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被骗男博士自杀 研究生群体伤从何来
文 | 酒颜君
提到博士生，大多数人会在脑海中将他们描绘成学术精英、前途一片光明的形象。然而，横跨在学术圈和社会之间，事实往往与憧憬者的期待背道而驰。本周，两个博士的新闻刷了屏。
先是“女博士被骗85万”引起网络热议。女博士饶源被早已过时的电信诈骗手段骗走存款及借款总共85万，本人称自己泡在实验室十年，从不看朋友圈，更不知徐玉玉案。一时间，“高分低能”、“工作机器”、“读书读傻了”等冷嘲热讽在一直能引起大众舆论狂欢的“女博士”标签下蜂拥而至。
（饶源与骗子的聊天记录）
受害人的身份不该受到大众的群嘲，术业有专攻，骗人的手段日新月异，清华教授与明星艺人均有过被电信诈骗的案例。社会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对犯罪嫌疑人的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而在自带“标签”身份的人面前，公众舆论往往会跑偏，这对受害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刻薄的二次伤害。
在饶源受骗事件中，骗子十分可恨，同时社会阅历和人情世故几乎为零的单纯女博士亦让人担忧。不过，单纯让饶源付出代价的仅仅是钱财，未来她会吸取教训提高警惕，不再让骗子得逞，倒也没有什么。但是，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生杨宝德跳河自杀事件，却让更多人惋惜与不解。
半个多月前，西安交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杨宝德被人发现，溺亡在西安灞河中。警方认定，没有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而后媒体刊发了《寒门博士之死》一文引发舆论关注。溺亡博士杨宝德女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长文，声讨其博士生导师周某是酿成此悲剧的罪魁祸首，并贴出二人聊天记录作证。
杨宝德女友贴出的杨宝德与其导师周某的部分聊天记录显示，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擦车、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溺亡博士生杨宝德）
这位导师还曾干涉杨宝德的个人感情。叫杨“臭小子”，用词暧昧，经常在晚上十点之后找杨聊与学术无关的琐事。据目前各方信息来看，杨宝德读博后，很少得到导师的指点，学业停滞不前，很多硕士期间的科研项目也没能继续下去。由此，杨宝德的女友认为男友的自杀与他的博士生导师周某有很大的关系：“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
什么才是压死杨宝德的最后一根稻草？逝者已去，尚且不得而知。单就披露的信息来看，不可忽视导师与这名溺亡博士之间扭曲的师生关系。
研究生被导师当免费奴役，随意差遣，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是科研学术圈儿的“潜规则”。学生们便是实验室的廉价劳动力，有的甚至还会到导师自己开的厂里帮工。2016年5月23日，青浦区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爆炸，三名遇难者一位是中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而该企业正是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所开。尽管学校对教师开办企业有明确的禁止规定，但张建雨并不讳言自己开设企业，以企业家自居。
李鹏的不幸，是学生和导师之间关系变质的一个典型例子。“中国式导师” 权力过大、奴役学生的问题必须要引起关注了，高学历人士非正常死亡案例频发，并不能成为我们“见怪不怪”的理由。
寒门博士之死引发广泛关注，作家六六在社交媒体发表看法称给导师干点琐碎的事儿便委屈死，现在类似杨宝德一样的学生心理素质实在太差，农村娃自视过高，伺候导师那是应该的。
此番言论惹不少网友吐槽，直喊“取关”，轻巧的把一个人的死归结到情商低，不懂得付出，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不负责。的确，很多人都处于上帝视角看问题，个体的境况是有所不同，可能他确实有自己的问题，但事情发生之后应该追问同类事情的公约数原因，而不是持受害者有罪论。人人生而平等，老师更应该有人格的光辉，学生没义务像奴才一样伺候你。
大导演大编剧住快捷酒店干琐碎事情，便被六六美化成品格高尚，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处在“位高权重”的位置上。并不是说平常人干琐事很委屈，而是在导师和学生之间，权利本身是失衡的状态。
正是这种失衡才导致“学术奴工”这一“异类群体”的出现，即便念到博士，在导师面前学生还是弱势群体，导师负责制使得学生为了毕业在导师面前不敢怒不敢言。学生的命运把握在老师手里，一旦不听他的就拿毕不了业来威胁。导师负责制考验老师的职业素养，但导师的权力太大，且缺少监督，对学生而言有失公平。
透过以往媒体报道的博士生自杀的新闻可以发现，在博士生自杀原因中，论文没写好，发不出SCI，毕不了业是占比最大的原因，学业压力特别是博士毕业生的的论文压力，每一项都能成为杀死博士的一把匕首。想要完成这些，光靠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不一定能达成，导师的话语权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导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尽管在关系上导师与研究生类似上司与下属，很多学生也称导师为“老板”，称呼什么并不重要，博士生在遇到职场不顺时想“跳槽”可没公司员工那么容易。这也直接导致了为了自己的前途，受到压榨的研究生只能一忍再忍。
导师的绝对权力正是他们为所欲为的利器，前几日因性骚扰被北航处理并被取消“长江学者”称号的陈小武便是这样的案例，显然此类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另外值得警惕的是，除了学术领域，导师对学生的私人生活也表现的“过分关心”。
陈小武的举报者罗茜茜称陈小武曾在众目睽睽之下逼女学生离婚，反复问类似“是你老公还是读书更重要”“想读下去就离婚让我看到点决心”这样的问题，态度严厉绝非玩笑。
与陈小武类似，杨宝德的导师也曾表示过自己不喜欢其现在的女朋友，并称这个女生并不适合他等，无论是有意还是闲聊，类似对话在女导师和男学生之间看得不明显，如果性别对换，男导师对女学生这样，当注意性骚扰嫌疑。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界线理应明确。
在每个极端案例爆发的背后，事情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发酵。杨宝德此次溺亡并非他第一次寻死，从他发给前任导师的聊天记录中，不难寻查到他轻生的念头，并且有过自杀未遂的先例。彼时，倘若发现后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或许杨宝德的生命以及他这个贫寒的家庭都是可以被拯救的。但是生命没有如果。
读博心理压力之大外人难解，当个别人嘲讽那些与杨宝德一样萌生自杀念头的人时，有没有想过怎样去解决问题，比如建立完整的博士心理咨询系统，把他们从悬崖边上救回来。当然心理疏导只是暂时的缓解之计，破除学术权威，建立学生监督导师的机制才更加紧迫。
无论何种原因，生命的意外逝去，总会让人哀痛，年轻高学历者杨宝德之死又让这种哀痛多了一抹复杂的情绪。研究生与导师的生存图景中，公众难免会追问，这是不是又是“学术奴工”的罪恶？然而，就算死了一个杨宝德，科研环境也看不到改观的迹象，这才是最让人心寒的地方。