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鳳シャンakishimo恐怖は、排他的な新しい解放者Paのをあえて
- チャンヨン和インタビュー
「寧夏回族自治区クロニクル」編集者、副編集長 張Mingpeng
- ビットの決まり文句かかわらず、私はまだあなたに簡単な経験と仕事の主な結果を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チャンヤング・サム：私の経験では単純です：北京師範大学の大学院の歴史学部は、5つのユニットになっている -呉中教師、銀南県宣伝部門、文学の南連盟と銀、銀南新聞（呉中毎日）代理店、呉中市NPC常任委員会。3つの仕事があることを言及する価値がある：まず、「モニカ」40の創始者と編集者の期間、2番目は「シルバー南方日報」「毎日呉中」の創設者であり編集者である14 歳;第三は、以上の10のための呉中、寧夏回族自治区でのアマチュアや地域の歴史と文化であります年。彼はいくつかの学生、数冊の本を訓練しました。より多くの何もありません。
- 私はあなたにいくつかの学生に連絡してきた、彼らは持っているあなたは南（呉中）領域における銀のいくつかの作品の仕事をしていると言う「画期的なの。」
チャンヤング・サム：場合は、他の人が行っていない「独創的」手段なしの元、あなたがやる、と私はそれを認め、今そこにあります。そういえば、私は、感謝の時代に改革開放への感謝を持っています。私はラッキーでした。I 1970年、北京師範大学の歴史学部を卒業した1972年呉中、通常の作業に割り当てられ、。1976 年には「4つのクラッシュギャング」に追いつくために、銀は南県宣伝部門に移しました。その後、彼らは改革に追いつくと開放、国立シルバーユーゴスラビアのように、春文学解放を迎えています。1981 年、県と一緒にテキストを設定することを決定し、文芸誌を設立しました。このように、私は最初のマンユナイテッドに仕事をする機会を持つ機会の創設者とのエディタ持っている「モニカを。」1989 年には、県と「シルバー南方日報」を開始することを決めた、私は幸運十分には「シルバー韓国ニュース」の創設者を選択し、最初の編集長を務めた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した。1998 年、市に銀南部撤退、呉中の地級市は「シルバー南方日報」、セットアップので、「呉中毎日」に、それゆえ、私は「呉中毎日、」最初の編集長となりました。2003 年、呉中の大規模な都市建設の街は、北魏と唐の大部分は、呉中東の北の郊外に墓で見つかった建設ピットオリジナルの古代都市部と農村部の金星裁判所の村の緑の中に「氏Lvを市エピタフ」、サイドを発掘しました。今日の領土呉中で、元の、有名な唐の精神的な状態とホイ音楽-こちら側碑文のテキストは、「永遠の謎」を解きます。したがって、ベルマケインと呼ばれる考古学者「ダンJingtian。」また、勉強や呉中情熱の寧夏回族自治区地域の歴史や文化、息の書面と発表されて私に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を得た25の「呉中のメモリ」の万語を、社会に影響を与えます。
- 「パイオニア」、両方の感触Ronghao側を作り、それを苦労側面がある......
チャンヤング・サム：はい。最初からすべてを、ので。いわゆる道路を通る経路が存在しない、「ジャングルに、骨の折れます」。
- 私は理解していない一つのこと、あなたの同世代の多くは、我々は他の人がとても幸運ではなかったかの機会、のようなものを経験していますか？あなたはどんな背景を持っています......
襄陽市センは：実際には、どのような私は、バックグラウンドを持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父は社会の中で農民、下層階級の生活でした。私は家の役員（でも村の公式）親戚を持っていません。私は頼まれたことがない「関係」を-私は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りません「の関係を。」しかし、私は言葉を信じている：「保つために用意されている人たちに機会。」前世紀には70 の、私はまだ通常の作業呉中、寧夏回族自治区の毎日のニュースだった（後に『Shuofang』と改名） 『寧夏回族自治区の芸術』を含む出版され、いくつかの理論的な記事や文学作品、で働いていたマルクス」 『権威から来ています』マルクス主義「理論家寧夏回族自治区の時点で一定の影響力を持っている。」に向けたマルクス主義の態度秦運河ランブリングを「」念頭に置いて川の町のタワーを、「」心の中の鉄の柱春、「」心に大きなひょうたん山「」クリッピング」...... そして他の文学作品は、文学のための地域賞を受賞しました。私は、これらは後で県Xuanzhuan富栄文化的アウトリーチ活動南銀を私に転送され、その中で主な理由、「ユン」を設立す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編集「モニカ」の経験なので、「シルバー南方日報」の時間の創設者であり、私は思った、これは自然の石である......
- あなたの文学作品について教え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は文学と銀の南部連邦で数年間働きましたか？
チャンヤング・サム：9年。
- 最も記憶に残る石の一つ......
チャンヤング・サム：2がある最も記憶に残る事は、一つはある第二の開始に関与し、参加され、「シンプルな部屋をリビング」「中国初の西洋文学セミナー。」
80世紀初頭、銀南文学連盟なしオフィス。宣伝部の事務所に絞るために始めています。南銀-しかし、仕事は接触にアマチュア作家たちが多すぎる「というテキスト共同文書に」男アメリカで7つの満員の郡は、青少年文学の何百も、あなたが私に来て、多くの場合、宣伝部フル。長い間、「鳥の鳩の巣を占める」「」邪魔は、他の人は私たちがあまりにも恥ずかしされていると言う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だから我々は、オフィス廃棄物のためのガレージに話を聞きました。このみすぼらしい古いガレージを見て、それは「楽園」シルバー南部の文学青年ではいけない：仕事と仕事に関係なく、関係なく、通常の休日の、このみすぼらしいホームが常に出入りしている、偉大な興奮に。時には、彼らはこのみすぼらしい住宅「PEEK」で、からであり、時には、彼らは事前に似ている、チームの結び目を来た、みすぼらしいホームが高い座って、彼らはリンゴの木の外に座って、チャット、古代の話これに...... また、このみすぼらしいの家はまた、自治区、有名な偉大な作家を受け、など：王蒙、梁、張承志、ガオ歌は...... 本当に」で、RUとの話と笑い口腔病学のない連絡先「！ここにコンパイルされたモニカが」;と私たちはボランティア「と」ボランティア「の多くを」未承諾募集していない文学青年になった人たち」。これは小さなかかわらず、また、その理由文学の南部連盟と銀の製造であるが、それでも大きな会議やイベントの一部を引き受けます。
参加を開始し、に参加した「中国初の西洋文学セミナー」......
- 文学連盟の「グリーン陝西・甘粛省新」5つの西部によって、私は、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で表示される情報は、開始......
杨森翔：我也看到了。但这个信息有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在去年写了一篇回忆录：《银南文联是“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的发起单位和参加者之一》，已发在网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回忆分三个部分：一、“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召开前，银南文联和我所做的工作；二、银南文联是“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之一；三、“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的影响及其余续。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
杨森翔：1982年，老一辈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看了《人生》《海滩》等几部新出的片子，倍加称赞，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美国有西部片，西影为什么不能拍中国的西部片？呼吁提倡“西部电影”。钟老此论一出，立即在文艺界引起重大反响。我当时正在主编《文苑》 ，正为寻找地方文学创作的“突破口”而费神。听到钟老的讲话，眼前豁然一亮：西部文学，这不正是我们要寻找的“突破口”吗。于是通过学习，一篇文章逐渐成形：《来吧,西部文学》（又题《呼唤西部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阐明了两个观点：一是提出“西部文学”创作口号的依据；二是提倡“西部文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篇文章先后刊登在《文苑》《人文杂志》和《朔方》，均署名“史适”。《文苑》还开辟了西部文学专栏，发了一些作品。我自己也写了几篇小说，如《宝刀》《荒原的呼唤》等，以示提倡和践行。1985年，西北五省区文联文艺研究室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陕西文联文艺研究室负责人肖云儒倡议五省区文联共同发起召开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获得大家共同支持。时任宁夏文联文艺研究室主任的吴淮生老师回来向宁夏文联有关领导汇报请示。但因为资金和一些其它问题，未获批准。我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宁夏不能缺席。于是，我就与有关方面联系，以银南文联的名义，申请参与发起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并获得批准。
1985年7月26至31日，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西北四省区文联以及西安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银南文联，共同在新疆召开了中国第一次西部文艺研讨会。邀请西部五省区及部分其他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约200多人，在乌鲁木齐和伊犁两个地方，就西部文艺的有关问题进行考察和研讨。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参观、考察；第二阶段，移师伊犁首府伊宁市研讨座谈。
开幕式上，著名评论家顾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致辞，祝贺这次大会的顺利召开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同时，他还作了题为《西部文学：西部作家的个性追求》的发言；陕西肖云儒作了《谈谈西部文化精神问题》的主题发言；甘肃《当代文艺思潮》主编谢昌余为会议作了很好的总结：《西部文艺：寻求突破面向未来的旗帜》。这是一次大西北文艺界空前的盛会，与会的200多位作家艺术家，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学之梦走到了一起，就“中国西部文艺”提出的背景和意义，西部文艺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西部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国西部文艺和美国西部文艺的异同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会上会下充满了平等的交流，随意的谈心，气氛亲切融洽，我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动心也复动容。
从新疆回来以后，我又写了《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情况汇报》《西部文学存在的理由和发展前景》（发表时均署名“史适”）、《向西的青年》《为西部立照》《汉唐情结 边塞风光 正大气象》等。
——你提倡“西部文学”，除留下了几篇小说和文论，还留下了什么？
杨森翔：我想，应该是一种探索、创新的精神吧。任何一种文学思潮、文学主张，都是和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候相适应的。当这种精神气候改变了，其文学思潮也就消退了。“中国西部文学”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们的追求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探求、试验、开拓、创新的过程本身就是美丽动人的，就是有价值的。何况，过程和目的，耕耘和收获总是无法分开的；对于真诚的探求者，时间老人总是公正的。
——请再谈谈你的新闻经历。在吴忠日报和银南报总编辑的岗位上，你觉得有那几件事情是难忘的？
杨森翔：有三件事很难忘：一是写了一篇银南报“发刊词”——《立交桥梁》；二是提出“策划就是新闻生产力”；三是打了几场官司。
——按惯例，一般报纸创刊号的“发刊词”都是领导署名。
杨森翔：但，银南报不同。当时银南地委的领导很开明，明确指示：银南报只是四开小报，容量有限，要提倡短而精。发刊词要带头，不要超过一千字。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定的目标是800字。为了写好这800字，我足足阅读了数十万字的书报。确实花了功夫。刊登后，反响较好，宁夏大学王庆同教授给予很高评价，对我是一种鼓励。
——《新闻出版报》曾经刊登了银南报的“一小四大”的经验。“一小四大”是怎么回事？
杨森翔：创办银南报之初，我曾带领几个同事到区内几家报社考察学习，并确立了自己的工作重点，那就是：在坚持“党报立场、群众观点、银南特色”的前提下，着重抓“一小”、“四大”两个方面的工作，正确处理“小”和“大”的辩证关系。
所谓“一小”，即要树立“小报意识”，一切从“小”出发。报社要求所有编采人员充分认识《银南报》是一张低级别、小版面、长周期、发行范围不大、直接为本地区基层干部和群众服务的报纸。它的特点和局限全在于一个“小”字。因此，办好《银南报》就要从“小”入手，在“亲切”、“贴近”和“短小”上下功夫，把编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基层的短消息、短通讯、短故事、短评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并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使编辑、记者、通讯员逐步改变重长轻短的观念，特别是杜绝长而空的文章，在报社形成了以写、编、发言之有物的短新闻为荣的风气。
所谓“四大”，就是在标题、照片、信息量、版式上要大度、大方。1990年，全国省报总编辑会议重点讨论了“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问题。这不光是对大报的要求，同时也是当今报纸发展的大趋势。《银南报》虽是一张小报，但在追随新闻改革的潮流中，应做到气度“不小”：首先要改变一般小报为节约版面而使标题变得拥挤萎缩、小里小气、眉目不清的倾向，适当加大标题，做到“浓眉大眼”“眉清目秀”，使读者一目了然；其次要重视图片的功能和作用，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做到“图文并重”，在版面设计上要做到“图文并茂”；第三，杜绝和减少重复报道，压缩长文，加大报纸容量，在有限的版面内尽可能多地刊登本地群众所需要的各类信息和知识；第四，要在精选、精改、精编上下功夫，尽可能提高质量，提高水平，培育“大家气度”。总之，要有高水平、大气度。这就是所谓“大”的内涵。
——为什么吴忠日报又改为对开大报？其办报思路又是什么？
杨森翔：这主要是事业发展的的需要。1998年，随着银南地区撤地设市，小版面、长周期的《银南报》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经请示市委同意，新闻出版局批准，原来四开四版的银南报遂改为对开八版（有时十六版，最多时扩为六十四版）的《吴忠日报》，实现了小报到大报，周报（周二、周三报）到日报的转变。其办报思路也有所调整，在坚持“党报立场、群众观点、银南特色”的前提下，突出“权威性、实用性、本地化、时代感”。所谓“权威性”,就是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所谓“实用性”就是有用，对读者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所谓“本地化”，就是新闻要接地气，要多发本地新闻，要突出地方特色；所谓“时代感”，就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那么，“策划就是新闻生产力”的观点又是怎样提出的呢？
杨森翔：这个口号的提出，实际上是借鉴和引进的结果。先是向自治区内各家报社学习。后来，我们有一位记者曾调到南方一家报社工作，一年后，他又返回吴忠日报社，带来新观念和新经验，这启发我们重视深度报道和新闻的策划工作。于是成立了由总编、副总编、记者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新闻研究室主任和一线记者组成的“策划组”，专门进行版面设计、标题制作、跟踪报道、深度报道、战役报道的策划。策划的内容包括：学习有关文件，掌握上级精神；一线记者汇报了解的基层情况；确定选题；怎样开头，如何跟进，如何收尾......记得当时有名的版面策划是“亚运会专版”，以及几个战役策划：“涝河桥向何处突围？”“吴忠奶业缘何挺不起？”“先进典型就是旗帜”......等。
——您在报社工作的十几年有何心得？
杨森翔：作为曾经的新闻人和领导者，最主要的的心得就是信仰和事业心。政界的伟大人物如毛 泽 东、周 恩 来、邓 小 平等我先不去说他们，仅举新闻界的著名人物如邹韬奋、范长江、穆青……他们留下的大量著作都表明，他们对自己信仰的东西追求始终；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真正作为人生宗旨实践一生；他们为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我当总编辑14年，除了要求自己在政治上万无一失，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在纪律上做到全勤外，还要求自己每到星期日的晚上找个安静的地方阅读已经阅读过无数遍了的伟人们的著作(毛 泽 东、邓 小 平、江 泽 民以及邹韬奋、范长江……)，向先人学习。读他们的作品，想见他们的为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便心向往之，久而自通。对真理和信仰抱有敬畏之心，便会体现在行动中，也会体现在举止和神情风度中。
——那么，你怎么又“跨界”研究起吴忠和宁夏的地域历史文化呢？
杨森翔：说来话长。我是灵武人。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大约是1958年，在当时的宁夏日报上读到一篇短文《塞上历史名城灵武》，说唐肃宗曾在灵武登基作了皇帝，这让我很是激动，也很自豪。自此以后，我就特别关注有关灵武历史的文字。1961年，我上灵武中学时，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侯仁之先生的《沙行小记·灵武》，结果让我感到意外。侯先生说：“晚至明朝，灵武城还曾三易其址。现在的灵武城的初址，正是明朝最后一次迁城时所奠定的。......但是今城之绝非唐城，已属确凿无疑。因而唐肃宗即位灵武的故事，虽然实有其事，却不在今天的灵武城，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这让我失落了好一阵子。1962年，我到吴忠读高中，发现吴忠的地名很有特色——秦渠、汉渠、秦坝关、汉伯堡、古城、板桥——到处都飘荡着一股浓浓的历史韵味。这很吸引我。1965年，我考到北师大历史系，系主任白寿彝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我记住了三句话：聊天有益；知识要杂一点；要特别关注你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的历史和文化。这三句话让我终生受益。所以当我毕业回到宁夏以后，就特别注意收集宁夏地方史料。宁夏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西北史地资料丛书”“宁夏史料丛书”及回族史料等，凡我能见到的，都收集无余。其中，吴忠礼先生的《宁夏志笺证》和鲁人勇先生的《宁夏历史地理考》对我影响最大。正是这两部著作及两位先生的治学精神，奠定了我后来“跨界”研究吴忠和宁夏地域文化的基础。我曾有专文（《吴忠礼与<宁夏志笺证>》《众里寻他千百度——鲁人勇对古灵州的考证》）谈及此事。
——所以，一旦机会来了（吕氏夫人墓志出土）你才能够及时快速“跨界”，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写作并连载了25万字的文章！
杨森翔：是的。那时——2003年——我还是吴忠日报总编辑，白天上班编报纸，晚上赶写连载文章《吴忠记忆》，连续数月，每天最少2000字。加上又患“空调综合症”（肠胃性感冒），几个月下来，我的体重由75公斤下降到59公斤！一个大男人，腰围只有2.2市尺，真的成“杨柳细腰”了......
——我记得陈育宁教授说过，正是“吕氏夫人墓志”的出土和您的“跨界”参与，引起了宁夏又一轮灵州史和唐史研究的热潮？
杨森翔：陈育宁教授在为《吴忠与灵州》一书写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随着一方‘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的出土，在宁夏历史和考古界兴起了一股探讨以古灵州城址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地理研究热潮，这不仅为确认古灵州城址的方位提供了新的实证，而且推动了颇显沉寂的宁夏历史研究出现了新局面。”我只是起了一个组织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主要标志就是《吴忠与灵州》的成功出版。
——《吴忠与灵州》是一部怎样的书？
杨森翔：《吴忠与灵州》的基本框架是由“考古考证”“历史大事”“人物宦迹”“文化文物”“新闻报道”以及“附录”构成的。汇集了当时宁夏历史地理、地方志研究和考古学界的权威专家和学者发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研究文稿共70余篇，总计60余万字，图200余幅。是当时吴忠乃至宁夏在同题研究中作者人数最多、阵容最大、部类最全、也最具权威的成果资料汇集。这部书围绕“吴忠与灵州”这个主题，重点考证并回答了三个问题：
第一，古代灵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回答是：古代，特别是北魏和隋唐五代，灵州是“天下粮仓、军事重镇、交通枢纽、商贸都会、民族家园”，是历史上著名的“水旱码头”。
第二，今天的吴忠、灵武与明代以前的灵州是什么关系？回答是：今天的吴忠就是唐太宗“灵州受降（灵州会盟）”、唐肃宗灵武登基的“古灵州”旧址；今天的灵武是明代经过“城凡三徙”后新建的灵州城，是古灵州符号的延续。
第三，今天的吴忠与灵武应该如何利用这一历史遗产？答曰：今天的吴忠与灵武自古是一家——山川同域、历史同根、血脉同源。因此，资源共享，联手共建区域文化是最佳选择。
上述结论是由“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实地勘察——民间口碑”的证据链证明了的。
——你觉得在这轮以灵州城址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地理研究热潮中，有无难点？难点是什么？
杨森翔：当然有难点，比如资料和资金的缺乏等。但，真正的难点不是这些，而是非学术势力对学术研究的无理干扰。
——理解。今天看来，那确实是一个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需要一种文化担当。
杨森翔：我的《城市记忆》的别题就是“一个底层学人的文化担当”。说到文化担当，就得提“文化自觉”。我觉得，一个“学人”或曰“文化人”，其实就是他所生活工作的地区和族群中的“先进者”，自然而然有一种服务本地和本族群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责任”。问题是你有没有这种自觉的认知。马克思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当然，这种“服务”，应该是科学（而不是迷信）、前行（而不是倒退）的助推和引领。有了这种“自觉”的认知，你才能在“履责”和“履职”的过程中变得坚毅果决、“躬行不辍”，并取得成就，从而实现“文化担当”。
——这也就是“文化自信”呀。
杨森翔：对“文化自信”，我有个新的认识。最近我学习十九大党章，发现，党章在阐述“四个自信”的时候，总离不开“改革开放”这四个字。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不但包含坚持和继承，还包含了弘扬和创新。这是我们自信的源泉。这种“自信”，与故步自封、抱残守缺、顽固倒退的教条主义、“原教旨主义”划清了界线。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十全十美的事物。也没有“永不犯错、一贯正确”的个人和政党。有些事物之所以完美，有些个人和政党之所以伟大、正确，是因为他有着很强的自我调节（纠错）的能力。而“改革开放”，不仅是“自我调节（纠错）”的方法，更是一种“自我调节（纠错）”的能力和品质。谁具备了这种能力和品质，运用了这种方法，谁就能战无不胜，就能自信自立自强。
——退休后您还做了哪些工作？
杨森翔：2005年正式退休以来，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地方文化建设：一是在市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邀集和组织学术界已退休的著名专家、教授数十人，多次深入利通区、红寺堡区、太阳山、盐池县、青铜峡市、同心县等地进行考查调研，先后就吴忠市（含所辖5县区）的历史文化课题（如：“吴忠与灵州”、“太阳山历史与文化”、“宁夏移民历史与文化”、“丝绸之路与吴忠”、“盐池历史与文化”、“吴忠的城市起源及沿革变迁”、“黄河文化”……等），多次进行讨论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册，编辑出版了《吴忠与灵州》（8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城市记忆》（40万字，中国文化出版社）、《思与在》(上下卷，80余万字，中国文化出版社)、《太阳山春秋》（4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红寺堡历史文化论集》（4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盐池地方历史文化探微》（4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移民文化》（收入《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宁夏卷》下编，中华书局出版）、《吴忠溯源》（3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湖海诗情录 》（中国文化出版社）、《不到长城非好汉》（中国文化出版社）、《人文青铜峡》（宁夏人民出版社）以及《长河大爱》（宁夏人民出版社）、《水韵利通》（画册， 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地域文化中的移民因素》等。
其中，《城市记忆》《思与在》(上下卷)《宁夏移民文化》《宁夏地域文化中的移民因素》完全是个人独立著作。同时还编写了《历代诗词咏吴忠》（20万字 ）、《吴忠好地方(塞上识小)》（20万字）内部印行；撰写了《吴忠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吴忠史话）及《读史偶拾》（共约100万字，未出版）等；参与撰写《春节文化大观》《银川简志》等。
——可以用一首诗表达一下您现在的心境么？
杨森翔：“能经沧海身犹健，虽负韶华。未尽韶华，敢向新天放异葩。 山枫不畏秋霜厉，不是春花。胜似春花，一片丹心映晚霞。”我这是表达渐入老境的感慨，吾志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