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Wolfram对盖尔曼的缅怀，原文可以在这里https://motls.blogspot.com/2019/06/wolfram-on-gell-mann.html?m=1找到。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感情让我很感动，对物理的热情，对盖尔曼的缅怀。
Wolfram on Gell-Mann
Remembering Murray Gell-Mann (1929-2019), Invertor of Quarks
初见
19世纪70年代中叶是粒子物理的黄金时代。夸克来了，群论来了，场论也来了。这许许多多的进展让人们相信似乎物理的基本定律已经趋于完善。
处在这些发展正中心的就是默里 盖尔曼，不只是一次，而是绝大多数的对于粒子物理的理解的飞跃，都是由他来带领的。当然在同一时代也有其他的理论，但是盖尔曼的理论由于在数学上的深度和抽象总是可以推进时代。
我和他的初见时在1978年的春天，那一年我18岁。在那之前的几年，我已发表了一些关于粒子物理的文章，并且在这个粒子物理界都有了一点名气 （并且，我用了几十年才逐渐摆脱我年轻粒子物理学家的人设）。那时我在英格兰，但是准备接下来去美国读研究生，只是还在犹豫是要去普林斯顿还是加州理工。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准备出去，电话响了。在那个年代，和容易分辨出这一通来自国外的电话。“我是默里盖尔曼”，电话那边说道，然后就开始了一大段关于为什么加州理工是当时粒子物理的中心的自说自话。
面对这个学术巨星，我没有表现出我似乎应该有的“追星族”的态度，问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尽管盖尔曼都没有理睬。最后这通电话差不多是以“那么，我们希望你能来加州理工”结束的。
几个月之后我真的就来了加州理工。我记得刚刚到那里的第一个晚上，我在空荡的劳里特森
(Lauritsen)实验室的4楼闲逛。这个实验室是加州理工理论粒子物理的家。我认出了很多办公室上的名字，其中在很明显是最大的办公室上的名字是：“M.Gell-Mann”和“R. Feynman”（盖尔曼和费曼）。（在他们之间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上面贴在“H. Tuck”，第二天我才知道那是我们系任时很久的热情的秘书海伦塔克的办公室。）
在这里的理论物理组有一个“周五午餐”的例行活动，很快一个周五就到了，在那里我见到了默里盖尔曼。他和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英格兰到加州，你一定会被文化风俗的差异震惊吧。”当时我穿着一件亮黄色的衬衫还有人字拖，看起来很像一个当地人。盖尔曼看起来有点尴尬，含糊不清地说了一些欢迎的话离开了。
和盖尔曼在加州理工的日子
我从来没有直接和盖尔曼合作过(虽然他后来在向其他人介绍我会用“我们的学生”这样的词)。但是在加州理工我经常和他交流。他是一个热情喜欢交际但同时又严肃和好斗的奇怪混合体。他的面目表情很容易懂，如果他不同意你说的话时他就皱起他的脸。
盖尔曼有许多他赞成的人或事，但是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他会取一些带有贬义的外号。（他经常把固体物理（solid-state physics）称作肮脏物理 (squalid-state physics)。有时候他会故意视那些他不喜欢东西是不存在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讨论量子场论里面的beta函数。他的表情好像在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有点被激怒了。最后我冲口而出“默里，这不是发明的东西吗？”“哦，”突然间他似乎豁然开朗，他说“原来你在说g乘以psi函数，为什么你要那样叫他？现在我懂了”。当然他一直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只不过有点不满不用的“beta函数”这个词，尽管当时这个词已经被作为一种标准使用很多年了。
我一直猜不准的是究竟什么样的人会让盖尔曼称赞。他习以为常的贬低一些取得了很大成功的物理学家，却夸赞拔高一些成就很小甚至根本就没有成就的人。所以当他夸赞我的时候，我一方面觉得很荣幸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他的认可是不是有其他的意味。
看盖尔曼和费曼的关系是一间很有意思的事。他们都来自纽约。费曼以他“劳动阶级”的纽约口音而著名，然后盖尔曼喜欢用不管是什么语言的最标准发音。让人吃惊的是他们两个都会很孩子气的评价对方。
我记得费曼坚决要给我讲夸克这个名字由来。他说一个周五他在和盖尔曼讨论一个假想的粒子，在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需要给他们一个名字。费曼告诉我他当时说（当然是带有他标志性的口音），“我们就叫他们夸克吧”。然后他有告诉我第二天盖尔曼十分兴奋地来找他跟他说他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里发现了夸克这个名字。在给我讲个故事的同时，费曼抨击了盖尔曼总是把事物的名字看的很重要这一点。“仅仅知道一个事物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dosen’t tell you a damned thing）”,费曼这样说道。（从事了大半生语言设计后，在这一点我不同意费曼。）费曼进而嘲笑盖尔曼的一些关注点比如不同鸟的名字。（盖尔曼是一个狂热的观鸟者。）
顺便说一句，当费曼在做一些和夸克相关的粒子物理的工作的时候，他称这些粒子为部分子（parton）。盖尔曼则坚持称之为put-ons.
从对于粒子物理（而不是对于总体的物理来说）的长久影响这方面，盖尔曼是胜者，但是他还是觉得他一直生活在费曼的阴影之下，特别是因为费曼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费曼去世的时候，盖尔曼写了一个颇为挖苦人的讣告，在其中他这样描述费曼：“他总是让自己布满神秘感，他花了大量的精力来经营自己的一些轶事。”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像盖尔曼这种可以去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人要选择在加州理工工作长达33年并且只与费曼的办公室2门相隔。
盖尔曼特别在意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但是呢他有经常性把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他对文字和语言十分感兴趣（并且我认为他在这方面也十分的博学）。当他和别人见面的时候，他会通过介绍他们名字的来源来略微地取悦他们。（处于好奇，过了几年只有，我才知道他们的名字Gell-Mann是脱胎于Gellmann）。当然了如果一个人会对某一个字感兴趣，那应该他自己的名字。也可以想象，当盖尔曼把名字的来源搞错的时候是什么的尴尬的。（我记得一次他给我一个名字为Nathan Isgur的朋友讲了一个关于这个名字来源的详实的故事，但是最后Isgur说：“不是那样的，这个名字来源于 Ellis Island”。）
盖尔曼也不是很擅长察言观色。我记得在1982年前半年的某个时候我和盖尔曼在芝加哥一起坐在一辆出租车上面。这辆出租车之前刚刚载过一些来参加活动的物理学家。司机正在通过对讲机复述那些他刚拉过乘客的名字。是一些很复杂拗口的名字，情有可原地司机读错了很多。但是每读一个名字，盖尔曼就会尖声地说：“不对，应该是XX”。很明显司机有些生气了，最后我轻声地对盖尔曼说不要再纠正他了。当我们达目的之后，盖尔曼对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说？”他似乎对司机不关心名字的正确读法很生气。（译者：这里很像Sheldon。）
偶尔我会想盖尔曼征求一些建议，尽管他很少回应。有一段时间我在做有关一维元胞自动机的工作，我想给它取一个好的名字。（对于二维的元胞自动机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名字，最后我采用的是这个celluar automata）我提议的名字是 polymones （借用了莱布尼兹的单子（monad）的概念）。考虑到盖尔曼那对于文字和语言的博学我像他征求一个建议。他不认为polymones很很合适，但是他也没有给出其他的建议。
当我致力于SMP（Mathematica和Wolfram 语言的前身）时候，我也想听听盖尔曼对它的想法，尽管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理解人类语言和计算机语言的共同性。盖尔曼很感兴趣地想要尝试一下SMP，在他的办公室有一台电脑终端。我一直给他展示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他一直很敷衍。让我大跌眼镜的，最后我发现盖尔曼是担心我知道他不会用电脑打字。（在那个年代，很少人熟练打字，这就是问什么在Unix还有SMP上的命令行都很短。）
和他的漠不关心和怪异相伴的是他总是很乐于与人交往。我记得他曾经好多次邀请我去他家。我从来没有和他孩子交流过（经过他们都与我年龄差距不大）。但是我和他的妻子玛格丽塔有过一些接触，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英国人。（作为一些恋爱的经验，费曼曾经和我说他和盖尔曼都娶了英国女人因为“他们可以应付（they could cope）”）。
当我在加州理工的时候，玛格丽塔正深受癌症之苦，盖尔曼一门心思地想要找到治疗方法。（他自责他没有让玛格丽塔能定期做体检。）没过多久，玛格丽塔就去世了。盖尔曼邀请了我去参加葬礼。但是我觉得我很不适合去，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加州理工的教授，我只是觉得我太年轻资历也太浅。我想盖尔曼因为我没有来也很不快，对此我终生心怀有罪和难堪。
盖尔曼给了我很多帮助。他是麦克阿瑟基金的主要会员之一，我认为这在能让我得到首届麦克阿瑟奖中起到了很多的作用。后来，我在加州理工陷入了了一些知识产权的麻烦，盖尔曼在背后支撑着我，他尝试去向他的老朋友时任加州理工校长的墨菲哥德伯格（之前他是普林斯顿的教授，邀请过去普林斯顿读研究生。）说情。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称盖尔曼是我的朋友，尽管，在马格林特去世后，我们偶尔会在帕萨迪纳不同的饭馆一起吃晚饭。我没有在我们的交往中感受到代沟（当然年龄上是有的）。只是他身上散发出的冷漠的气息让我不能完全确定我们之间的友情。
物理的黄金时代
二战结束之后，曼哈顿计划也刚刚完成，物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主要是亚原子物理。质子，种子，电子还有光子全部被发现还要一些猜想中的粒子（中微子，π介子），似乎基本粒子物理已经趋于完善。
但是紧接着，先是在宇宙射线，随后在粒子加速器里，新的粒子开始涌现：μ子，介子（π介子，K介子），还有超子（Ξ，Λ，Σ）。他们全部都是不稳定的。μ子，基本上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是类似于一种重电子的粒子，主要是通过电磁相互作用和其他粒子作用。然而其他的粒子主要是受强核子相互作用—使电子核结合在一起的作用。还发现这种力总是成对的生成这些粒子（比如Λ和K）。但是让人费解的是，这些粒子是通过弱相互作用（负责放射性β衰变，或是μ子随便的相互作用）衰变的。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机制。但是在1953年前后，盖尔曼想出了一个解释。除了粒子已知的量子数像自旋还有电荷这些，还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新的量子数成为奇异性。质子，中子还有介子的奇异性为0. 但是Λ带有奇异性-1，（正）K介子带有奇异性+1等等。总的奇异性，盖尔曼假设，在强相互作用下（还有电磁相互作用下）应该是守恒的，但是会被破缺在弱相互作用。假设一种新的基本的粒子的性子是一个很大胆的行为。然后它是正确的：很快盖尔曼就可以用他新的理论解释很多已经观察到现象。
考虑奇异性下的做相互作用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1957年，在盖尔曼和费曼在加州理工许多年的合作中的一个工作里，他们提出了弱相互作用所谓的V-A模型。又像以往一样，开始的实验结果与这个理论不符，但是最后被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这个理论基本上意味着中微子只有左手的螺旋性，并且弱相互作用会同样强度地同时参与镜像守恒和镜像破坏的过程。）
在电子还有其他粒子的量子力学在19世纪20年代建立的同时，人们就已经开始设法构造量子场论，特别是电磁场的量子场论。困难是量子场论总是会涉及到一些无穷大的问题，直到40年代这些无穷大才被重整化的概念来解决—这也是费曼一个重大贡献。之后我们就可以用量子电动力学（QED）来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和实验惊人的一致。
但是所有的理论方面的工作都是计算了关于相互作用强度α≈1/137微扰展开的领头几项。在1954年，在伊利诺伊大学短暂访问期间（从那里出发他之后又去了芝加哥大学，随后返回加州理工），盖尔曼和弗朗西斯劳合作了一篇文章“Quantum Electrodynamics at Small Distances”, 在这篇文章里他们尝试研究在任意阶α展开项下的量子电动力学。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篇文章时领先于时代的，20年后重整化群的概念的重要性才被人们意识到（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psi 函数被beta函数所取代）。
尽管量子电动力学可以通过对小量α≈1/137做微扰展开来研究，对强相互作用这个方式就不行了（这里的有效相互作用强度接近为1。）所以在195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成为S-matrix的理论，S-matrix定义了粒子之间的散射振幅。很多方面的S-matrix的性质都是已知的包括他著名的动量依赖解析性还有交换对称性（crossing symmetry）。
但是这些就足够用来描述强相互作用了吗？在整个60年代，各种不断地尝试引入了越来越复杂的数学。然后问题越是层出不穷。按照理论质子-质子的总的相互作用的强度应该是随着能力的提过而增强的。但是实验上却发现了相反的结果。这时又一个新的想法（the pomeron 理论）被提了出来。但是随后实验上又看到相互作用强度又是随时能量增加的了。没办法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多粒子剪切（muliparticle cut））又被提出。就这样一直不断地修正下去。（有点讽刺的是，在这些尝试中，早期的弦论萌芽了。现在，在S-matrix 被淘汰了几十年之后又要开始流行起来了。）
在这期间，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理论也在被发展中，其中盖尔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李群，群论结合分析，的概念。一个李群的例子就是3维的转动群，在李群理论中称为SO(3)。李群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找到他的表示：一些量，比如矩阵，他们在群元素作用下相互变换。
转动群的表示已经被应用到原子物理中来推导原子物理的能谱。盖尔曼的基本想法就是：“让我们假设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粒子有一些内在对称性由李群SU(3)来描述，然后让我们利用群表示理论来推测什么样的粒子是可能存在的。”
接着在1961年，他发表了他的八重法（名字源自佛教的八正道）。这个八重法类似于一个周期表，里面有8+1种介子，10+8种重子（超子加上核子，也就是质子和中子）。对于当时的物理界，其中用到的数学还是很新奇的。但是已知的粒子完美地排列在盖尔曼提出的结构之中。并且盖尔曼还做出了一个预言：应该还存在一个超子，他成为Ω-，带有奇异性-3，具有特定的质量还有衰变特性。
不出所料地在1964年，这种粒子被发现，这确保了盖尔曼将会得到诺贝尔奖，很快他就在1969年拿到了。
最开始SU(3)对称性的想法只是关于粒子的存在性的。盖尔曼还想进一步描述这些粒子的相互作用的情况，所以他又提出了流代数（current algebra）。在1964年，在关于流代数的工作中，他意识到一些新的东西：他的SU(3)对称性预示着质子其实由某些更基本的粒子构成的，他称这些更基本的粒子为夸克。
夸克究竟是什么呢？在他关于夸克的第一篇文章中，盖尔曼称他们为“数学实在（mathematical entities）”，尽管他也承认，也许可能，它们本身可能也是基本粒子。只不过这里有一些问题。首先，一般认为电荷是以电子的电量为单位量子化的，但是夸克具有2/3和-1/3的电荷。更严重的问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观察到自由的夸克。
很巧的是，在盖尔曼发表这篇工作的同事，一个在加州理工的学生也在考虑一些类似的想法。茨威格（当时他在CERN客座）采取了一中数学上没那么复杂的方法，他发现所有已知的粒子可以解释称是由三个基本的他称为“Aces”的东西构成的。这些Aces和盖尔曼的夸克具有同样的性质。
茨威格也称为了加州理工的教授，我们的友谊也长达40年之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Aces得到他本该得到的荣誉（尽管在1977年费曼曾提名他作为诺贝尔奖的得主）。许多年后茨威格离开了粒子物理开始了研究耳朵的神经生物学。现在在他80的时候，他发起了一个对冲基金（quant hedge fund）。
同一时间，盖尔曼继续完善他的夸克理论还有流代数。从1968年开始，物理有了一个新的进展：粒子加速器可以用很高的能量使质子碰撞（强非弹性碰撞），从中发现电子有时候发生很大的散射角。这里面有很多的特别是包括相对论动力学的细节。在1969年费曼基于这个提出了他部分子模型（盖尔曼称他们为put-on），认为质子是由点状的部分子构成。
人们马上猜测部分子很可能就是夸克，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完整的理论才被建立起来。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夸克被禁闭在像质子一样的粒子中呢？为了不违反不相容原理，夸克被假设具有3种“颜色”。在1973年，类比于电荷，盖尔曼和他的合作者建议这些颜色代表了夸克具有的不同的“色荷”
电磁学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李群U(1)对称性的规范场理论。所以盖尔曼就提出可能存在一种规范场论具有SU(3)的对称性（对，还是这个SU(3)，只不过这里除了八重法之外的一种应用）。这个理论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量子色动力学，QCD。类比于QED中的光子，这个理论中对应粒子称为胶子。
与光子不同的是，胶子之间有直接的相互作用，这使得理论本身特别复杂。同样的类比于盖尔曼和劳在1954年对于QED的重整化群的计算，在1973你那QCD的beta函数（也就是g乘以psi函数）也被计算出来，这导致了渐进自由—基本上说QCD的相互作用会随着距离的缩短而减弱，的发现。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成功的质子的模型，同时这个还意味着当夸克被分开很远话，QCD的作用会变的很强，从某种程度上了解释了夸克禁闭（这只是一个正确的图像，甚至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夸克禁闭的证明，我怀疑这其中设计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
尽管在60年代，S-matrix 理论在粒子物理界是占有主导地位的。但他是有很多内在问题的，1973年QCD渐进自由的发现让场论重新掌握话语权，并且场论会给粒子物理带来很多新的希望。
盖尔曼有一个让人震惊的学术生涯。20年见他做了很多关于自然基本定律的大胆的假设—奇异性，V-A模型，SU(3)对称群，夸克，QCD—最后每一次都是他是对，别人错。他持有一个在科学界了不起的记录就是保持连续正确的物理直觉。
他尝试继续他的物理直觉。他开始讨论“大统一理论的来临”，（和其他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探讨QCD和弱相互作用在其他群比如SU(5),SO(10)上可以统一的可能性。他也考虑超对称—其预示了一些额外的粒子的存在，这些粒子介于中微子和胶子之间。但是很快这些理论都被证据否定—尽管现在还认为其中的某些形式的理论还有正确的可能性。
不管怎样，70年代的中叶都是粒子物理的一个多产时期。在1974年，J/Ψ粒子被发现，这与第四种夸克（称为粲夸克）相关。在1978年，第5种夸克存在的一些证据也被找到。关于QCD本身，我们也有了很多的理解。一个自洽的弱相互作用的理论也逐渐成型，和QED，QCD一起，在80年初，被定义为现代的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一直沿用至今。
在1972年，我自己就对粒子物理有强烈的兴趣，那时我12岁。我经常地带着一个粒子物理的小册子—里面记载了所有粒子的性质，这本小册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的朋友。我可以清楚记着例如Λ的质量，π0的半衰期还有无数关于粒子的知识。（没错，令人吃惊的，我到现在还记住其中的大多数—尽管这些数据现在己经被测量的更加精确。）
在那时，对我来说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已经被做出：组成我们宇宙的基本物理的基本参数。我认为不久之后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些，就像人们知道原子，质子电子一样。
但是现今令我震惊的是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比如，几乎没人听说过介子，即使我们每天都被存在于宇宙射线中的介子不断地轰击。至于奇异性，还有Ω-，大多数人也是不知所谓。夸克倒是有很多人听说过，尽管可能只是知道名字，或者是因为它被使用在不同品牌之中。
对我来说，有点忧伤。介绍盖尔曼的八重法还有解释不同的粒子是如何有夸克构成的一点也不难。至少可以很容易地介绍现今已知的有6种夸克就像介绍化学物质还有DNA的基本构成一样。但是出于一些原因—在大部分国家—这些粒子物理的成功重来没有进入到学校的科学教育之中。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十分震惊网上关于这些“经典”的粒子物理的内容是如此之少。事实上，当我尽力回忆某些历史还有一些详细的讨论的时候，我能找到的资料是我12岁的时候自己写的并没有发表的书。（没错，尽管充满了迷人的拼写错误还有一些物理错误。）
故事的尾声
当我在1978年第一次见到盖尔曼的时候，他那在他鼎盛时期决定了粒子物理很多重要内容的不断成功的物理自觉已经衰退了。我不能肯定他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了。我知道他经常旅行，借用在不同的地方物理会议的机会，他吸收着当地的文化还有自然。我知道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在JASON，物理学家在受军方质询时应该被支付更多报酬，组织上。（这组织在80年代中期也曾经招揽过我）我知道他也在加州理工教授课程，虽然他有因为课程的混乱和准备不充分的坏名声—我经常看见他匆忙地赶去教室，手里拿着一大叠潦草的手写笔记。
经常我看见他混在一群他招到加州理工的只有各种各样临时工作的年轻的物理学家之中。经常在黑板上能看到一些盖尔曼做的一些计算。大部分的计算，通常都带有张量指标—几乎看不到一个图。这些计算是关于什么的呢？我认为当时是关于超引力的—一超对称和早期弦论（弦论本身脱胎于早期的S-matrix 理论）的一个融合。
那个时候是QCD，夸克模型还有很多盖尔曼自己发现的东西很活跃的时期。可是盖尔曼选择不从事相关的工作—例如在一次我做完关于QCD的报告之后他对我说我应该选择一些更有意义的方向。
我猜想盖尔曼可能觉得他超出寻常的物理自觉会一直持续下去，他的新的理论会和那些旧的一样的成功。但是事实是并没有。尽管我每次见到盖尔曼的时候，他都会和我说他马上就要一些新奇的物理上取得进展，而且是经常用一些我无法理解的数学语言。
在我1983年离开加州理工的时候，盖尔曼几乎一直待在新墨西哥，圣菲和洛斯阿莫罗斯附近。主要是因为他参与了圣菲技术研究院的建立。在1984年，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首次开始的关于里奥格兰德技术研究院如何发展的讨论班。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活动，我是据我所知最年轻的参与者。正巧，赶上那个活动的会议文集的再发表，我最近写了一些那个会议上发生的事情，过些日子我会放到主页上。
不管怎样，盖尔曼是那个活动的联合主席，他主张说在一个多学科的大学里，人们应该研究一些类似物理和建筑的关系的科学的科学。他兴致勃勃地讨论可以把艺术和科学，复杂的和简单的都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一点也不实际—我还问了圣菲技术研究院如果可以选择他们真的会花力气做这些吗？
有人询问我的意见，我（很不情愿，因为似乎每个人都在推销自己的领域）的提议是复杂系统理论，我的想法有些复杂现象可能是从一些简单的过程比如简单的程序涌现出来的。这个活动的音频记录了我和盖尔曼有些互相比较尊敬的交谈，但是更多是关于研究所机构上的问题而不是我的提议的本身的问题。但是最终，复杂系统理论真的成立圣菲技术研究的专题之一。而且盖尔曼还有复杂性“complexity”来标志他在思考的东西。
我尝试了很多年（从1981年，我刚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开始）向盖尔曼解释元胞自动机，还有我对计算领域（computational universe）的探索。他总是很礼貌地听取，对计算机还有一些相关的实验做一些口头上的支持。但是很久之后我才发现，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在80年代末，我就很少见到盖尔曼了。通过一个代理人我听说他有一个新的大动作，就是在写一本书。盖尔曼一直觉得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不久我就听说这本书经历了好几个编辑（出版社）只手，盖尔曼认为这要对他的一次心脏病发作负责。我很希望这本说是一本自传，尽管我怀疑盖尔曼没有足够的自省来写一本自传。（几年之后，纽约时代的一个作家乔治乔纳森写了一本我认为很不错但是盖尔曼延误的盖尔曼的传记。）
后来我听说盖尔曼的书是关于他的复杂性理论的，随便他是指什么。有过了一些年，最终在1994年，没有特别的大张旗鼓的，盖尔曼的书“夸克和美洲豹”出版了。但是，从头看到尾，里面并没有任何明确关于复杂性理论的部分。乔治茨威格告诉我说盖尔曼把一些人比如我还有他从检索中剔除了，这样的话如果要知道他说了我们就必须要读完整本书。
那时我还不太在意。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到底盖尔曼说了我什么呢。在印刷版的书里，检索从“Winos”直接到了“Woolfenden”。但是在网上的版本我能找到我的名字，在77页（真的很奇怪，我的名字是在检索了）：“像史蒂芬 沃尔夫勒姆强调的，[一个理论] 是一包信息，适用于很多情况。”这是正确的，但是这就是盖尔曼对于我和他说过的所有话的总结吗？（顺便说一下，乔治茨威格在这本书里根本就没被提到。）
在2002年，我终于完成了我的长达10年的基础科学计划，我准备好发表我的书了“一种新科学(A New King of Science)”。因为他对我早起的帮助，我在很长的致谢部分也提到了盖尔曼。我联系了盖尔曼，问他是否愿意帮我写一个放在书封底的简介。（最后，斯蒂文乔布斯说服了我不需要任何的封底简介：“艾萨克牛顿没有在他的“自然哲学原理”放上简介，你也同样不需要”）
盖尔曼很友好地回复了我：“我很高兴知道你的装满了很多思考，研究还有写作的杰作终于要发表了。当然我应该很开心的接受并且读这本书，我或许做一些宣传上的帮助，特别是因为我期待这本书能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但是他又说：“你可能也知道，以我现在的情况很难写出一些东西。”
我把书发给了盖尔曼，之后不久还给他打了电话。那是一次很奇怪的带有争论的对话。很明显盖尔曼很不舒服。我问他理解的复杂性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就像一个小孩学一门语言。”我问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来来回回地聊着语言。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他似乎想用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把我糊弄过去。但是—可能有些不幸对于这个对话—尽管我的书“一个新世界”没有过多的谈论原因，因为我长时间致力于计算机语言设计的工作让我也有足够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对话之后我明确表示出我并没有被盖尔曼糊弄住。
盖尔曼后来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很开心能与你交谈，我发现交换想法很有意思。过去的一些年我们似乎都考虑了很多相同的事情，很明显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达成共识，有些却分歧很大。”他接着开始谈论我的书：“很明显，在简单的细读之后，我不能对这部巨著得到任何深刻的结论。然后，很明显，书里面很多的见解，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我是不同意的。”
他接着说：“过去10年我自己相关的工作并没有在这书里被提及，尽管我的工作是关于简单性和复杂性意义的重要性的，历史退相干在理解量子力学还有其他方面在这本书里都起来很关键的作用。（其实，我不认为我在书里提过任何量子力学里面的历史退相干。）”他解释说，他不想写一个简介，结尾到：“很抱歉，我希望这件事没有危险到我珍惜的我们之间的友情。”
这件事的结果就是，我再也没有和盖尔曼讨论过科学。最后一次我见盖尔曼是在2012年，那是一个为了有前途的高中生在纽约市举行的特殊活动。我和盖尔曼打招呼，盖尔曼看起来很迷茫。我说了我名字，然后举起来我的名牌。“我认识你吗？”他说道。我重复了我的名字。还是不为所动。我无法知晓是因为他年龄大的缘故，还是beta函数事件的重演。但是，很遗憾，我走开了。
我总是用盖尔曼做例子来说明维持一个较高的学术生涯的挑战。从他20岁到40岁之间，盖尔曼有他点金术。他独特的思考方式一次又一次让他取得成功，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为一代人定义了物理的概念。但是从我认识他起，这样简单的成功结束了。或许是盖尔曼，更可能是他那种轻易地就能获得成功的方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认为盖尔曼总是希望被当做一个学者一个科学政治家或是比这更高的地位来被尊敬。但是令他失望的是，他总是让自己陷入一种境地显露他的弱点。他想要领导人，但是总是最后让人懊恼。他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似的作家，但是他完美主义和信心的缺乏阻碍了他。他想在新的领域做出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只是发现他的方法不起作用。对我来说，从各种角度来说，这是很悲剧的。他多想像之前一样获得成功，但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他因为之前的成功负担了太多的包袱。
尽管盖尔曼身上的复杂难以理解，我还是很开心可以认识他。尽管他现在去世了，他的物理发现经久不衰，在我们试图理解宇宙基本机构的书中写下了重要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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