值而言,遭受严重损失的只是那些最富有的日本人:“二战”之前,顶层“1%”群体的总收入一直都在第二富有的4%群体总收入的1.5倍左右,但1945年之后再也没能达到多于后者一半的水平。#2270

15:美国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经历则表明,由战争引起的大幅度矫正在没有物质破坏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该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发生在三个独立的时间区间,即:“一战”期间下降了1/4,大萧条时期再降1/4,“二战”时期在既有基础上又降30%。#2614

16: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隐喻,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性的革命,同为强大的世界末日骑士,它们扫除既得利益,重组获取物质资源的途径。暴力的程度最为关键: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大多数的平等化革命同样是有史以来所有内部变革中最为血腥的。#3858

17: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法国大革命导致的任何结果可以和20世纪大革命造成的矫正相媲美。土地所有权、财富集中还有收入分配的改变,都发生在边缘地带。#4178

18:面对清政府的抵抗和最终的反攻,太平军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证维持自身运转的收入。因此结果是,传统的地主–租户关系大体上保持不变。或者,最多在边缘地带发生了一些变化。#4207

19:1644年,在被扩张的满人摧毁之前,他【李自成】短暂地在北京自封为皇帝。虽然据说他蔑视财富,计划将富人的财产没收并进行再分配,甚至还要平均地权,然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和两个世纪后规模更大、更持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许多情况相同。#4270

20:而且,和农民起义仍然非常相似的地方是,尽管城市起义的目标相当温和,但仍然容易失败。一个很好的案例是著名的1378年佛罗伦萨的琼皮起义,其起因是纺织工人发现他们被排除在行会之外,这个行会制造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4404

21:最后几乎无人幸免。中央统治阶级迅速消失,到公元10世纪后期,几乎完全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在长安地区发掘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和负担得起精致墓地的那些人有关的墓志铭在公元881年的暴力事件之后变得极为罕见。地方的权贵分支并没有逃过这场屠杀。#4605

22:可以预期的是,有两个因素压低了国家崩溃后索马里的不平等水平:(1)国家统一时期从地租中获益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精英消失了;(2)歧视农村人口、偏向城市商人和政府官员的系统性政策被取消。#4948

23:瘟疫【黑死病】导致了贵族阶级的急剧萎缩:仅两代人的时间,在新贵族出现的情况下,总量占3/4的贵族家庭因后继无人而湮灭了。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财富都收缩了:按照可比的实际收入门槛,13世纪绶带骑士数量翻了三番,达到3000名左右,但1400年时人数已经降到2400名,1500年时降到1300名。#5272

24:黑死病带来的后果以及17世纪意大利瘟疫再次暴发期间持续的不平等现象说明,即使是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本身也无法使财富或收入分配变得平等。制度设置可以弱化人口冲击的影响,统治者通过强制性措施来控制劳动力市场。#5365

25:如果大量人口因缺乏食物而死亡,这是否会如瘟疫所造成的结果那样改变幸存者的物质资源分布?答案并不确定,但不太可能是肯定的。#5670

26:历史上有两次饥荒因其规模及重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潜力而值得密切关注。其一是1315—1318年的“大饥荒”,它的发生比黑死病早大约一代人的时间。#5683

27:非暴力的土地改革只可能在一些最为罕见的情况下取得完全的成功。18世纪晚期,在西班牙发生的公共土地分配最多可以在部分意义上作为一个范例。#6096

28:基于对184个不同国家从独立或者1960年(或稍晚一些)开始,一直到2010年的538个观测样本的描绘,达龙·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同事发现民主对市场乃至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性的影响并不一致。民主对可支配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负向影响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6260

29:到目前为止,我分析的这些过程几乎都没有为和平性的矫正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非暴力的土地改革、经济衰退和民主化可能偶尔起作用,但是对于不平等状况没有系统性的负面影响。#6377

30: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各种经济条件下都提高了: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保护主义制度、经济停滞和自由化。#6573

31:我的结论是,拉丁美洲的经验只为和平的不平等程度的弱化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证据,同时,至少在现在,缺乏暴力冲击就绝没有持续和实质性的矫正效应。#6668

32:此外,本章和前一章分析的这些力量当中,没有一种对于物质不平等有持续的抑制作用。和平的土地和债务改革、经济危机、民主和经济增长都是如此。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时而能够降低不平等程度,时而不能:简而言之,这里甚至没有统一的结果趋势。#6674

33: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归结为如下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经济能力和国家建构的不断发展日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控制,这一状况就难以改变。#6847

34:但到2006年,他们享有50%的工资溢价,高管的收入溢价则高达250%或300%。这种差距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无法解释。金融专业人士和企业高管的这种不成比例的收益意味着他们在拿走租金,即超过使竞争市场运行所需收入的部分。#7212

35:从这个角度看,用他自己的话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2013年,英国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因此,即使是几个相当激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措施的组合,也只能部分地扭转不平等复苏的影响,更温和的政策产生的好处更小。#7518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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